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2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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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汉卿因为是客军，本身又背着恶劣的名声，虽表示忍让，仍未能排出双方之隔阂。张、杨关系由敌对、猜忌到合作互赖，这其中与杜重远的连番沟通有密切关系。

　　　　1935年11月高崇民携杜重远致杜斌丞的介绍信由北平来西安，即致力于张、杨两部上层疏解、沟通。不久，孙达生等红门门徒也抵西安，即负责王以哲之六十七军与杨的联系。高崇民、孙达生颇得杨之信任。

　　　　张、杨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中央军的基础迅即奠定，红门和苏俄在这里也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张汉卿倒是个二愣子，没什么真才实学，被吉少山一番忽悠，就脑门子发热的带头发动了这次几乎等同于叛变的兵谏。

　　　　至于杨虎城，这人与红门的关系已达十年之久。其部下文武官员很多是红门门徒，如秘书长南汉宸，秘书王菊人、王炳南，武人如许权中、张汉民旅长等。十七路军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也多受赤化鼓动，狂热而盲目。

　　　　而在这一次兵变之中，金陵帝都方面的各方势力都是蠢蠢欲动，姜瑞元还在之时到可以镇压下次。可如今群龙无首，许多跳梁小丑也开始粉墨登场，意图置姜瑞元于死地的政敌，不在少数。

　　　　12月14日，星期一。

　　　　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聚集在丁家桥。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平息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戛然而止。贺衷寒阴冷得意的表情，让居正意识到了事态很可能朝着难以控制的恶劣方向发展。

　　　　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目光呆滞，整个人像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会堂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

　　　　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光投向了贺衷寒。

　　　　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曾谈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这时孔祥熙与贺衷寒都在她左右。

　　　　宋美龄的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还压制了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开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裸地把姜瑞元当作一个死人、“烈士”，“……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委座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姜瑞元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姜瑞元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达275人。都是些原本被姜瑞元压制得政敌和游离于权力核心外围的边缘人物，炽烈的野望，在一些人的内心之中越烧越旺。

　　　　对于贺衷寒而言，哪怕用全中国的气运来陪葬，也必须换取他自己实现心中野望的机会。

　　　　公开信次日在海内外发表。印制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2月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在他们的策动下都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

　　　　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叛军。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党国的教育机器被全面启动，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姜瑞元也在所不惜

　　　　这一天午后，丁家桥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者可以“异党疑犯”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这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之所以可以如此行事，还是赤化狂热体制天然的权力弊端。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二千名蓝衣社军官，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他们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异常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姜瑞元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

　　　　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所谓“白衣誓师”，是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的一场大戏。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但陈立夫并不愚蠢至此，他对此事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不过是党内一群野心家的坐地分赃，目的还是在于要瓜分部队军权，这些明目张胆的举动，使南京官场开始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的野心。

　　　　这件事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

　　　　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藉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白衣誓师”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汉卿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姜瑞元。

　　　　只有帅气而没有脑子的张少帅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

　　　　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磅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刚满50岁的姜瑞元，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刻，钟泱也在遥远的广州，时时刻刻关注这里的事态，之所以不主动插手此事，还是因为没有必要。

　　　　若姜瑞元如同原本时空的历史中那样奇迹般生还，那么凝聚在一起的**党也必须要和日本死磕。而如果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姜瑞元不幸死去，那么一盘散沙的中国或许会在短时间内被日本占领大片土地。

　　　　不过以华联的军事力量，无非是亚付出比原先预计更大的伤亡和损耗，但胜利毫无疑问属于华夏，。我们输得起，这才是大国的底气

　　　　所以他才能从容不迫，好整以暇的在广州遥遥相望，静待时局演变。

　　　　1936年12月17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住了战争。这日清晨，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果真是自古天高意难测。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的“患得患失”心态，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

　　　　第一个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已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事变已经一周，善于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都在嘀咕。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姜瑞元昔日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而这一点立即被神经紧绷的宋美龄给牢牢把握住了。

　　　　“患得患失”的神经贯穿着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吉少山，在西安，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姜瑞元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脉。

　　　　原本鼓动兵谏的人就是吉少山与马子任，如今因为苏俄的强烈反对，却又改弦更张，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且与姜瑞元达成协议，让数万赤军获得了正式的政府编制。

　　　　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将晦涩暗淡的阴谋，一手导演成惶惶阳谋，的确是马子任的气魄，更是吉少山的才学智计。

　　　　第三百五十九章　天意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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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章　劫后余生

　　　　1936年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与中原都是风和日丽。

　　　　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就于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姜瑞元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军的元老勋臣、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姜瑞元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介事地用来四处动员。第二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18辆轻装甲车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着一团。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

　　　　至下午四时，奉军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华县、东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直到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宋美龄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一天，宋美龄她不顾劝阻，在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在她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戴笠。

　　　　戴笠出示了张汉卿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到达西安之后，终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花花少帅张汉卿。

　　　　而心急似火的宋美龄也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姜瑞元。姜瑞元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过去那被俘的10天里，这个曾经野心勃勃的党国之主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

　　　　期间很少说话，就算说，也是“你们杀了我吧”，以及“我是你们的领袖”这一类的硬气话。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

　　　　但始终，对姜瑞元的评述与看法都是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谁都无法说清楚他，就仿佛这个人就和这诡异无序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

　　　　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

　　　　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能够直面着lun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

　　　　与这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

　　　　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并且在佛教虚构的那个极乐世界中，寻找着精神的依托，生于乱世，这是许多人的选择，无关贫富贵贱。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时势造英雄，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甚至因为婚姻，而改变了对佛教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门下。

　　　　他那种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这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逸仙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逸仙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

　　　　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

　　　　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

　　　　他以“第二期**”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

　　　　姜瑞元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

　　　　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姜瑞元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