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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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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于华夏而言,是非常悲剧的事情。
中日双方在上海一地不断投入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守军是**中央军的主力。此役**党方面先后投入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在75万人以上。
而日军投入5个师团1个旅团达20万人,鏖战两个月后,日军的依靠强大的火力突破中**队防线,所幸此时中国虽败而不乱。
10月20日,日军秘密组建第10军准备对中**队实行大包围,11月5日军第10军10万人在金山卫登陆,中国统帅部因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干涉,拖延了撤退时机,但此时西方国家绥靖之风盛行,称中**队主动在上海非军事区挑起战争为破坏和平,对中国的要求置之不理。
几天后日军包围网即将形成,前线中**队大乱,部分部队为避免被围已经自行组织撤退。姜瑞元不得不同意撤退,在撤退过程前,因没有讲明各部队撤退顺序。
三四十万**将士挤在几条公路上,被日军空军轰炸,为此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数十万将士在撤往南京时分散,为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埋下伏笔。12万守军各自为战,无法统一作战,数天南京就告陷。
这次淞沪会战,**党虽然战败了,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但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争取了时间。它让世界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姜瑞元也从和平的幻想中脱离出来,开始直面惨淡的事实,形势已经恶化到了最可怕的程度。他决定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他更要证明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军虽处于被动地位,一再后撤,但仍控制上海,这无疑是与日本当初的判断和盘算背道而驰的。
日本是个狭小的岛国,资源有限,同中国这个庞然大国比拼耐力和韧劲,是万万消耗不起的,因此惟一途径即是速战速决。
然而此时,日本统帅部对于日军经数次增兵后依旧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甚至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会战态势,感到极为恼怒,同时也大为焦急。大本营经过审慎研究商讨后,认为中国的**军已倾全国兵力之五分之三云集上海,已然摆出决战架势。
而此前日军一直放主力于华北方向寻求决战无异战略部署的浪费,因而提出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役,并决定将战略重点转向华中、华东。
为此,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日军统帅部还于10月20日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共约12万人的部队,组成第10军,由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实施登陆作战以打开局面。
同时命将在华北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淞沪前线日军兵力至此增至27万人。其中包括陆军9个师团另2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空军力量。
11月13日,**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虽然军队战败,但烈士英灵炽热,国家还未到绝望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军的部队向吴福、澄锡国防线撤退,江阴保卫战开始。至此**军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打破 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拉下帷幕。
西安事变造成的恶果终于在此时完全体现出来,日本陆军本部看出了中国内部的分裂与虚弱,最终是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姜瑞元领导下的**军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军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
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这可是近50万人
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万5千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
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
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
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
于是,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
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
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40万人马,以及从江浙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
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
仅有的大约80000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姜瑞元召见了康泽。
此时,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姜瑞元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姜瑞元,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兆铭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
甚至还说出了如果马子任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这类的话语。为了抵抗日本,姜瑞元已经无法继续坚持过去的政策。单纯依赖英美的扶持还不够,必须从苏俄获得更多的助力才可。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
宁沪地区已经一片焦土,在大约3个月的大会战中,代表中国的**军战斗序列损失了近30万人的精锐部队。可日军的进攻,已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
11月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是已满22岁的林培琛。他们先延着津浦路向北到连云港,然后在连云港转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
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一直到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分人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十部卡车、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
或许在6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别动队员。车队静默无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上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的,受命潜伏在宁沪。
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
最后,1937年12月3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的一艘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
12月12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
当时,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于是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晚上急速行军,蜿蜒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一路上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作战。
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进入南京的这一支日军部队,大多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部队,许多士兵年近中年,沾染了许多社会上的不良习气。加上这次战争准备仓促,军部甚至下达了“粮食自筹”的命令,这其实就是抢劫。
而抢劫往往伴随着杀人,数月来连续不断的血战,使得这群人类变成了野兽。
………………………………
第三百六十四章 南京!南京!
