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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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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也苦苦劝说陈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虽然心有戚戚，但见众人都同意，他也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不过最后陈公博还是做出表态汪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他未必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断，但他敬佩汪兆铭的人品与志向，愿意誓死相随。
1938年12月8日，汪兆铭准备飞离重庆的，本来是姜瑞元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2月8日姜瑞元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
汪兆铭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兆铭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2月2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为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政友会对整个日本的战略政策控制，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
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和谈就不可以进行？”
“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
说来说去，历史纠葛在人们的选择之中，因为选择的不同而相继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和估算，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暂时住在日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
“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时的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反红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对此颇有为难之处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
“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两个人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是后来汪兆铭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愿撤兵，汪兆铭也希望能在日战区内建立起一个中国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活在敌占区的民众。
哪怕是背负起汉奸的恶名，他也在所不惜。
最难的事，不在于用死亡来宣示的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百姓利益，去舍弃荣耀和尊严。
汪兆铭不想做踏着万民尸骨的英雄，他只是去做别人不愿做的“好人”，天下难容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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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九章 失意之人
第三百八十九章 失意之人
为了让中国和日本恢复和平的局面，汪兆铭一直做着最大的努力，就如同一个爱国的新时代人一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的事业和人生。
无论爱国的方式对或者不对，但首先汪兆铭热爱祖国的心意，确实是没有半点虚假。
就在今日，搭载和谈队伍的客轮秘密抵达了上海，只在这里做短暂停留，真正的目的地是山东青岛。
目前的上海已经被华联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悬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还是可以在这里的港口靠岸。
海军巡逻队乘坐着快艇，在离港口还有三十海里的时候，就已经了这艘在荷兰注册的客船。因为不是军舰，也没有运送任何违禁物资，所以也没有多做留难。
汪兆铭站在船首默默地看着这里的情景，黯然神伤，海风打湿了他的眼角，为俊逸的脸庞添上了几笔淡淡的哀愁。
两年以前，**党还是这里的主宰者，上海的繁华与绚烂，让他依依不舍。
见汪兆铭黯然神伤的模样，犬养健也拿着一杯红酒走了，两人同样穿着西装，文质彬彬。
将高脚水晶杯递给了汪兆铭之后，犬养健转身趴在了扶手前，眸光望向远方的天际，嘴里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汪，中日两国陷入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有着太多的误会和遗憾。”
听了这话，汪兆铭也有一样的心思，他的目光焦点同样是放在了无垠的海面之上，头也不回地对犬养健说道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没有多说，而是直接就关键点开始提问不知汪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要求？”
汪兆铭皱了皱眉，才细声谈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怕犬养健误会了的立场，他还对具体细节进行了补充说明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犬养健听得出汪兆铭的担心，他何尝不是受困于国内的政治漩涡呢，连承诺都不敢请予，只能苦笑着回答汪固然是爱国的**家，我何尝不是，但这种爱，国家里的民众未必会接受，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情况其实都是如此。”
面对这种惨痛的事实，汪兆铭不得不再次感慨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
这样的话语是无比苦涩的，因为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
由于这些缘故，在和平运动的征途上，汪兆铭和犬养健都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
但为了彼此的国家，以及亚洲局势的稳定，两人都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他们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和谈者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也只有在胜利结束的时候，对于爱国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与昔日的同胞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负责和谈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祯昭，就被这样的一番话所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兆铭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呢？”
不管怎样，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
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2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兆铭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对方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兆铭建立政府的这个设想。
1939年5月26日，汪兆铭在山东济南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铭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予汪兆铭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政府以及“迁都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迁都”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合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
日方尽管对汪兆铭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
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兆铭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兆铭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兆铭提出在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上，平沼先是说除了此事的起因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兆铭建立新政府。
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共有五点。
一是中央政府由汪兆铭、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兆铭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是关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红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兆铭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和谈也陷入了困境，双方都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铭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板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兆铭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有着军方背景的板垣态度强硬难道除了北京，汪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就是这一点，汪兆铭与日本军部有着巨大的分歧。
虽然处于弱势，但汪兆铭不是弱智，他对于这种事情，当然是极力反对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见汪兆铭态度强硬，便换了一个角度谈论华北已经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兆铭温和的笑了笑我们不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迁都北京。因为北洋军政府时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现在的重庆都只是被称为陪都。迁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的临时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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