智能工厂-第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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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杨永泰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和日本驻汉领事暗中接触，没想到被人当作汉奸卖国贼给枪杀了。

　　　　“窝里斗’’抓获的两名刺客中，一名因枪伤严重，抗不住酷刑，死了。自称叫陈燮超的刺客供说，幕后指使者是前两年刚从**党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位上退下来的刘庐隐。

　　　　而刘庐隐此人是**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胡汉民与姜瑞元一向势不两立，一再策动各地实权军阀势力人员反姜。姜瑞元此时盛怒之下，在接到报告后也顾不得许多，立即指示戴笠秘密逮捕刘庐隐。

　　　　沈醉派出去的特务很快打听到，刘庐隐娶了个叫华蔻的姨太太，平时就住在法租界里。特务们搜寻了两三个小时，在扬子饭店发现了刘庐隐坐的车，刘庐隐和华蔻被抓到武汉。

　　　　刘庐隐忍受不了酷刑的煎熬，特务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傍晚，杨永泰赴宴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候船，被刺客连发四枪，中弹身亡。

　　　　次日清晨，各地的报纸都在刊载此事，以杨永泰的敏感身份和权力地位，突遭如此横祸，不得不引人惊愕。

　　　　杨永泰临死前曾费尽全力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呢。”

　　　　杨永泰被刺的消息在**党政界引发了一场骚乱，也使姜瑞元大为震惊，他急电湖北省政府治丧公葬，并严令军警追捕凶犯，依法严惩。

　　　　自1932　年开始追随于姜瑞元赴武汉参加对豫鄂皖边区第四次“围剿”之后，他就具体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理论，提出“安内”　必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得到姜瑞元的赏识。

　　　　直到如今被人暗杀，他是助姜瑞元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头号功臣。

　　　　痛失心腹谋士，姜瑞元也不觉黯然泣下，开始默默追忆其往昔旧事。

　　　　1928年春，北伐**取得胜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张作霖盘踞在东三省和华联占据两广都已成强弩之末外，其他派系的大小军阀已被北伐军犁庭扫穴，彻底击垮。

　　　　但是拥兵自重的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深、阎锡山，早有夺权之意，对姜瑞元的号令根本不买账。为此，姜瑞元是伤透了脑筋。

　　　　这时，姜瑞元的盟兄、时任外交总长的黄郛举荐了杨永泰，称他是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如果让他入幕，定能有安邦定国的妙计。

　　　　香山碧云寺，杨永泰在黄郛的带领下见到了姜瑞元。他下打量着杨永泰，心中不觉掠过隐隐的失望。因为杨气质虽然温润，但外卖颇显猥琐委顿之态。

　　　　然而，坐定后，杨永泰的一席话令姜瑞元不由刮目相看。杨永泰开门见山就切入了姜瑞元的心事：“北伐**已经胜利，先总理已辞世三年了，**障碍业已铲除。恕杨某人直言，总司令虽身肩非常之任，却遇上了非常难事。”

　　　　“哦。”当时的姜瑞元听候旧事眉梢一扬，立即眼放光彩，问道，“这怎么讲？”

　　　　杨永泰不慌不忙地说道：“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然纵视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服之。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好的好的”姜瑞元一听，忍不住频频点头。

　　　　1928年7　月6日，姜瑞元采纳杨永泰的建议，带领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到香山碧云寺孙逸仙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姜瑞元在祭礼中充分作秀，他抚棺恸哭，热泪如泉，弄得其他人也频频落泪。

　　　　这样一来，姜瑞元通过祭灵大典，以“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自居，凌驾于他人之上。

　　　　杨永泰为姜瑞元精心设计的这场“祭灵哭棺”之计，将其推到了孙逸仙身后唯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姜瑞元利用这种场合，强化了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地位。

　　　　紧接着，杨永泰为姜瑞元献上了他的第二条锦囊妙计“削藩推恩”，实质上是全力削藩，无恩可推。这一计最对姜瑞元的心思，并且见效也是迅速。

　　　　姜瑞元最怕的是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同属**阵营的各地方势力迅速扩大。

　　　　杨永泰当时就对其说，唐开元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到了唐玄宗时，出了“安史之乱”，主要是由于藩镇割据。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向皇帝献策，要其“削藩”，顺宗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已经削不动了，最后，唐亡于藩镇。

　　　　今虽然天下将定，但是各派势力，特别是军事势力，仍各霸一方。大的势力，山西有阎锡山、河南有冯玉祥、两湖的李济深，还有四川的刘氏叔侄、广东的李万盛，若东北易帜，又有张汉卿。

