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红小鬼-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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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怀瞳却是回答了。“别人只能防范而已。这种自保就怕别人超过自己去，所以，容易为外人利用。所以别人不得不防。”

　　　　顾凤鸣马上就明白了。看来大家闺秀就是看问题透彻。

　　　　芸英虽然单纯，但不糊涂，她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就是谨防对方引来外鬼，看来东北绺子之间常干这种事。这怎么防备？防不胜防，芸英不屑的想。

　　　　强霖却认为这有种姓制度特点的传统，更大的害处是自我封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后世这些人也还是这种存在方式。谨小慎微，恐惧外部社会，是新移民、或者说强势中华文化区的弊端。

　　　　强霖觉得还是要他们保持这些自己的想法，只要压缩在一个范围，慢慢就可以消解这些古代文明了。你说美国是个什么文化？对，没文化。但是英国、法国这些老欧洲，也是很尊敬美国的，毕竟美国总是帮助这个亲戚。

　　　　顾凤鸣朝强霖看了一眼，强霖马上明白了有情况。顾凤鸣的第六感都是特工级别的，估计是碰到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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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零章　南洋工运

　　　　顾凤鸣看到了红党国际的荷兰人马林，马林远远的也看到了顾凤鸣。因为原来相互很熟悉，所以很快就认出对方。他们都是地下工作的老行家，所以都没有吱声，继续忙碌自己的事情。

　　　　马林是他的笔名。原名是亨德立克斯马林斯内夫利特（hendricusmariesneevliet）。他是荷兰人，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在荷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毕业。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后来他参与创立了荷兰红党、印尼红党、中国红党。

　　　　强霖和顾凤鸣交换眼神的空档，马林已经与人走远了。强霖接着与诸位小姐继续剩下的行程。到槟榔屿岛北海岸的椰子林去野游。一路风景无限，海岸线槟榔树和椰子树很多。

　　　　这里有很多小溪，还可以涉水踏石，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最后他们选择到高脚屋的华人渔民家里，吃一些当地的海鲜，就开始返程。看这些女孩子是欢天喜地，强霖很是安慰。这些大小姐也是可怜，希望她们以后能够记得今天的自由快乐。

　　　　顾凤鸣回到宾馆，发现有客人在等着自己。顾凤鸣知道这是马林的人找上门了。梳洗完毕，就带着护士秘书纽清清，还有卫钢这个南洋警卫，去咖啡厅赴约。

　　　　马林本人正在咖啡厅等着他。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当然还有荷兰语，俄语。但汉语还是不行，钮秘书就作为两个人的翻译。

　　　　马林说他自己这次是到印尼发展工人运动，组建红党的外围工会组织。但他本人在荷兰殖民政府的黑名单里，只能在英国的海峡殖民地和属地活动。

　　　　顾凤鸣表示，他很佩服马林的精神。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工业发展计划。他希望马林能够在荷兰与中国之间，帮助自己联络人才，引进技术。

　　　　马林很有兴趣，毕竟他是经济学的科班出身。但只是答应做他的顾问，帮他联系不是很方便。他会介绍一些荷兰工业界的朋友给顾凤鸣。

　　　　马林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到东方参与东方的革命，是因为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存在严重的剥削。马林不愿意在荷兰听那些没完没了的理论争辩，就亲自来到荷属东印度，印尼群岛。

　　　　他在印尼的活动在1910年代就开始了。主要在爪哇岛，邦加岛，苏门答腊岛，这几个岛上面是糖业工人、码头工人、锡矿开采工人、石油工人的聚集区。

　　　　马林是直接参与工人的活动。他这个西方面孔，出现在马来工人面前，帮助他们与荷兰资本家，华人资本家进行争取福利斗争。这让工人们十分感动，纷纷团结在他的周围。

　　　　马林当时也十分气愤资本家对殖民地工人的剥削。1910年时，糖业工人的工资仅够糊口。马林就帮助工人完善组织，布置罢工等斗争方式，来提升待遇。

　　　　马林的贡献，不在于直接把印尼工会小组织改造成红党，而是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庞大的回教组织，在里面发展实力，迅速壮大了印尼红党。马林把印尼的经验带到红党国际。

