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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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过来。

　　　　一匹精壮雄伟的枣红马，从街的那头轻快地驰了过来，那马相当高大，毛色光亮，顺长的身子上，骑着一位着黄呢军服的英武的将军。枣红马后边，紧跟着一匹慓悍的黑色战马，马上的壮士头戴草绿色钢盔，腰上挂一支匣子枪。

　　　　“看到了吗？那枣红马上坐的就是白长官”

　　　　“嗬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位白将军，就象当年威镇徐州的吕布一样”

　　　　“不，我看他更象刘备”一位穿长袍的相师，啧啧称赞道：“此人天庭开阔，目宇生辉，鼻华丰隆，又有上天眷顾，必成大事”

　　　　“有白将军坐镇徐州，我等就放心了”

　　　　“日本鬼子算什么东西”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鄙夷地说道，“他们不就炮多一点，飞机多一点吗，咱中国人不怕死，又有白将军指挥，鬼子就别想亡中国”

　　　　“听说**军要在徐州打大仗啦”

　　　　“那还用说，徐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三国之战，唐宋元明清，但凡天下大乱，徐州都有仗打”一位学究先生模样的老者在旁插话。

　　　　“韩复榘不战而退，把山东丢给了日本人，听说委员长在开封开会，当场就把韩复榘给宰了”

　　　　“该杀该杀谁叫他不打鬼子，把俺山东大好的地方让鬼子占了，弄得俺们无家可归，流落他乡”

　　　　正说着，那枣红马已经走过来了，有几位好事的老板，竟燃放起长长的鞭炮来。

　　　　白崇禧和卫士的乘马皆是久经战阵的，听得鞭炮声，只是骄傲地把头昂了昂，鼻子抽动着，贪婪地呼吸着那火药味儿，发出一声壮烈豪迈的嘶鸣。随着鞭炮声响起，锣鼓喧天。

　　　　那些街头卖艺的男女艺人，擂鼓敲锣，唢呐齐鸣，吹奏起古时大将得胜回朝的凯旋曲来。一名绸布庄的老板，捧着一匹大红绸布，跑到李宗仁的马前将绸布绕成一个个大圈套到那枣红马的脖子上，那枣红马似乎也感到了无上荣光，兴奋得不断地昂头摆尾。

　　　　骑在马上的白崇禧，顿时热泪盈眶，忙举手向热情奔放的徐州父老敬礼。他遇马回来，便关切地问参谋长徐祖诒：“今天有哪些部队抵达徐州？”

　　　　徐祖诒面色公瑾，连忙答话：“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和邓锡侯、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已开抵本战区。”

　　　　“好，很好”白崇禧点上一支烟，对着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看了一会儿，说道：“他们来得太好了。我准备调庞军团守临沂，调川军守滕县。”

　　　　徐祖诒却皱着眉头，苦笑道：“司令，现在南下的敌军坂垣师团直指临沂，矶谷师团逼近滕县，这两支敌军，都是侵华日军的王牌军，我们以杂牌去对王牌，恐怕……”

　　　　“哈哈，”白崇禧对此毫无惧意，他放声笑：“杂牌，不错，连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也是杂牌哩杂牌官指挥杂牌军，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红门的新赤四军，够杂的啦”

　　　　他扔掉香烟，两手叉在腰上，脑海里不禁又浮现了方才在街上邀马时的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他激动了起来：

　　　　“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内战，除了北伐，民众热诚地支持我们外，我们什么时候象现在这样得到过老百姓真心的支持和爱戴？一个真正的军人，他一生最崇高的荣誉，不是军阶，也不是地位，更不是勋章，而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诚爱戴这样的殊荣，我李宗仁已享受过两次。徐参谋长，如果这次徐州会战，我荣幸战死，请你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墓志铭：白崇禧一生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打过北洋军阀；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日本侵略者，为国而死”

　　　　“司令”徐参谋长也为白崇禧悲壮的情怀深深感动。

　　　　“我这个杂牌司令长官，有这样的感想，我相信，那些杂牌兵、杂牌官们，也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感想。我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何杂之有？”白崇禧说得声震屋宇气壮山河。

　　　　“对师克在和不在众，两军相逢哀兵胜”极有军事素养和幕僚经验的徐参谋长，从白崇禧这两句话中深受启迪。

　　　　“杂牌是牌，王牌也是牌这就看打牌的人怎么打了”

　　　　白崇禧两眼闪亮，他指着地图：“我料定敌人此时必然骄狂无比，我要掌握住他们这‘骄兵必败’的弱点，以我们可能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

　　　　“司令，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虚，无兵防守，敌人很快会由南京、镇江、芜湖北进，拊我徐州之背。”徐参谋长对此非常忧虑，他唯恐日军看出了己方的虚实，来个避实击虚。

　　　　“对”白崇禧也是同意：“请你立即电令守海州的韦云淞三十一军调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明光以南，多为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易于防守，而不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发挥威力。”