　　　　在这种时候，杨永泰建议姜瑞元应该把这些人都调到中央当官，使他们脱离老窝，同时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强化中央集权制，这叫“离窝毁巢”，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统一整编全**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活动的资本，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你这个主意好。但不好由我自己提出来，由我提出来，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必定会反对。”

　　　　“这有何难？”杨永泰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顾忌，说，“此事应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出面提出，因为他可以借口国家财力物力紧张，需要裁军，由他提一个请政府裁军的方案，这样才更有说服力。”

　　　　姜瑞元恍然大悟，兴奋地说：“对，让子文提出来，他人也不便反对。”

　　　　杨永泰乘机还向姜瑞元建议，若要把党权、军权全部抓到手，需要再来一个通电下野，因为这是以退为进的上等策略。

　　　　随着时局的变化，姜瑞元最终全盘采纳了这些策略，宣布第一次下野。但是，对权力魔杖的眷恋却令他难以释怀，顾盼留恋间显得患得患失。

　　　　杨永泰那时还特意向其打气：“总司令，诚如您所说，完成逸仙先生未竟事业，毋稍懈怠，责无旁贷。冯、阎、李三人如釜底游鱼，可以各个击破。平之则如清初削‘三藩’，削亦反，不削亦反。具体之策，永泰依然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第四集团军，经济手段解决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政治手段解决第三集团军，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军。眼下，**党内无人能替代总司令的特殊地位。”

　　　　说到此，杨永泰几乎是以斩钉截铁的口吻断言道：“去职与复职不过是一个戏法，当务之急是裁军削藩。”

　　　　姜瑞元至此深以为是。

　　　　经过华联的入湘作战大战，以及后续的中原大战，还有东北张汉卿易帜，杨永泰为姜瑞元谋定的“削藩推恩”奇招终于取得全面胜利，使得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逐鹿中原的游戏结束后，姜瑞元把目光投向了武装割据的红门领导下的各赤色根据地。他亲自坐镇南昌，对赣南、闽西的中央赤军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已经担任姜瑞元幕僚长的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戎机。

　　　　姜瑞元建立的南昌大本营是一个集权的宝塔尖似的指挥机构，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各方汇总而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各种公文盈案累牍。

　　　　杨永泰见状，便像清廷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一样，先阅览各种来文，用10到100字概括要点，又拟定出上、中、下三个方案附于公文之上，供姜瑞元选择。不仅减轻了姜瑞元的负担，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令对方大为满意。

　　　　苦心换来了回报。1932年，杨永泰又被姜瑞元任命为南昌行营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炙手可热。

　　　　当时**党所有的重要军政文电，都必须先经杨永泰过目，再由他作为“二传手”转递给姜瑞元定夺。甚至连一些军政要人来南昌面见总司令，都须经杨永泰定夺。

　　　　姜瑞元在“围剿”各苏区赤军时，常因收效甚微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永泰对姜瑞元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些判处死刑的“手令”，待姜瑞元怒气消后再加以挽救。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杨永泰挑唆姜瑞元所为，因而更加衔恨于他。

　　　　杨永泰百口莫辩，他宁愿自己受屈，也不让姜瑞元的尊严受损，可谓是恪尽人臣本分。有时，秘书陈方为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姜瑞元的“手令”给军官们看，借以说明真相。

　　　　杨永泰得知后，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

　　　　对于杨永泰的忠诚，姜瑞元心知肚明。但他不想因为杨永泰而招致众多其他亲信的不满，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姜瑞元便对杨永泰暗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职。

　　　　杨永泰不明就里，公然明确表示此时不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姜瑞元也只好让他继续留任。

　　　　消息传回广州，华联内部也是一片愕然，对于杨永泰之死，一是觉得可惜，而是则有欣喜。此人一除，**军就等于失去了大脑，平常之事倒还可以群策群力，但若遇机要大事，难免会有失着。

　　　　但姜瑞元的失误，与华联正是好事，自不必忧虑。

　　　　不过此风不可长，暗杀终不是正道，更是难免让人有着兔死狐悲之感。彼此或有政见不合，如果一味诉诸行刺等手段，未免太过下作，更会引发恐慌和不必要的死伤。

　　　　就算是以暗杀起家的**党，现在内部也是收敛了许多，不会将这种手段用于台面人物的身上。

　　　　对于此次暗杀的势力背景，不仅**政府在关注，钟泱也让周华彻查。不久之后，真相便逐渐浮出水面。

　　　　**党内各种内部暗杀已经成为习惯，自汪兆铭被刺之后，在1935年12月24日有金陵**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寓所后门外被刺身亡。

　　　　而今政学系“灵魂”、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遇刺身亡。这是此时震惊国内外的两次暗杀事件，对于是谁组织的这两次暗杀行动，一时莫衷一是。汪兆铭虽然被刺，但侥幸未死，所以无法与这两件刺杀案相比。

