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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红小鬼-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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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巧系邸！�
“那么我们求其次，避免我们的人民走向错误的文化路线。所以，我们要警惕混乱的学说，警惕这个混沌的时期。日本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日本是我们文化的先锋，我们研究它，就如同研究我们的未来。”
“德国古哲学的新权威主义。看看一战就会知道，上百万人的死亡。但问题那只是停战协议，不是他们说的和平协议。后来是否有战争，也就看他们警惕性了。日本很多知识分子不以为耻，反而欣赏这些人类的动物精神。这种军国主义学说，在日本下层很有市场，很多日本宗教界人士也深深表示担忧。”
“我们也要警惕欧美的国家弊端，殖民主义的悖论。欧美现代工业革命没有多长时间。侵略中国恰好是他们混沌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他们工业品市场无法倾销的时候。他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们还要警惕士大夫文化。他们有时候是那么温和，让他自己和其他人都失去警惕。但是他们做恶的时候，不是温和的。温和与杀人，这两个极端，在士大夫身上，很容易沟通。因为没有太深的逻辑基础，他们的信仰就是家族利益，可以温和，也可以残暴。”
…………………趁着大家喝茶的功夫，陈桓也开始养气休息，到底是中医大家，大家开始欣赏这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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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五章 清算公费生
“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他是抛开象牙塔，走向混沌的标志。我们的底层人民，跟五四毫无关系，鲁迅这个人冷嘲热讽愚民，说的也是不错。但是鲁迅的主导思想太暧昧，容易让人们去寻找一个治世偏方。”
“这种寻找治世偏方，不能说是五四的成果，而是士大夫思想的延续。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从忠孝的小爱，到普世博爱；从等待接受，到主动思索。从现世享受，到永恒生命价值。”
……………………………………………………………陈桓的讲话完了。八翰林理解起来不难，但任务太艰巨了，所以问题开始了。
晏阳初准备讲话。始终坚持在一线，他是各种乡村治理的代表。当然他自己不认为是治理，而是认为布道博爱。后世离开共和国后，也一直在东南亚文化圈子做乡村教育，是联合国开发的重要典范。在座的，都是这种人，才被选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深入社会。
他们与胡适、梁思成文人圈子是有区别的，也与二代公子的圈子有区别。那两个圈子被毛大人称为国际买办知识分子，或者寄生在官僚体制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大手和同盟者。
实际上毛大人在湖南，曾经亲自参与陶行知等人的乡村教育，还经常远足到乡村。他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运动中，找到了农民运动的法子。当然目的不一样，农民的体会也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人性不同，目的就不同，选择的服务工农的路子也不一样。
晏阳初完全赞同陈桓的讲话。他说：“我的问题是，这些教育怎么普及下去。”大家都表示了相通的担忧。
陈桓说：“我们祭酒仪式，受命于天的意思，但那只是一个习俗，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应对国人，他们要尊重权威的来源。但这一个仪式，也产生一个信任的基础。”