　　　　这种借壳发展，迅速扩大红党的经验，是那么合乎辩证发展的逻辑，让红党国际很是佩服。列宁直接派他到中国，帮助李大钊陈独秀组建中国红党。

　　　　马林来到中国。他的机警，不仅表现在让他们会议改到南湖上进行，而是让这些书呆子知道了他自己近20年的革命实践的经验。他说服了陈独秀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参加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用以壮大只有几十个人红党的声势。

　　　　马林这个职业革命家，精力充沛，辩才无碍。他还亲自去广州见孙中山，介绍列宁的新政（“新经济政策”），让孙中山放心联苏、联红、扶助农工。

　　　　然后，马林在北洋军阀区域，到河北省开滦英国人矿井下，与巷道里面的工人直接交谈，告诉他们命运的走向。

　　　　这么一个人，当时让荷兰印尼的殖民政府情何以堪？驱逐他，不许入印尼境。让他回荷兰本土去享福，殖民地这里的事情不用他参与。当时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秘书，是用来谋生的职业，当然，他是完全胜任的。

　　　　现在他与顾凤鸣的在咖啡馆相谈，真是感慨万千。他是在苏联认识顾凤鸣的。后来又多次到中国的时候，都与顾凤鸣这个大警卫紧密合作。

　　　　马林说：“我也没有预料到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会有背叛的事情发生，让很多老朋友牺牲了。大家总结经验吧，继续找出成功的方式。我也是随时都准备牺牲的。”

　　　　顾凤鸣还是很欣赏马林的，他认为自己比不上马林的聪明。这个家伙的精明而又立场坚定，走南闯北而少有落网。关键是实干，总是直接在一线实践。

　　　　组建马来红党，也是马林主要任务之一。马来红党与印尼红党不一样，完全是从中国撤出来的潮汕失散红军，临时组成的。现在很多都在叶挺和项英手下打工，总不能让他们给叶挺项英罢工啊。

　　　　马林要另起炉灶。他重新接触本地工人，在老华侨和本地人中发展工运组织，主要在吉隆坡、婆罗洲（沙捞越、文莱领地、沙巴领地）活动，现在已经有一些小组织开始活动。他们在婆罗洲的文莱就组织了石油工人罢工，让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很是头疼。他们还组织了沙巴领地的日本侨民在橡胶园、麻生产基地闹福利，让日本财阀们也是不好过。

　　　　现在工作最辛苦的就是农场工人，现代制造业工厂待遇还不错，但制造业工人中参加红党的比例很大。

　　　　这些工人红党主要是谋福利，但也有可能受农工们的罢工起义拖累。所以有很多工人党派不再叫红党，多数叫社会党、工党、左翼阵线等等。

　　　　总之由于马林的努力，南洋的工运已经成了气候，出现了很多工人领袖，职业革命家。资本家和工人开始对立了，慢慢到来的大萧条，更是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顾凤鸣自己是工人出身，也是中国红党的秘书长，与马林是可以作为友好的伙伴的。他问马林需要什么帮助？

　　　　马林说：“其实你们的一国不要独自建设主义国家（托派也是这么认为），与列宁的一国可以建设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本质上虽然一致，路线上却是南辕北辙。但都不容易。”

　　　　顾凤鸣也是这么觉得，就说你详细说说。

　　　　马林接着说：“看起来你们是和平公开发展。但是毕竟不同阶级的争斗，所以还是很危险，也要有军队的保证。根据中国的经验，印尼的事情也会出现分裂，回教组织的高层（苏加诺所在的组织），迟早会清共屠杀。就是斗争公开化也解决不了这个阶级冲突问题。我在琢磨叶挺是否出山，组织一个军队，保证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顾凤鸣赞同马林的看法，回教组织也是可以被人利用的，类似上海青帮组织。荷兰和英国的殖民体系本身就是资本家，是不会帮助这些农工组织的。