　　　　由于政学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为世人注目，因此，外界普遍都传闻是cc系所为。实际上，这两次成功的暗杀事件与cc系并无关系，而是一个存在时间很短，且独立行动的秘密小团体“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之所为。

　　　　随着地宫情报人员调查工作的深入，**党党国教育体制下衍生出来的许多类似的拥有狂热信仰的黑色地下组织，也不断出现在钟泱眼前。

　　　　第三百五十六章　卧龙饮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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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七章　真相伊始

　　　　第三百五十七章　真相伊始

　　　　1936年11月，广州的天气稍显凉意，今年入秋的节气明显来得较晚，不过还是让人感到舒爽。比起夏日的炎热和湿闷，秋冬时节的两广气温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周华神色匆忙，手里拿着前段时间的调查报告，是关于西北军政态势与杨永泰被刺一案的跟进调查。

　　　　红门赤军已经经过长征，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组织形态，都可谓脱胎换骨，与往日发生了剧烈地变化。在艰苦的跋涉中，狂热的信念被忍耐与死亡所积淀，凝聚成了可怕的气势。

　　　　小心翼翼地敲响了钟泱书房的木门，周华顺便正了正衣冠，一身简约干练的汉服，剪裁得非常得体。将瘦弱的身躯里那股坚韧锐利的气势，完美勾勒了出来。

　　　　“进来。”屋内传来钟泱空灵的话语声，周华应声而入。

　　　　“会长，西北地区的情报资料目前还未能完全查探清楚，只是知道张汉卿与红门的吉少山和马子任接触频繁，恐有密议。”

　　　　听着周华的陈述，钟泱暗自盘算了一下，这个时空如果与原本的历史偏差不大，那么接下来的肯定是所谓双十二事变。估计张汉卿勾结红门，也是为了逼迫姜瑞元提前抗日，有感于**军越来越强势，他也唯恐再无东北军崛起的日子。

　　　　“嗯，这件事加紧查探，不可草草了事。杨永泰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言及此事，周华也早有准备，此时立即回话：“详细经过**党内部还在查探，不过觉我估计，这并非党内斗争的结果。无论是汪兆铭还是胡汉民，亦或者诸如二陈之流，都无魄力敢断然对杨永泰下手。”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股潜藏在阴影中的暗杀势力，对于我们而言也是莫大的隐患。”钟泱目光微闪，半眯着眸子，他很不喜欢这种热衷于用刺杀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个人或者组织。

　　　　从古至今，都没有依靠暗杀而成大事者，反而会把大好的局面葬送。于国于民，都是强调利益与人心大势，凭着此等阴谋诡计，只会让鲜血白流。

　　　　拿起周华递上来的报告，钟泱越读越是心惊，并且对于这些满脑子都是爱国思想的暴徒感到无奈。

　　　　据地宫的外围情报势力调查，得知原来“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叫陈有光。此人在1932年时曾参加过遵从姜瑞元旨意所组织的“中华**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

　　　　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才会纷纷猜测此事是**党的内斗所致，反正这类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孙逸仙时代就多次使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然而仔细想想，其实根本难以说得通。暗杀其他人还说得过去，杀杨永泰，姜瑞元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别看杨永泰在党内人缘极差，或者说政学系与其余派系争权，甚至还有人认为杨永泰为姜瑞元所猜忌。

　　　　然而实际上，政学系总共才四十几人，并且都是无兵无将的文官政客，如何争权？以杨永泰在党内军内的恶劣人际关系，并且有时独然一身的军师，如何引得姜瑞元猜忌？

　　　　为了这样一个人，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姜瑞元，公然挑战国府的威严，恐怕就连二陈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胆。

　　　　但这个陈有光，明显就属于不怕死的狂徒，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根本就不在乎杨永泰的身份和对于整个**党政权的意义，敢于行刺。

　　　　而姜瑞元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用狂热的国家主义理念去对这些年轻人洗脑，如今却又无法呼吁这些人服从国府的政治安排，最终是断送了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杨永泰之死，是**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曹操失去了郭奉孝，终有赤壁一败，而姜瑞元在这个如此敏感的时刻失去了杨永泰，更是会在不久之后遭遇西安事变这样的背叛。