美国教育的周诒春说：“我们只是追求真理，具体的执行还是教育部。”
陈桓说：“是的。教育部是官僚体系，他们会在推广力度和范围方面进行斟酌，我们也会给出建议。”
许璇是农业经济专家，日本帝国大学农科的专家，他也是赞同日本的变化趋势的。许璇说道：“日本农业技术很好，数学算度和规模经济也都很好。这些都让他们上层狂妄。基层农民的日子也不好，但很守纪律，这就可怕了。这个国家终究是个祸害。我们要撇清日本习惯，现在梁启超也似乎有些悟到日本的问题了。”
陶孟和是用数理统计的社会学家，也在乎教育与社会的一体化。他问到：“家庭教育是否包括在内，我们与欧洲和美国不同，我们的孩子是有不同的思想来源的。”
陈桓说道：“这还是教育部的事情。我们会给出家长、族长、私塾、乡绅、帮会、商人不同的程度的教材，社区建设的建议也会由我们推进，大企业的伦理也由我们研究。但我们尽量抛开政策的制定，免得我们成为人们的借口。”
陈桓最后说：“我们的人力资源是北京大学，恢复为国子监的本校。所以我们会尽量扩展到千人的规模，你们翰林的任务是审核他们的作品，和评价他们他们的学问。课题规划和选择是由专职的庶吉士，也就是博士后们来做。我们最先的任务就是推荐第一期的庶吉士36人。”
范旭东问道：“我们是否是官员体制？”
陈桓说：“大元帅的意思很明确，当朝一品。庶吉士为二品。博士是聘用，我们承认国际上的博士，我们也可按照国际规则授予博士。不是官员。历史研究将来都转到民间，公办大学很少的经费会用在断代历史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可以参照和购买民间的研究资料。”
洪业也听明白了。那些历史研究为主的学问家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好在燕京大学是教会出资赞助，以后清华、北大历史教授，就都推到燕京吧，或者去南方中央大学，和广东的中山大学。本来历史研究也是宗教或者神学院的事情，当然也有党派自己的历史学家，比如简伯赞等人，就在利用唯物史观，建立一个进化模型。
八位翰林共同研究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军政府承继国家衣钵，要求公费出国的学生，都必须按照国家的意思服务五年以上。是否满足国家的要求，要与教育部协商。自费、基金会赞助，私营企业赞助，教会赞助不在此列，但与基金会和教会，还有私营企业有协议的，教育部督促执行协议。
实际上八翰林在琢磨庶吉士呢。如果有些人不服从调动，肿么办？有些自己看上的庶吉士，现在过得十分的惬意，不一定肯来这个清水衙门。好在有公费的人才，这是国子监的人才底气所在张国焘，比尔李（国豪），研究翰林院第一个建议，觉得翰林院真的是全局眼光，公费就是国帑，不能就这么浪费了。也不能让那些文人养成不讲信誉的习惯。
张国焘这个乱世枭雄，开始琢磨这个事情。他草拟了一个通知，大概意思也是如此。但是加上了惩罚措施：
公费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按照国家的意思在工作，那么要还钱，按照银行的公正利息，和国家的再培养人才的时间损失，计算罚息。如果本人在国外，或者去世，则遗产用来清偿。
比尔比较善良，他考虑到个人的处境都是怜悯的角度，特此加上一条，本人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收入来源的，国家给予补贴，限额以违约罚金的收入为限。这样就有一个救助基金的意思了，让文人们少了几分反感。
两个人都同意加上“这是国子监的建议”，送给刘哲总长签署。刘哲看了半天，叹道：我也是国家培养的，是否算在此列。两个人说，早期老帅时期的不算，那是军阀时期。从军政府开始，所以你才为国家服务一年多。
刘哲郁闷的签署。自己到退休，可能也还不完，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遗产也许还够，国子监怎么这么算计？
他哪里知道翰林们在琢磨的是庶吉士，他是躺着中枪。
潜在的庶吉士们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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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六章 清算范围扩大