　　　　马林是一个很负责的职业革命家，与老毛伍豪那些枭雄还是不一样，他们不在意工农的牺牲。他们讲究的就是你杀不完，很有水泊梁山的精神。

　　　　文攻还必须武卫。对马林的担忧，顾凤鸣说他回去要参谋作业一番，目的就是在合法斗争受到不合法的威胁的时候，怎么保护农工的生命不受侵害。

　　　　马林告诉了自己的秘密联络人，原来是陈嘉庚橡胶庄园的部下。顾凤鸣给了马林1千大洋作为路费，让他吃的住的好一点。

　　　　马林表示感谢，说他不能公开住在好的酒店。但他会把钱转给马来工会，帮助那些困难人群；他也表扬了开慧和项英这几个老朋友的慈善救济基金会。

　　　　他还说：“毛在1920年在长沙就与我很谈得来。那时候毛夫人也很热情招待我。我知道你们与毛这个人不同路，毛这个人是斯大林主义的，但是斯大林主义互相也是不好相处的。不过毛现在已经是蒙古的中央委员，负责蒙古放羊人的社会主义化。”

　　　　顾凤鸣很是吃惊于老毛的精神。怎么就在蒙古也能混起来呢？难道他将来要组织南伐军，也要对付张作霖这个北洋余孽？

　　　　马林说：“托洛茨基这个人，很是英俊潇洒，理论更有逻辑，在苏联很有市场。斯大林害怕他的声望，正在整肃。中国有些留学生在红场庆祝游行的时候就公开支持托洛茨基，都被斯大林赶回中国来了。斯大林怕中国跟着托洛茨基走，所以允许你们走自己的公开化道路，但是要加入他的国际，不要加入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

　　　　顾凤鸣是不愿意与苏联再挂钩，没有表态。问马林自己的意见，是列宁的国际，还是托洛茨基的国际。

　　　　马林说：“我当初就是因为荷兰社会工党总是吵来吵去，才出来的。这些理论问题总是没有个完的时候。逻辑上还是托洛茨基理论更合理，但在早期实践中，两个理论差不多，都不能解决资本家武力威胁的问题。所以我的理论就是改善农工福利，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要考虑的。”

　　　　两个人拥抱分手。钮秘书也很热烈的拥抱了马林；马林则是感谢钮秘书的翻译工作。马林就像一个激情的火种，总是能够燃起人们心中的火焰。

　　　　他始终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所以也得到了基督徒们的尊敬。荷兰本土一直没有禁止马林的活动；殖民地政府也是看到他引起的动荡太大，才把他赶走了之。

　　　　国内很多基督徒也在探讨托洛茨基的理论。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针对列宁主义，要点就是不能只在一国实现主义，因为那会造成官僚独裁，最后就是贪污和出卖工农利益。这种一国胜利，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马主义。托洛茨基直接剥下了斯大林的外衣，所以才一定要清剿托洛茨基，还是在整个国际范围清剿。那么托洛茨基自己要怎么做呢？

　　　　托洛茨基的理论第一点，就是永久改良的革命，不断提升农工生活水准。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去除了强力统治等功利性的诱惑。就是不要有坐天下的想法，这让斯大林和王明等人，如何忍受。

　　　　托洛茨基的理论第二点，就是要在所有国家都要去做，不要试图一国胜利，必须全球胜利才行。彻底的国际主义，绝对不会出现大国沙文主义，不留后门。

　　　　这一条理论真的实行起来，其实很有挑战性。比如是否日本统治中国不重要，重要的是农工生活是否提升。后世托派被骂成汉奸其实是这么个原因。

　　　　但显然是冤枉的。他们也不喜欢日本统治，但也不希望国民党统治。他们的想法是国际化的，先发动日本民众改善环境，比是否抗日更重要。毕竟谁统治，他们都要反对，他们始终在关注民生、民权。

　　　　他们提倡政府要民选。不是要搞无政府主义，是可心的政府，还是全球化的实现。

　　　　他们反对不好的统治，是全球性的；并不针对特定的统治对象。

　　　　所以抗日与否不太关心而已，但绝不是投降。他们不会向任何统治阶级投降。所以对托派，很多统治者抓了放，放了再抓。无可奈何。后世印尼很长时间都强调就是要有神论的各种宗教的公民，不要无神论的公民。