　　　　果然是天意难测，姜瑞元这个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终还是被大势所弃。

　　　　1933年，陈有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与同事谈到自己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谁知却传到训练主官康泽的耳中，引起康泽的不满，且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

　　　　陈有光见此，担心遭到不测，于1933年秋丢掉庐山训练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化名逃亡上海。

　　　　其时，正值日军疯狂对华进攻，先后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及进占长城各口事件。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南京当局对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对内于亲日派又不加惩处。

　　　　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亲日派的行径及当局的作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明里暗地应运而生；“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5年初秋产生的。

　　　　可以说，最早是**党扶植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组织，后期却又无法制约，最终被这种狂热的火焰所灼伤。

　　　　陈有光在上海隐居的年余时间里，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耻辱，又受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希望在抗日报国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他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风的感染，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为此，他游说于相识之间，先后联络了肖佩韦、刘镇南、项应昌、裘积玉、袭柏舟、陈夔超、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

　　　　地宫调查获得的情报比较详细，还是多亏了各种身具高科技微型设备的谍报人员潜入了**党内部，才能得到不少这些资料。而经过整理分析之后，更是从中整合出了许多连**党都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这个“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发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内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让钟泱一目了然。

　　　　原来在刚成立之处，这个组织所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其关键在于经费。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

　　　　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献出来，同时倪又动员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

　　　　而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

　　　　这假币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无法分辨）有了这两笔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看到这里，钟泱又不无恶意的猜想这是否是苏俄对**党的假币战术，因为华联内部也出现过这类事件。追查后的矛头同样是直接指向苏俄，还有红门左派那些苏犬。

　　　　首先，他们开始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武器居然从**党的首都宪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团”成员袭柏舟利用自己与宪兵司令部营长何瑞初的关系，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

　　　　读着这一段钟泱不得不摇头叹息，**党严格控制民间的武器持有，然而实际上除了穷得吃不起饭的赤贫者，能够购买到枪支的人并不少。这些从**军中倒卖出来的武器，然后又用于刺杀国府的军政高层，实在是讽刺。

　　　　有了武器以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确定将汪兆铭、杨永泰、唐有壬、黄郛、张群、李泽一等列为行动目标。重点放在日本人活动频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还未开始行动，国光通讯社的狂热爱国记者贺君已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行刺汪兆铭，使汪兆铭受伤。

　　　　而汪兆铭遇刺后，主和的亲日派反而更活跃。为了打击亲日派的气焰，“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经过反复讨论，确定将与日本人“勾结”最紧的**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列为第一暗杀目标。

　　　　对象确定之后，“除奸团”成员便开始调查了解唐有壬的有关情况。在杀杨永泰之前，就是这个唐有壬成了第一个目标。

　　　　当时他们还到唐的寓所周围观察地形和环境，发现唐寓隔壁一幢房子空着等待出租。他们马上以重金租下了这栋房了，并安上电话、购置家具，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出入皆叫汽车代步，以避免邻居、尤其是唐家生疑。

　　　　为了弄清唐有壬的面貌，除奸团的成员们颇费了一些力气。

　　　　经过大家出谋献策，才想到南京的照像馆为了招徕生意，都有名人的放大像挂在橱窗里。于是派出肖佩韦到南京弄照片。肖到南京活动了几天，将除奸团确定的其他暗杀对象的相片都弄到了，却唯独唐有壬和李泽一的无法弄到。

　　　　无奈之下，除奸团只好采取硬盯的办法；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唐每周只回上海一二次，时间大多为周末，其服装华贵，且出入都有保镖随从。

　　　　1935年12月24日上午，发现唐已回到上海寓所，并在下午3时左右乘车外出，除奸团冒充报馆的名义给唐公馆打了个电话，证实刚乘车外出的就是唐有壬。

　　　　于是除奸团便马上开始行动，进行布置，很快租来一辆黑牌照汽车，用作行动准备。这时的上海黑牌照为私人自用车，白牌为出租车。

　　　　下午4点左右，除奸团成员刘镇南、裘积玉隐蔽到唐公馆隔壁的汽车里（预先租下的），等待唐有壬返寓时出击。

　　　　6点左右，唐有壬由安和寺路汪宅返回世东路寓所。刚下车，还未上寓所后门的石阶，即受到刘镇南、裘积玉的枪击，唐当即身亡。

　　　　枪击唐后，除奸团成员马上坐上预备好停在附近的汽车，开往英租界，全体成员随即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广州。

　　　　1936年夏天，除奸团回到上海，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之间刘镇南、裘积玉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侦破，判处死刑，至死也未暴露组织。这些人虽然狂热，但并非是野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