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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红小鬼-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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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学生淡漠宗教,只重谋生,很是遗憾。他给学生公开信说:你们有共产者一半精神,中国早就是神的国度了。
他以一人之力,逼走一半老师学生,数千人啊。他们只好自己单独成立了上海光华大学。果然那里出了不少革命家。
学校初创时,教程只限于中学,校舍亦很简陋。经过他精心擘划,到1928年,40年间资产增加了200万银元,校园从84亩拓宽到228亩。先后建造15幢大楼、28所住宅;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课程自中学到大学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学科齐备的最高学府之一,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
这种牛人,没有信仰和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识,是做不到的。
能与他相比的,还有一个就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于中国,父母都是在华传教士。因为在中国时间长,他的教学方法就比较中国化了。教授也多是华人,华语。宗教慢慢退出课堂,**出去了。
燕京学生也比不上圣约翰的水平了。当然,这种方法行善应该惠及更多人,它让更多的人懂得知识。即使参加革命了,对耶稣也是很好。这就是司徒雷登的目标,让基督教善行更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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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七章 游乐园遇一大邓代表
两个人在草地上,读完了计划中的2本薄书。学姐很是夸奖弟弟的认真。
“good。”旁边的传来的声音让两个人吃惊不小,看向来人。一个30岁左右的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夹着公文包,从宾馆里面刚走出来的样子。
强霖马上用英语表示谢意,毕竟人家也是宾馆客人。自己在公开场合读书就不要怕打扰。男人却改用汉语,自我介绍是齐鲁大学教授,也是齐鲁大学毕业的博士,叫张家泉。凯茜也介绍了自己和强霖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正在学习计划中的课程。
张家泉说,他猜出来了,你们住在这里,不是齐鲁大学的学生。那么只有圣约翰的学生了。燕京大学没有你们英文这么自如。
两个人看他说的这么自信,不禁大为好奇。问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他说我在燕京大学预科转到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我中学读北京汇文中学,大学自然要上燕京大学。
两个人点头,北京汇文中学,本来有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但被燕京大学合并了。北京汇文中学毕业生,自然就得上燕京大学。
见两个人同意,张教授继续推理。燕京大学没有医学院,我想学医,燕京自然要推荐我到齐鲁,学费都是燕京给交。
这个两个人就不同意了,还可以推荐他上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教授说,你们还小,不懂得历史。我是民国11年(1922年)燕京的预科毕业,那时候只有协和医院,没有医学院。
两个人琢磨一下,他上医学院这事情不好办。燕京大学稍微有些义务,毕竟他是教会学校,尽量满足学生要求。而不是自己有什么就提供什么的公立学校。
张教授说,所以司徒雷登先生二话没说就写了推荐信,主动告诉我不要管学费的事情。因为齐鲁医学院学费太高了。而我在燕京大学属于教会赞助生。
张教授说,“看你们这么认真读书,我请你们去吃饭吧。不要不好意思,学弟学妹而已。出差还是出来旅游?”
强霖说出差。张教授说你们正经事情办完了,就应该放松一下,正好我今天也是一个人,想跟学妹学弟聊聊,看看现在你们在想些什么。
两个人知道教会学校的学长都是很好客的,总是照顾小一些的兄弟姐妹。两个人拿着书,就跟上他了。新东北军的几个便衣兵目瞪口呆,就这么走了。赶忙跟在后面。
强霖知道这几个人是新东北军派出来的,也不理他们。几个人路过齐鲁大学的方方正正大花园,强霖一个劲的夸齐鲁大学气魄就是大。张教授却说这不算什么,你看到旁边的百亩农田,也是齐鲁大学农科的,那是他们试验田。我也经常去看看,去散步。
三个人从城门外边走路到城里。这时候的城里也不大,所以走路虽然长一些,但也就是几里地的事。到了一个游乐场,强霖知道这是上海一个大亨投资的,很现代,还很欧式的建筑。张宗昌原来经常在这里请客吃饭,大饭店也不少。天还没有黑,所以还有小朋友在里面游乐。就是公园附属很大规模的游乐城,设施齐全,但还没有大型的转盘车,摩天轮之类的,估计这时候可靠性和控制系统还都不过关。
三个人遛了一会,却看警卫们与一个瘦小精干的男人在纠缠。原来这个男人要过来,被拦住了。张教授说那是我的朋友,怎么叫你的人拦住了么?
强霖赶紧上前,却也被警卫拦住了。凯茜只好过去,警卫没有说什么。强霖只好对张教授解释说,自己可能在被人追杀,这些人是当地驻军。
张教授也不奇怪,只是问:你个学生,怎么还惹事呢。是家里钱多的少爷吗?
