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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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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521

    第五章 曾国藩

    曾国藩1811872年

    ,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他不但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武功”

    ,成了清朝“中兴”的名臣,而且,继承中国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以自己的诗文理论和创作,使桐城派古文有了一个“中兴”气象,鼓吹和推动近代的宋诗运动,成为咸、同间封建守旧文人所推崇的盟主。在这些诗论和文论中,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近代美学史上仍有独特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第一节 论古文境之美阳刚和阴柔

    尝慕古文之境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1。

    1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47页。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东方书局印行。

    以下本章凡引自此书者,不再注书名,只分注其内含五种著作十八家诗钞、诗集、杂著、鸣原堂论文、日记。

    142

    62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这是曾国藩总结古文境之美的“八字诀”。这个“八字诀”确实“蓄之数年”了。据他在日记中说:“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淡、远、茹、
………………………………

第14节

    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

    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淡字改作和字。

    “这是第一次修改他的”八字诀“

    ,时在庚申1860年。过了三年,癸亥1863年九月,他又作了第二次修改:“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慎、勇、直、怪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

    1又二年,乙丑1865年正月,曾国藩第三次修改“八字诀”

    ,完成了他的“古文境之美”的理论。

    美的分类阳     刚阴     柔原说三次修改雄、直、怪、丽、淡、远、茹、雅庚申说雄、直、怪、丽、[和]、远、茹、雅

    癸亥说[慎]、[勇]、直、怪、[忧]、茹、远、[洁]

    乙丑说[雄]、直、怪、[丽]、茹、远、洁、[适]

    从以上所列的对照表看,尽管将“八字诀”归结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第二次修改,即癸亥说提出的,但统观起来,原说和第一次修改,即庚申说,也包含了这么一个区分。因为第三次修改,即乙丑说,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复归了原说的

    1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647页。

    2用[]号标示,各次修改、更改的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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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21

    阳刚之美的雄、直、怪、丽;阴柔之美的远、茹的两个字,也是相同的。就在他确立古文境之美的理论的同年七月初三的书信中,得出“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的结论1。这是第一点。

    第二,“古文境之美”的“八字”

    ,不单是理论推导,其中不少结合具体作者作品的分析和鉴赏,具有一定美学价值。

    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川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

    易玄山经,张。

    韩互见。

    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

    诗骚之韻,班扬。

    之华。

    茹 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 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 亢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 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2。。

    在“八字诀”中,以易、玄、山经属“怪”

    ,以诗、骚之韵,班、扬之华属“丽”

    ,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适”

    ,都还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的。

    第三,以第三次修改的乙丑说中的“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字来说,同中国古代美学概念,有着十分明显而又内在的继承关系。

    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04页。

    2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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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从人类文明史,艺术史来看,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表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作为美学研究分支的出现,也触及到美的分类;学科的分支涉及到研究对象的分化,美的分类实际上是美的分化。曾国藩认为,“万事万理皆成两片”

    1,“非两不立”

    2,例如阴阳、刚柔、仁义等等,无不如此。在中国美学史上,人物性格的有刚有柔,在尚书。洪范中已指出了。魏晋时代不仅是文的自觉,而且是画的自觉,出现了谢赫古画品录中“气韵”的美学概念,并以“气”

    “韵”对举,沿袭而为艺术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所谓气,常常是由作者的品格,气概,所给予作品中的力地、刚性的感觉,在当时除了有时称气力、气势以外,使常用骨字加以象征。”

    3“所谓韻,则实指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阴柔之美。但特须注重的是,韵的阴柔之美,必以超俗的纯洁性为基柢,所以是以清远等观念为其内容。”

    4曾国藩的“八字诀”中的“雄、直”和“远、洁”都可分别在“气”

    “韵”对举中找到理论上的渊源。

    第四,曾国藩的古文境之美是建立在“行气为文章第一义”

    5的基础上的,“八字诀”为“行气”的表现和结果;或者说“行气”是“八字诀”根柢所在。他认为:

    1曾文正公书札卷10,第36页。

    2曾文正公书札卷1,第9页。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64165页,180页。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64165页。

    5同治元年八月家书:“喻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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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21

    为文全在气盛。

    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

    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的工夫1。

    曾国藩所论文气,涉及到“气势”

    、“气味”和“气象”

    ,而以阳刚、阴柔论文气,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在圣哲画象记中指出: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渐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

    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2。

    曾国藩论古文之境的阳刚阴柔之美,从我们今人的追根溯源应是谢赫的“气”

    “韵”对举。但他直接师承的是姚鼐。庚申三月,也就是他第一次修改“八字诀”的同一年内,其日记记载: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3。