本来大家还想议论国子监。没有想到还没有到家，国子监通过教育部的新通令就到了。包括记者本人，报社编辑，很多都是官费留学生。如果由国家认可的话，自己的事业算是完了。大清垮台，大家都以为帐就可以黄了。
现在军政府翻老账，这算怎么回事？
于是同盟开始形成，先是报界的公费留学生们开始抨击陈桓和张恺荫，说他们是嫉妒，因为他们考不上公费生。另外八个翰林都是公费生，现在也是公职，没有办法攻击。
胡适等人在东北，他自己虽然忙，但是习性还是改不了。抽空写了一篇文章，抨击陈、张二人。
他大致的意思是：报界抨击人家嫉妒是不对的，嫉妒你占国家便宜？那大家就半斤八两，没有公道了。我们没有占便宜，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工作，我们为私人做工，我们开工厂生产，我们为教育服务，也是为这个国家服务。陈、张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地位为名，占在国家的立场，视我们为奴隶。他们还想把美国返回的庚子教育赔款，从我们的身上为“国家”捞回去。损私人而利国家，是很不好的作风，这是行国家掠夺的事实，是军阀作风。
陈桓和八翰林出完主意是不管的，就有教育部去应对。他们还照常进行自己的庶吉士选择，好尽快开始学术计划。
张恺荫见胡适竟然扯出来这么个“损私人利国家”概念，出乎意料。这帮大佬不好对付啊。大清学部难为的滋味，他现在尝到了。刚开始的留学生，就是西太后敢他们走的。西太后怕忍不住杀了他们，害得自己留千古骂名，死的这些文人却是千古贤名。
张恺荫苦思良久，这事情道理呢，应该还是在自己这边。毕竟是大清国家与美国商议的，留学生还是大清和民国以政府名义派出的，所以该指派谁，政府是有权利的。美国也不敢政府出资，去培训外国的私人。那算什么，苏维埃做法么？所以说是国家派出的，这个主体是明确的。留学生、美国人，都得承认。
张恺荫也算本土培养的高材生，他给报刊写道：“胡适之先生所论，有自欺欺人之感。教育部此说是否公平，诸位官费学生自可以去法院提起诉讼。国帑不是用来造反和革命的，国帑也不是你养家糊口的，国帑也不是你照顾家族的。所以，你是否正在提供有利于国家的服务，不应该由你来判断，而由国家来判断。”
胡适等人再次回击道：“你现在连个议会都没有，所谓国家不过是军队，用枪杆子说话么？你只是站在枪杆子一边的职员，有何法理代表国家？民国以来，各位军爷经常派员收取军费，何曾看见还给国家？那些收自私人厂矿的军费，是国帑还是私币？量你一个本科毕业的职员也弄不清楚这里的区别，去问问你的恩师陈公独秀。这些军费是否用在利于国家上面，也有你等判断么？”
张老帅看着报纸，自己躺着中枪，胡适一点也不给自己面子。这种人或许真的能够不谋私利地研究国防，跟他爹胡铁花真的是一样。但这个问题扯到谁代表国家来判断是否公帑用于国家，实在是不好回答。
看到胡适的质问，那些买办知识分子一片叫好声。这些人还包括：
各省官府公派出去的学生的问题；
给南方政府服务的，还害怕北方政府有机会再追索，毕竟北方是正宗继承北洋的，北洋正宗继承大清的。目前公认的。
美国使馆也在研究庚子退款的学生，是否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五年这个问题。显然美国退款只是为中国培养民间人才，开启民智。没有为政府专门培训官员的意思。
但是，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官府派出去的。给民间培养人才，大清官府这么吃力做什么。尤其目前这个建议，还包括清华早期校长周诒春在内的提议？这是一个见证人。没有办法，中国和美国开始协商往后庚款学生怎么办的问题。
张恺荫挑起的争论，自己无法结束，还引起了军阀征收军费的问题。这是民国以来大家都憋在心里的问题，没有人深究。就是混战么，哪有公平可言。谁被征收谁倒霉呗。
但张恺荫以国家面目追究私人，那我们私人就有权利追究你代表的国家。
终于形成了庞大的律师团，要状告军政府的军费公帑，顺便解决一下官费留学生被追究遗产的问题。
显然这是想私了，大家互相都放一马。因为官费留学生太多了，还有军官们呢。大清和民国对教育是不遗余力的，这些人还有在海外干脆就没有回来。张恺荫这个无神论者真的敢要求引渡回来。
刘哲总长召见两个执行秘书，三个人讨论这件事情。自己占理的事情，被弄成这样，怎么给大帅交差啊。这可是老帅时期的旧账啊，翻出来么？
张恺荫坚持一码是一码，自己教育部是不松口。如果让这些无良文人兴风作浪，将来怎么教育学生诚实守信？比尔李国豪自然支持张恺荫的意见。
