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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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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姜瑞元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
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姜瑞元自西安事变后，其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更不再以长者自命。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
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汉卿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汉卿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
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
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
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
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大彻大悟的一天。
只是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
他已经30岁出头了，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
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
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
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
不管以后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姜瑞元，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姜瑞元就是他的根本。毫无背景的他，只能去依靠姜瑞元这棵大树。
12月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日后马子任与朱代珍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让其于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自是心领神会，回到开封后，他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事情或有回转之机。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姜瑞元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姜瑞元被释放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他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顾的“小老弟”了。
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姜瑞元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各怀心思的23日，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吉少山，女的则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汉卿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这是一个女子在即将失去丈夫之前的疯狂与决意，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绝望所能爆发出来的狂野力量。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
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就在当天晚上，冒牌的基督徒姜瑞元，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姜瑞元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年的圣诞节，在西安，是姜瑞元赢了。
但即便如此，赢得了生命，同样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整个帝国。西安事变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身为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党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如今却遭遇了这样的兵谏，威望已经是荡然无存。
原本积累下来的冤屈、怨恨和鲜血，将会蜂拥而起，直到真正撕裂这个原本就很松散的国家。而红门左派余孽在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却获得了喘息之机，并且立足西北，背靠苏俄，成了心腹大患。
在日本方面，中国暴露出来的不稳定政局，更是刺激了日军内部主战派的嚣张气焰，政友会再也无力压制这些狂热的暴徒，因为中国的虚弱与内乱，已经明白无误的展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
而罪魁祸首就是马子任与吉少山这两位阴谋的策动者，无论本意是为了什么，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要为此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牺牲一代人的性命，以及未来百年的国运。
国贼，这才是国贼，被掩埋于历史之中的阴暗面。
………………………………
第三百六十一章 西北瓦解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姜瑞元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随后就是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只留下数道还明显处于错愕之中的身影。
当天夜晚，姜瑞元留宿洛阳，张汉卿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姜瑞元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姜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内容赫然是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姜瑞元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姜瑞元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
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并且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汉卿发表过广播讲话。
这两人都令姜瑞元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姜瑞元认为必有异心。
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在1936年时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
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姜瑞元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这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
姜瑞元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姜瑞元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这个在整个事变中最为活跃的主战派头目。
一直到1937年2月，姜瑞元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长老了许多”。
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而最先接见的是腾杰。
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无当年的热情、自信和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姜瑞元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姜瑞元。
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姜瑞元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可对康泽，姜瑞元就变得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
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吉少山等人谈判赤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姜瑞元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
换句话来说，他是在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姜瑞元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姜瑞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姜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姜瑞元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可知的是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就从这个午后开始的。
三个多月后，贺衷寒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姜瑞元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1937年3、4月间，姜瑞元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这个几乎因为赤化思想而死去的军事集团首脑，终于停止了这种疯狂的理念渲染，并且下定决心开始对党国内部进行改革，慢慢脱离赤化的体制和模式。
只可惜，这一切都太晚了，中国没有时间，姜瑞元更没有，历史已经成了脱缰的野马，无人可以掌控民族的命运。野心在的绚丽花朵，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还是会在点燃的烈焰中化成灰烬？
······
1936年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华红门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
几人尚未动身即被中华红门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
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而红门的第二领袖吉少山于中午1时致电马子任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的内容是：“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
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吉少山传达中华红门总部30日晚关于赤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
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
这就是红门的行事风格，为了达到所谓的**理念，不讲道德lun理，不讲民族立场，只有简单而粗暴的武力夺权。
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
事至于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吉少山等协助平息此事。
考虑到红门门徒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吉少山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赤军驻地。
于此同时吉少山告诫云阳的彭得华等赤军的领导人，言及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无论犯下何种罪行，只要是党内的核心成员，吉少山都回极力保下。他不仅仅是一位深信因果报应的佛教徒，更是红门的高级领导阶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公理、良心与正义。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吉少山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这种错误，成为了彻底毁灭东北奉军的导火索。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紧接着，过去深为张汉卿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汉卿与红门联手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马子任等中华红门的领导人深感意外。同样是胸怀大志的马子任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吉少山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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