    1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6页、第52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64页。

    3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6页。

    146

    0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我们知道,姚鼐把宋儒在哲学上所讲的阴阳二气的说法,运用到文章的风格上。他认为历代的文章都是自然界阴阳刚柔的体现,只有圣人之言,能够统二气而弗偏。至诸子以后的文章,不是偏于阳刚,就是偏于阴柔。他用极为形象的笔墨,来形容两种文章风格的巨大差别。由于作家的秉性不同,因而表现在文章的风格也有所不同。

    可是真正大作家的文章,让人们一接触,所谓“观其言,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状举以殊焉。”

    1这一论点,就为曾国藩所称述,并且由两仪阴阳

    ,发展为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

    ,并且选出了一部古文四象,探讨古文境的阳刚和阴柔之美。

    姚鼐还认为,阴阳刚柔“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2“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柔而徐婉。温柔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3姚鼐的这些看法,曾国藩也大致继承了。他说:“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

    4就是说,他也和姚鼐一样,认为文之阳刚阴柔二者不是截然分开,即“偏胜之极”

    ,并认为,阳刚阴柔二者不能等量齐观,阴柔必赖阳刚运乎其中,才能自立。曾国藩深受韩愈文风的熏陶,

    1姚鼐:复鲁絜非书,文集卷6。

    2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6页、第52页。

    3姚鼐:海愚诗钞序,文集卷4。

    4与张廉卿,书札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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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31

    “慨然思蹑而从之”

    1,称赞韩文“意义层出,笔仗雄拔”

    2也许推崇、沿袭韩文,振奋桐城文气,实比阴柔之美受到更多的重视。他在书信中谈到: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

    故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繁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3。

    对此,吴汝沦深有所察,指出:“桐城诸老”大都“才气薄弱”

    ,独有曾国藩能以“雄奇瑰伟之境”广之,“以汉赋之气运之”

    4,就是在他创作实践中的验证。桐城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林纾的“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

    ,被视为“阴柔之美”

    5,则是另一番情象了。

    第二节 “文章与世变相因”

    既然曾国藩标示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古文之境,那么要达到这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古文之境,就须要在古文

    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五年。

    2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页。

    4吴汝沦:与姚仲实,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5苏雪林:林琴南先生,人间世第14期,1934年11月。

    148

    2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的内容和古文的形式上,下一番功夫。否则,他的美学思想只能是一种历史遗产的归类,而不能在创作实践中发挥作用。

    曾国藩所说的古文的观念沿袭了方苞、姚鼐的“桐城”

    一路,桐城派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散文流派。从它一开始,就和宋代的理学结合在一起,由程、朱上溯孔、孟,宣扬儒家之道:它以归有光承接唐、宋八家,上溯先秦、两汉,探源六经、左、史之文,它对民间文艺以及新兴的小说、戏剧文学,顽固地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它是保守落后的,是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文学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文派不仅多少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古文作品传世,在创作实践上显示出一定的业绩,同时更由于这一文派中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家,不断吸取古代美学和文学的研究成果,探讨散文的艺术经验,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

    曾国藩平生在治古文上是非常服譍姚鼐的。在圣哲画象记中,把姚鼐列为他对历史人物所最钦佩的32人之一;并在复吴南屏书中,对当时吴敏树诋訾姚鼐,把他比作宋代江西派的吕居仁的论述,深不以为然,以继承姚鼐之传而自命1。他在对古文写作方法,以及文章风格上,虽有所阐发,但基本上继承了姚鼐之论述。不过,姚鼐死后,桐城派遇到了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震撼,使得封建统治所要求于文学者,已经不是“华国文章”

    ,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8页。

    149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31

    而是要更直接、更实际地有助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新稳定。曾国藩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

    1的观点,从古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理论的探索。

    一方面,他为了给桐城派找出路,把“经济致用”的口号,从早期改良主义者手中夺过来,而注入不同的内容,用以代替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这个体系中“义理”之首位。他在圣哲画象记里,取“义理、考据、词章”之说,以概孔门四科,把“德行”

    、“政事”两科并入“义理”之内。而四科之中,首先标举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四人,许为“德行”而兼“政事”

    ,得“义理”之全;然后才是濂、洛、关、闽五子,只承认他们占了“德行”一科,仅得“义理”之偏,并且只承认他们是大致不差,“其大者多合洙泗”

    而已。

    2在姚鼐的体系中,“义理”