强霖说,现在原因还不清楚,所以才谁都防着。他们看你是从宾馆里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小动作,所以没有理你而已。
张教授同意这个看法,说我一看就不像坏人。我整天救人,所以气质中能够带出来。
强霖很是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警卫们不同意教授的朋友是好人,非要搜索这个来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不让搜,但警卫反而一定要搜。也不放他走,否则把他交给警局。
张教授和强霖只好过去。
张教授说,“邓先生,你最好让他们搜一下,他们是公差。”没有想到,邓先生坚持不让搜。
这就麻烦了。张教授也觉得事情蹊跷,自己做保是可以,但人家是官差,你不让搜是什么意思?
最后只好说:“邓先生,咱俩可是认识5…6年了,我奇怪,你还真有秘密么?你觉得受侮辱的话,可以去让警察搜。虽然不令人开心,但是人家也是职责所在。”
这位邓先生只好说道:“我有一个防身的手枪,真是倒霉。我就想跟你打个招呼,你什么时候有保镖了。”
私人携枪是犯法,但还是有很多人带。所以大家平时也不是很认真,但今天是重要任务,就要认真了。一个当兵的抽出了自己的勃朗宁,但枪口朝下,给张教授一个面子;另两个搜身,搜出一把撸子。没有其他武器了,才放他出来。他们只管强霖的安全,不是治安警察,所以只是暂时没收了这把枪。
大家互相介绍,没有想到这个是邓恩明(铭),老资格了,和王尽美两人,山东参加红党一大的代表,创始人之一。强霖纳闷怎么他和张教授认识的呢?张教授身上绝对没有一丝红党味道,因为他心灵放松,所以从不紧张,自由洒脱是来自内心的。红党唯物,所以心灵紧张,而不自知。强霖看很多党人相片都是严肃的,不自然的。
邓恩明一听介绍,就扑上来要打强霖。被强霖躲了开去,警卫又上来控制了他。邓恩铭虽然是一大代表,去过苏联,见过列宁。但还不是党内大佬,所以没有到赣州开会。
少奇他们在山东,肯定把强霖的事迹说给他了。
邓恩明也不好直接骂,闷着头。红党还没有被公开谅解,他手里欠着不少大案要案。只要揪出以前的事迹,不揪党派的政治犯,自己刑事责任还是跑不了的。那些山东大革命早期的暴动他都有份,国民党不追究他,军政府也得找他。
最后还是张教授说,我不知道邓老弟你和我的学弟是什么过节,但你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看,你只比我小两岁,比我学弟都大8岁。你这么冲动,是说不过去的。
邓恩明镇定一下说,你们放开我,我只是问他几句话而已。
警卫说,你要是再冲动,我们就送你上警署。你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我们是当兵的,不愿意管你的闲事。但你要守规矩,给你朋友面子。
邓恩明松了松自己的手腕,说,走吧,我陪你们吃饭,保证不激动。
几个人一起走进去,张教授要了一个包间,警卫们被强霖拦住在包厢外面。
笑话,没有枪,老邓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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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八章 水族革命者的友谊
张教授还是那么轻松。他做东,所以主动缓和气氛。
他说邓兄弟,这是我的学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不可能得罪你的。你有什么事,慢慢说,肯定是你误会了。
老邓一肚子气,只好缓和一下情绪说,你可不知道你的学弟是个什么人物,他做了多么大的事。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邓仲尧,那些早期暴动都是我策划的。我这次来找你的时候,已经被红党除名了。我现在是只是教师,也没有心思再登记红党去了。
张教授很吃惊,张宗昌可是杀了不少那些暴动的人,还有不少自己认识的中学老师在里面。就是没有抓住主事的老邓。原来就是自己认识的兄弟。自己认识他的时候,他连20岁都不到。那时候红党没有什么暴动,暴动是去年的事。没有想到自己的兄弟长大了,敢暴动了。
邓仲尧只是他的一个化名,估计还有很多化名。但本名邓恩明一直没有变,乖学生和老师。大家联想不到邓仲尧就是济南省立一中的学生邓恩明;党内秘密工作很到位,互相不许打听和说出自己的简历。
三个人,还有王尽美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张教授是齐鲁大学的学生。1919年五四游行的时候他们认识的。
只不过邓恩明被解散后,一直郁闷。除了教小学生,也没有做什么事。最近才去齐鲁大学去打听自己的好兄弟,找到当了医生和教授的张家泉,经常去聊聊家常。
邓恩明说,自己是山东的头头,王尽美病逝以后,一直是他在发动罢工,后来一直在乡下搞暴动。没有想到,后来取消了暴动,也取消秘密工作,把自己的材料都给毁了,所以不算是红党了。
但是以前的案子,也没有个说法,一直没有特赦。北方的军政府还是没有取消红党的通缉令。
张学良大帅也认为这些人暂时还消除不了戾气,抓起来比较稳妥,送到感化院统一管理。
他接着说,现在我承认,你们都找不到任何材料来证明。除了找到几个当事人。那几个当事人没事谁会说?他们自己也在里面干同样的事。
两个人都很赞同他的说法,认为只要他不再惹事,等个10年8年的,天下大赦,你就可以说说你以前的历史了。
强霖说:“如果不是顾凤鸣和伍豪识大体,你早就作古了。你应该感谢自己还活着。〃
邓恩明却念到: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
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樗栎(音,出力),古人的两种树,质地都不好,不能成材。
樗栎即是庸材;记得这个词,就是“出力”还可以,成才是别指望了。
强霖念起了庄子的故事。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音出)。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强霖接着给古文不好的学兄、学姐翻译。大概意思是:
惠子对庄子说,有大树,估计是灌木,无法使用,木匠从来不看这些树木。你今天的话,空洞而无用,大家都不喜欢。
凯茜问,庄子怎么回答的?强霖回答:
庄子说,野猫和黄鼠狼本事大,能上下窜越,还不是死于猎网之中。那神牛,庞大身体入云,它的本事再大,也比不上野猫能替你捉老鼠。这种灌木,栽种野地上,你可以躺卧于树下,不也很是悠然么。灌木虽不值得木匠用刀斧,但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害处的。你一时找不到用途而已,你困苦个什么劲呢?