那么与这些文人集团拼刺刀就不可避免了。刘哲密电老帅汇报局势。
张恺荫发表文章说：“历史上好的国家都是教育人民要诚实守信，国家也是从不亏待私人。恺荫不敢徇私，欢迎对簿公堂，看看大家的是非曲直。你们官费留学生自由自在的日子到头了。你们必须考虑，是否对得起人民的血汗钱。当你们悠闲的喝着咖啡、欣赏美女的时候，当你们猛烈的抨击政府的时候，当你们数着靠自己智力赚的钱的时候，当你们跟子女、学生吹嘘自己才学的时候，你们看看那些给你们提供公帑的百姓的生活？你们就是买办的代表，封建的卫士。恺荫不才，誓死也要周旋到底，让你们知道，自己也需要纳入法制以内。”
陈公独秀发表文章，支持自己和大钊先生的弟子。他说道：“我和守常等党人，很多都是自费的。我们是为了学习真理，不是为了大清，也不屑为了大清。现在是清算这些大清朝寄生体制受益者的时候了。这些人虽然口头革命，但是自己从来不检讨，总以为别人会原谅他们，原谅你们的人，是因为他们也是如此。我和我的学生，都不是这样子的。”
张老帅看到自己的义弟陈独秀的文章，才知道张恺荫的来龙去脉。陈独秀肯定是自费的，那是自己义父掏钱的，后来还多次来奉天拿钱，他至少跑日本四次以上，就是逃跑，顺路学习。这对师生是不会妥协的，尤其是对方揪军阀的小辫子，他们师生是不疼，更开心。胡适之看来也是让大家同归于尽的意思。
你用军阀的利益，怎么能同红党讨价还价，尤其是李守常一脉的人，他们希望文人和军阀一起死光光。
他自己从来不惭愧杀了李守常，因为那时军法审判的，难道郭鬼子松龄反叛就该死，李守常反叛就该活么？何况那个书生林长生，林徽因的父亲，梁启超的亲家，还什么都没干，就死在乱军之中。乱世死人，谁都一样。我大帅稍不注意，也是死。没有什么奇怪。
看来自己也得应对强征军费这个问题。自己的部下在各地可没有少干这种事情。为了国家？那是扯淡，咱们不扯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说呢？让杨珍这个总参议去应付吧。
他让凯茜找杨珍进来，一起商量这个事情。凯茜最近在大帅府安排出访事宜，所以被老帅抓差。杨珍听说军费还要赔偿，就不太高兴。自己的军功奖赏都是军费里面出的，自己的高级公馆也是这么来的，拿什么去赔？
凯茜说：“我听说有些教会还要在东北扩大学校，你的公寓至少能够开一个贵族的教会高中了。”
杨珍瞪起眼睛说：“我退了、赔了，老帅怎么办，皖系、直系、革命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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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七章 治理北大
“瞪什么瞪，这里有你瞪眼的份吗？”张雨亭老帅对着杨珍说，“别扯上我，把你自己弄好就行了。”
杨珍降下调子说：“军费都是这么收集的，难道现在还退回去不成。”张雨亭也没有什么主意，看向凯茜。
凯茜说：“没有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的军政府不正，难道北洋政府就是天生的正统么？”
杨珍还是不懂，就问：“你的意思是该赔，还是不该赔？”
凯茜不吱声了。老帅说：“这种事情你自己去找律师去问。该不该赔你别再这里闹腾，去法庭说去。”
杨珍只好说：“好吧，我去找律师，组一个团。我自己租房子去，把公寓给教会中学吧。那是老帅的奖赏啊！”
张老帅说：“你搬出以后，注意点安全，别到处得罪人。”
杨珍马上恭敬地敬礼：“是。我一定要注意。不得罪人了。朱秘书也要注意身体。”杨珍慢慢退出。路上还后悔，我逗弄老帅干嘛，那可是只老虎。
凯茜怒道：“你非得吓唬他吗？看看把人吓得。”张作霖说：“这帮人没有什么底线的，跟你们不一样，不吓唬他们都上了天了。”凯茜怒冲冲而去。张作霖也不在意，这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脾气。就跟自己女儿一样。
文人集团终于起诉军政府早期的军费征集问题，主要是直隶和平津地区。塞北地区还在忙于恢复秩序，忙于王爷们的安排，所以没有参与。东北的军费征集还都是政府收税，没有军阀直接征集。军事紧急征集的也早就退赔了。
这里面有奉系两次出关的各路小军阀们的强抢豪夺，涉及到很多大企业资本家，金融体系，律师团直接提起代理诉讼。大理院长（**官）是民**政府任命的姚震，1884年生，45岁，安徽贵池人。他是晚清和民国的**院推事，两任大理院长，一任司法总长，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案子，不好办啊。