    只是宋儒的义理,程、朱是继承孔、孟“道统”的正宗,根本没有诸葛亮、陆贽等人的地位。诸葛亮的治术,一向还被理学家议其“不纯”

    ,是否够得上儒家的资格都还有问题。

    而在曾国藩这个体系中,这些实践的封建政治家却成了“义理”的最完满的代表,压在宋五子头上,巍然居四科之首。显然,此“义理”已非彼之“义理”

    ,实在就是“经济”的别称。曾国藩还公然说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3更干脆把方苞、姚鼐所谓“义理”抛到一边去。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3致吴南屏书,书札卷7。

    150

    4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所谓“经济致用”

    ,早期改良主义者用来攻击桐城派,方东树畏之如毒药;曾国藩却用它来发挥“躬行实践”

    1的疗救妙方,变成了桐城派的续命汤。陆贽和马端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物,作为反唐、宋八家,反桐城派的两面旗帜2;曾国藩又把他们夺过来,纳入自己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他是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他依据情势发展,主张要“变”

    ,反对顽守“祖宗成例”。所以他在文学上能抛开方、姚辈所谓“义理”

    ,实际上代之以“经济”。即所谓“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3可是他所要的“变”

    ,是以对外妥协,换取新装备,加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同于早期改良派主张的,即把封建**制度改变成一个对内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足以与侵略者相抗衡的君主立宪制度。所以他所谓“经济”

    ,绝不是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所谓“经济”。后来桐城派文人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指出: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4。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6页。

    2冯桂芬:复庄卫生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4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4页。

    151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531

    撇开那些拜祷讴歌的话之外,曾国藩“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

    ,就是以“经济”代之“义理”

    ,借以补救理学空疏的弱点,而使桐城派得以延续,那倒是确实的。

    另一方面,曾国藩重视写作艺术,反对程朱的重道轻文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1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2。

    此后到二程,进一步认为,从事于文,即有害于学。并转引书“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3的话相佐证。到了朱熹不象二程之绝对,但仍反对著力于文。

    语类中载:

    一曰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4。

    曾国藩虽然在思想上是崇尚程朱理学的,但对他们的重义理而轻词章的见解,是反对的。他在与刘孟容书中说:周莲溪氏,称“文以载道”

    ,而以虚车讥俗儒。

    夫虚车诚不可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殁,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后日苟有所见,而愿

    1周敦颐:通书。

    2周敦颐:通书。

    3见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4朱子语类。

    152

    6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
………………………………

第15节

    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

    1

    又说:

    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阅。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2。

    曾国藩有一部鸣原堂论文,选取了汉代匡衡、贾谊以后的古文十七篇,多从结构、气味、音调、遣词和造句等方面,进行评点,“总期足以感发兴起耳”。

    3由于曾国藩注重古文写作的技巧,他的文章,曾受到章炳麟较高的评价,说他“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9351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

    4

    从以上两方面看来,曾国藩在桐城文论体系中,既有所传承,又有所修正,而且这些修正部分,能分别从内容和形式入手,比起那些守旧说者自然要高明一些。桐城古文经曾国藩又延续近半个世纪,与他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网罗人才,扩大影响;并能够认清“世变”

    ,在理论和创作中作出了

    1与刘孟容书,书札卷7。

    2周敦颐:通书。

    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3页。

    4太炎文录。校士下。

    153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31

    努力,有一定的关系。诚如梁启超所说的:“国藩功业既焜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

    1

    第三节 诗文“言情”与“说理”

    宋代诗人,包括苏轼、黄庭坚在内,因其“以文为诗”

    ,“以议论入诗”

    ,没有很好处理“言情”与“说理”的关系,为后人所诟病。曾国藩在湖南文徵序中,曾论及了这个问题: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两端:曰理与情2。

    这话揭示了文学“言情”和“说理”的审美心理基础。人的情感和认识是不同的两端。感觉、知觉、表象、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反映。情感则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人在认识或作用于客观事物时,并不对每一对象或现象都能引起情感,人只对那些与自己的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事物,才会引起相应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

    因此,只有当客观事物的内容不仅具有普遍性真

    ,而且经过人们的实践体验确证其具有对人有益的功利性善时,人才会产生愉快、喜悦、满意的情感。人的情感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成为美感的基本特征之一。曾国藩在这里,缺乏以后王国维、蔡元培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美学、心理学的知识,只用

    1清代学术概论十九。

    2湖南文徵序。

    154

    8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自然之文”来说明“理”和“情”的审美心理基础,未能抓住本质。但以“情”和“理”作为审美心理基础的两端,审视我国历来文学现象和作用,含有一定的道理。

    他接着指出: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微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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