　　　　托派在中国始终在关注工人运动，也有完善的组织体系。有些人打着托派名义去搞兵运，托派始终不承认这些人是托派的。托派经常分裂就是因为理论太严格，原教旨主义理性的意味强烈，总有人要尝试改良。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很高兴斯大林主义攻击他们。这样就能能主动划清与各自的立场。当然，斯大林主义不敢正经辩论，逻辑和实践都摆在那里呢。所以，斯大林主义造谣居多。最后，搞得精疲力尽的斯大林派，不再辩论，就像对待不懂事的一帮孩子，骂骂而已。但还是不断清剿。

　　　　其实在中国的马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派搞农运；托洛茨基派搞工运福利，很是协调。虽然互相骂战激烈，但效果确实不错。还要提一下，农民自给自足经济，在托洛茨基主义眼中，与主义全球化是毫无关系的。

　　　　托洛茨基的理论第三点，就是彻底的无神论，因为他理论走得通，还有一个世界大同的可能性，自然就无比潇洒自信。其实他这种理论就是一个神话，他用合乎逻辑的观点，创造一个永恒的愿景让大家去走。

　　　　对于执着理性的无神论者，吸引力是宗教意义的。很多红党老资格的哲学大家如谭平山、彭述之等等，都趋之若鹜。并始终不改，无论怎么清剿。

　　　　强霖晚上接待了来拜访的顾凤鸣和钮秘书。对于顾凤鸣和钮秘书的担忧，强霖给予了宽慰。强霖说，在殖民地的种族和阶级冲突暂时还不会太大，关键是胜利的时候。比如北伐到长江的时候，才开始清共，因为开始考虑权力的问题了。

　　　　强霖最后总结说：“当然，尽早布局还是必须的，南洋开始的工运可以帮助。不过避免海外华人损失，重要的还是母国的国力要强大，而国力强大则是民众要觉醒。我们始终在不停的改良。不过不全是托洛茨基的想法。

　　　　托洛茨基始终讲不清楚的是，人的持续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实际上托派很多人投降了国民政府，虽然政策和理论上绝不投降。”

　　　　强霖的一年大学不是白读的。让顾凤鸣和钮秘书很是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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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章　石油与苏门答腊

　　　　荷兰人马林的事迹，让强霖很是感概。

　　　　作为宗主国的公民，能够舍命为殖民地的人民服务。这种精神与西方的宗教献身精神很有关系。这种传统的红党，一般很少肃反或者直接处决富人。他们最后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

　　　　对于传递宗教价值观，在欧美，从来没有停止争议。比如殖民，到底是救济土著，还是抢夺土著；是带去了文明，还是野蛮。

　　　　中国不断传出教案，欧美议会总是拖延解决，争辩很大。对比贸易纠纷，议会派兵就痛快多了。所以英国主教在议会辩论时说：“你们的神圣的鸦片贸易，总是及时出动海军保护；我们的牧师处在危险之中，你们却看不到利益，总是拖延辩论这么做的意义。我们还是基督教国家么？”

　　　　对于传教这种事，新教和天主教都是积极的。但国家不一定积极，尤其是商人，看不出回报在哪里。

　　　　传教冲突根本还是在于官方。中国官方打不过，签了一系列条约。但中国重来不是好的契约精神遵守者。民间的儒生们往往杜撰谣言，比如育婴堂之类的，但从来没有证据。中国人民间信谣成风，往往就会欺负弱势的传教士，没有底线的杀人。官府则反应奇慢，往往是敷衍了事。

　　　　《扬州教案》就很有意思。几个年轻传教士，组团到内地，成立“内地会”，去拓展神的荒漠。扬州为什么是内地呢，主要就是不是条约规定的16个口岸。

　　　　典型的互相挤兑，一方尽量手续合法；一方尽量创造谣言。骚扰和抗骚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在一个精神不正常的老秀才带领下，成功的驱逐和羞辱这10几个男女青年。索性没有人员死亡。但憨态可掬的官府，还是惹怒了外交官，带着军舰去谈判。