南京,将近二十万冤魂在痛苦中凄厉地哀嚎着,残垣败瓦间,随地可见中**民的尸首。这场惨烈的大屠杀还是发生了,中日两国也最终结下了永世不可化解的仇恨,这是屈辱与愤怒的种子。
在未来的两百年里,主宰着整个亚太区的动荡与杀戮。
溃败的军队和麻木的乱民,被全部残忍的杀死,还没来得及带走的财富与物资,全都被日军收缴。
南京保卫战是一次遭到惨重损失并且非常失败的战役,其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完全没有必要,这时中国**军的大部分将领也反对死守南京。死守南京的计划是唐生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的“极左”路线的产物,而与此同时,唐生智此人也是说得出做不到的软蛋。
保卫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和塑造“爱国者”的面子。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这样“极左”的爱国口号,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出来阻止,因为大家都怕承担卖国或汉歼的罪名。
身为一军主帅的姜瑞元之所以不肯不战而放弃南京也是害怕承担 “卖国”的罪名。但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塑造“爱国”的形象,实在是太过残酷的交易。
然而令人震惊的还是**党官僚的**程度
唐生智在公共场合上信誓旦旦的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并销毁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军民的所有退路。
但暗地里却为他自己准备了逃跑用的船只,并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对于唐生智的撤退命令,外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生智自己下的撤退命令,另一种说法是姜瑞元向唐生智发出 “若不能坚持可以撤退”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唐生智都付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军队司令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一定要说明向哪个方向撤退、以什么方式撤退、谁先退谁后退、谁来断后掩护,这是司令官的起码责任。
绝不能说一声“撤退”,就扔下军队不管自己首先逃跑。如果唐生智能够少贪生怕死一些,指挥南京的军队有组织地撤退,绝不会死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中,象唐生智这样口头上最英勇无畏,实际上最贪生怕死的**官僚,绝对不是少数。
这一场悲剧,本不应该发生,但可惜这是宿命的交集,中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的在这件事情上犯下了严重的决策错误。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姜瑞元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来拖垮日本。
1937年8月11日,姜瑞元将他最精锐的、由德国将军亲自训练的全德式装备的三个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投入上海,主动向在上海租界的日军进攻,使中日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面战争。
随后姜瑞元向上海投入了70万大军,迫使日本向上海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20万人的上海派遣军来与中**队抗衡。
上海战役中日军的伤亡多达5万余人,中**队的伤亡也多达27万余人。为了打开上海战线的胶着局面,日军又派出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的10万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夹击中**队。
1937年11月5日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使中**队面临背腹受敌的局面而被迫撤退。1937年11月9 日,上海失陷。
上海陷落后,距离上海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上海失陷两天后的,姜瑞元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
在该会议上,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等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上海和南京之间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
而且中国**军部队的主力在上海战役中死伤消耗甚大,战斗力的恢复需要相当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对日作战战略是持久战,并不在于争夺个别城池的得失。姜瑞元的德**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可是这时唐生智却站出来激昂地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愿意守卫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
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过去曾二次参加倒姜运动。到1937年,唐生智在**政府中已仅仅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名誉官员。这次唐生智出来主动请战,也是出于一种企图恢复军权的功名心。
唐生智这样激昂的爱国主义发言和决心,使其它将领都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姜瑞元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
从内心来讲,姜瑞元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因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在战略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但由于9・18事变以来,姜瑞元一直被贴上不抵抗的“恐日病” 标签,他害怕下令不战而放弃南京,又会被社会舆论和他的政敌指责为投降和卖国。所以其希望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短期抵抗,以应付社会舆论。
但唐生智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议,在道义上尽占上风,使姜瑞元最终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战计划。死守南京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后来南京军民的重大伤亡,是南京大屠杀的契机。
与**政府不愿防守南京的目的一样,这时的日本政府同样没有发动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让在经历了3 个月艰苦作战和巨大损失的日军“凯旋归国”。
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
可是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一周之后,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
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11月20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
两天之后,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
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象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军。
多田次长等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11月28 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
在**军方面,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姜瑞元的最精锐部队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以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人数约为一万二千余人的教导总队。
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上海战役中人员损失都已过半,士兵的大多数都是临时补充的新兵。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预备役的征兵制度,这些新兵都是从农村临时召集或强行抓来的壮丁。
这些新兵完全没有受过基础的军事训练,使三个主力师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只有教导总队有较强的战斗力。
1937年11月20日,**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日以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已全部撤离南京,姜瑞元夫妇也于12月7日飞离南京。在国民政府撤离前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唐生智司令悲壮地发誓要和南京共存亡。
南京的行政机构撤走后,**政府将南京的行政责任委托给由德国人拉贝为首的十几个西方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则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保护一般平民难民的安全区。
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一条路。
可是唐生智却摆出了“背水一战”的布阵,将长江上的渡船全部销毁,自己断绝了南京守军的退路。唐生智还把三十六师布置在面临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下令如果有人试图向城外逃跑就开枪阻止。
12月9日,松井司令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队在12月10日以前投降,但中**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于是日军在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南京的城墙高达20米,宽13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但守卫光华门的是最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
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抵抗也十分顽强,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 余人,其中战死者有2600人,负伤为4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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