　　　　“这里打阻击战是个理想地区。但是，三十一军是刚新成立不久的部队啊，能否担此重任？”徐祖诒参谋长一向用兵谨慎，忙提醒白崇禧。

　　　　“我看行”白崇禧果断地把手一挥：“这可以充分发挥我军部队那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攻击精神”

　　　　“把三十一军放在南线打硬仗，我是放心的，但为了加强战力，再把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增加上去，南线可保无虞。”见徐祖诒参谋长也是认可，白崇禧便很有信心地说道。

　　　　“东北军飘泊他乡，亲历亡省之痛，国难家仇，时刻不忘，这次能有机会与仇敌相见于津浦南线，他们定能报仇雪恨，奋勇杀敌”徐参谋长很能领会主官的意图，“司令，你这两张牌打得真厉害啊”

　　　　“哈哈，在武器装备上，敌军是王牌，我军是杂牌，可是在民心士气上，我军难道不是王牌吗？”白崇禧面色轻松：“徐参谋长，这牌我们一定要打赢否则，怕是连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资格也没有了啊”

　　　　徐祖诒看着白崇禧那严肃的国字脸，深沉地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一名参谋来报：“庞军团长到。”

　　　　“请他到这里来。”徐参谋长立即嘱咐。

　　　　“不”白崇禧把手一挥，忙挡住了那位参谋，“我要亲自出迎”

　　　　白崇禧的长官部设在徐州过去的道台衙门，他匆匆跑下大阶，正好在大门口碰上庞炳勋。

　　　　“长官”庞炳勋见白崇禧跑到门口来迎接他，心里颇受感动，忙一并腿，立正敬礼。

　　　　“庞军团长，”白崇禧谦逊地还礼，拉着对方的的手：“你辛苦了”

　　　　他把庞炳勋迎到办公室坐下，亲自为庞沏茶，敬烟，执礼甚恭。

　　　　庞炳勋年过花甲，两鬓斑白，历尽风霜的脸膛上，刀刻一般布着几条深深的皱纹，那双眼睛显得特别老练沉着世故。白崇禧把刚沏上的热茶双手递到他面前时，他赶忙从沙发上起立，立正，说一声：“谢长官”

　　　　白崇禧趋前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又起立，立正，说一声：“谢长官”

　　　　“庞军团长，请不必客气。”白崇禧不摆官腔，态度十分亲切：“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庞炳勋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闪了闪，显然是受感动了，他说道：

　　　　“长官，这次我能到你麾下效力，深感荣幸”

　　　　“庞将军，我们都是过了大半辈的人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内战的旋涡中打转转，国家残破了，才遭致日本的侵略。今天我们打日本，才是真正的报效国家。因此，我们都不应象过去内战中那样，徘徊观望，保存实力，而应全力以赴，打到一兵一卒，最后把自己也填上去，这样才不愧作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军人”白崇禧言辞诚恳。

　　　　因为他知道，庞炳勋是个非常圆滑不好对付的人，他与庞素无历史渊源，而庞在历次内战中都以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现在，白崇禧要打这支“杂牌”，不得不把“牌底”摸准。

　　　　闻言之后，庞炳勋沉默了。

　　　　抗战开始，他虽然有打日本的决心，但对委员长借抗日消灭杂牌部队也存有很大的戒心，他奉调到第五战区来，知道有大仗要打，因此更是小心翼翼，深怕吃亏上当，因为他已年过花甲，失去部队，便无处存身。

　　　　因此他听白崇禧说“不应徘徊观望保存实力”的话时，马上警惕起来，深怕到了第五战区，不被日本人吃掉，便会被中央收编。他眼珠转了转，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苦笑，未曾说话，先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长官我虽身为军团长，论地位比军长高，但全军团才一共五个步兵团。可是，中央却命令我裁编一个团，将那个团的兵员归并到四个团中去，我们部队兵额都是足的，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

　　　　庞炳勋又长叹一声，凄凉与愤懑之情形于言表，“长官，我庞炳勋还说得上保存什么实力呢？仗还没打，我就丢了一个团了”

　　　　白崇禧一怔，忙问：“是真的吗？”

　　　　“报告长官，中央的电令还在我这里呢”庞炳勋从衣袋里掏出一纸军政部的电令，白崇禧看时，只见那电令上写得明白“如不遵令归并，即停发该部粮饷”。

　　　　白崇禧随即抓起桌上的电话机，为庞炳勋打抱不平：“中央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我当为你力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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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二章　背后之影

　　　　193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

　　　　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其主要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

　　　　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

　　　　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

　　　　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姜瑞元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

　　　　整个会议室里，都能听到丰悌的嘶吼声：“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

　　　　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

　　　　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

　　　　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或许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真要到了那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可以改变人间，以及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之河。

　　　　跟在邓文仪身后，刘健群也是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

　　　　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

　　　　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

　　　　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

　　　　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

　　　　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第三个步出大门的是丰悌，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

　　　　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