原告律师团都是博士出身欧美留学的法学者，首席律师却是自己的老同事，前任代理**官，现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潘昌煦老先生，此公却是公费留日中央大学法科的前清翰林，1873年生的苏州吴县人，56岁的人了。
安**总参议杨珍率领的辩护律师团，则由许世英这个民国大佬出任首席律师。许世英是民国首任**官，党国安徽早期省长的人。
徐老前辈啊，就因为民国之前是奉天的法官么，帮奉天军阀老友的忙？要是官司输了，老脸往哪里放？许世英是安徽秋浦县人，与潘昌煦同龄，也是56岁的人。
现在是军阀强征军费案子的审理，官费留学生的状纸还没有递上来，因为张恺荫已经开始肢解京师大学校的北大学院，也就是老北京大学。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一个大乱子。张恺荫趁乱添乱，文人们他们没有时间来告状了。
肢解方案还是按照以前的计划，国子监抽走了30名文理科教授，充作庶吉士，不服从就赔钱。剩下的教授由另外七所院校挑拣，不服从也赔钱。再有剩下的讲师教授都归教育部消化，都发配给东北胡适那去建立坐标分析，比如吴宓（音，密）教授等10多个中青年的历史教授，去研究地理和地球形状。
因为历史科系教授不再增加了，庶吉士指标，也不愿意要太多的历史教授。有些教授们要游行，也没有人理会，毕竟还有30人去了庶吉士。
学生们则归入辅仁大学、清华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东北哈尔滨大学，主要看原籍，当然也要经过入学校验。
实验设备、学校档案、图书馆也都被国子监管理起来。名义上是国子监收回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只是收回了师范部，北京师范大学，还让他们**办学。教材重新核定，需要时间。
仕馆部，也就是老北京大学，实际上被裁散了。国子监结束，大清成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学部，现在只剩下一个师范部。仕馆部，也就是老北大，成立以后，总是游行造反，不妥协，还带头打人！让历届北洋政府掏钱还头疼。张作霖直接下令合并成一个大学，不合并就没有钱。张恺荫接受的九所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除去老北大，还有送走北师大，还剩下七个大学。张恺荫仿效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的正名）经验，改成国立北京共和大学，裁撤各校重复部门，减少了200多教职员工集中到教育部，准备继续派给胡适。
国立北京共和大学的学生总数，还不到3000人，办成6所学院，分别为文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艺术学院、工程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们有800多人，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要重新分级分科，工作量很大。
刘哲看得眼晕，国子监、整合大学、打官司同时进行，事情太多，好在有一帮教授在部里帮忙。现在都怕赔钱，也怕丢工作。
刘哲亲自动手，挑选一批公正的教授成立委员会管理共和大学。委员会主任由自己兼任，执行秘书是比尔李国豪，张恺荫做副主任，却是忙着官司的事情。
比尔李觉得这个共和大学简直就不是一个学校，学纪太松驰了。他与张恺荫讨论这个问题。
张恺荫说：“北京这些学校都有一些八旗子弟的作风，我那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比尔不以为然，说道：“你能考取出国留学么？你能顺利地在国际企业就职么？我们圣约翰大学都很轻松。这些学校简直就是糟蹋学生。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办法交代，尤其是凯茜，这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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