　　　　但这次动军舰，议会却是不痛快。当外务部新任大臣提出传教士应该跟在贸易商人后面、而不宜擅自冒进的建议后，彼得堡主教麦基博士（drmagee）忍不住反驳说：

　　　　“不知外相是指何种贸易？哪种商人？…是否跟随鸦片商？或者应等到英国商人把他们各种罪恶灌输给华人后，才开始传播福音？”…“英国的贸易利益虽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圣的鸦片贸易’更要神圣。英国为着‘神圣的鸦片’，不惜发动了战争；但有一些事情比这更加神圣――就是服从主的诫命，到世界的地极去，不论安危，把福音传给万民…难道一个人成了宣教士，就应该失去他作为一个商人应得的权益吗？。。。如果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大力保护其国人从事不道德的贸易；但传教士若得罪中国人，便需听天由命，甚至几为暴徒所害，国家也就手旁观，她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么？”

　　　　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1868年，正是中英天津条约的修约谈判陷入僵局、英国本土对华政策新旧交替有，此案之处理和结案方式的复杂而间接的国际因素。所以，有人抱怨“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不仅仅是战争那么简单，大概会损失条约的利益。

　　　　强霖认为，这里的情况就说明欧美民间和议会是有影响力的。正义和价值观，始终在欧美民间能够发出声音。

　　　　中国的国际传教士很少，慈善基金也是往里走。这个时期强霖知道的一个中国国际传教士是陆征祥，就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长。出国不归，留置在比利时，成了当地的传教士。

　　　　中国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声音太少，大部分是忠君爱国教育。当然，也不是官府的单方面的宣传。士族们也是希望能够聚集起忠于自己的力量，所以抑制〃拜上帝教〃成为共识。

　　　　那么，就要树立敌人，日本人、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等等。英雄主义的内容就是谁做的狠而已。但无奈英雄总是先死，所以，敢死就成为一种精神。

　　　　弱化这种精神，讲究博爱一些，是否会成为待宰的羔羊。强霖不敢下断言。豁出一半人性命，去拼掉“敌人”，这种事中国人敢做，有人敢忽悠。问题得到什么呢？强霖不相信求仁得仁。

　　　　圣约翰大学校长、美传教士卜舫济在1921年的演讲中就视过激主义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声称“过激主义之传播在各国，传布最甚的，莫如俄国”，其害处在抬高下等社会打压上等社会，这是一个“手和头的战斗”，“若是这种过激主义，常此传播不已，则是世界进化的大障碍”。陆伯衡也认为过激主义将使人类倒退于蛮荒、导文明于破产的境地，时代思想的危险莫过于它：“旧俄人民因受思想上过渡之刺激，与环境之归纳，发为人类危险之思想，而过激主义以兴。此过激主义者，果前进无阻，则其所至之地，必举凡人类之系维，生人之幸福，悉破坏而铲除之，使人返诸野人时代。”

　　　　强霖自己从逻辑上，已经推导出这种可能性。也看到中原大战的起因和危害，所以不赞同任何统一或者革命而引起的军事。

　　　　蒋中正已经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承诺不再有宣示革命利益的战争。民国人的学者还是很多，这些逻辑不通的统一、革命，正是大家避免的。

　　　　蒋中正失去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系的帮助，也不敢**北伐张学良。否则与安**两败俱伤的黄埔军，无法阻挡桂系的逼宫。

　　　　虽然过激主义的传播不断，但是欧美的主义是逻辑化的，东方的过激主义却是结合了士族精神。

　　　　强霖最近不得不研究彭湃、杨荫等老资格红党。因为他们已经交出了游击队，集中到了赣南。很多人认为一些富户公子小姐毁家革命，一定更是彻底的无产者。但彭湃显然不是，他和杨荫都是卖了家产建立游击队。但显然历史上有很多人毁家建立军队，但始终不放弃指挥权。士大夫精神的作用。

　　　　彭湃接受了武汉黄埔六期的“红色黄埔团”，这个团是在广州起义叫停后，成建制的开到”陆丰“，这个粤四军教导团，还有1000多人。但彭湃却损失了很多这些学生兵，而不补充。这些学生兵成立了一个师，由连长叶墉升任师长，白鑫担任主力团长，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人。显然他们很相信彭湃的名气。

　　　　另一个南昌起义的24师余部成立的师，也赶到陆丰，黄埔一期董朗做师长。同样得不到补充，战利品都归彭湃的农军。

　　　　董朗是个老革命，**思考能力强。自己先解散了这个师，带着军官先到赣州集中。兵们给了遣散费，趁着财务还没有被彭湃没收，自己都发干净了。现在他们都已经在红军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