邓恩明也很佩服强霖的古文功底,他承认觉得自己这个灌木的寿命太长了。
这次连张教授都摇头了。强霖让邓恩明自己说一下“庄子说灌木”这个典故的意思。
邓恩明说:他明白庄子的意思,但是不赞同庄子,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人家逍遥的工具。只是给人遮荫,还不如早死一些。逍遥不是我的人生,让别人逍遥也不是我的人生。所以,他要为工农做“出力”,庸才也要出一把力气。
水族,是古代“骆越”的一支。殷商亡国之后南迁融入百越族群;秦代时又迁入贵州边境,与布依族、土家、瑶族、苗族等“蛮族”相互依存。同时期殷商北迁一支是箕子部落,成了朝鲜族系。
这些北迁之人,相同氏族形成部落,族内不婚,男人尚武。所以,各朝代总是起义不断。但是在元朝比较安稳。大概与蒙古族是同样萨满信仰和习惯吧。南蛮和北胡,不是同命相怜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宗教意义。
邓恩明来自贵州的水族,这引起强霖的兴趣。因为强霖认为万物有灵多神教,也就是萨满教义,还是原始神话的图腾宗教。这些民族比较容易陷入盲目冲动之中,心灵冲突也大。
强霖念到: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
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关键是用了“福”,革命者诗词中很少见。陈毅赣南诗词中,就要死的时候也说,“此去泉台招旧部”,虽然也提到阎王殿,有鬼神,但没有什么享福的意思。有的还是仇恨,报仇、造反而已。
“为国牺牲,殇是福”!强霖念叨着。这就是生命价值观了,与上天堂一个意思。这与庄子本意肯定倒转了。完全是萨满教的意思。当然也不是无神论,是成神的意思。
无神论他们强调为了正义而死,名满千秋,死得其所。就是死的是地方。什么地方?就是钟山处处埋忠骨,就看你为什么死的。重于泰山,就死在泰山了,当然是抽象意义的那个泰山。或者去鸿毛那里了。这当然也要听领导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过几年重新评价一次,也是很普遍的。
无神论不确定去哪里了,自然也就提不到“福”的问题,至多是欣慰。像保尔柯察金提到的,可以放心的走了,无遗憾的走了。
但“福”就有了更深的归宿的意思。类似“武士道”,追求幸福的死法。
这个生命观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这是邓恩明自己理解的革命意义。这个意义也是他自己心灵的需要。
后世毛发明的追悼会,也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活人心安。毛讲话后,自己就心安了。因为他为后方建设死人很是不安,才写了篇悼念文章,并提出开追悼会。
后世很多革命者后代,念念不忘逝去的前辈的追悼会规格,悼词,盖着什么旗帜等等,就是心安这个意思。即使死去多年,也要平反,也要开追悼会,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是创造了一个宗教仪式。
强霖不再评价。让凯茜和大学长张教授去琢磨。
学兄也是邓恩明的老大,两个人当时都是20岁左右,都在外地来济南求学。张家泉来自河北,邓恩明来自贵州。都是来自贫困家庭,所以惺惺相惜。
不过那时候,1919年五四爆发时期,邓恩明已经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了。偶尔教书只是掩护,他有苏联发的活动经费。
但张家泉组织游行,只是从燕京带来的传统;邓恩明则是专业组织者,接受的是李大钊的指令。虽然如此,并不妨碍两个人交朋友。当然张家泉不知道他的职业革命家身份。
邓恩明瘦瘦的倔强的样子,不多言不多语,还不到二十岁,让教会学校出身的张家泉很是喜欢。很显然,张家泉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信徒,从来没有想传道的事情;邓恩明也知道自己是庸才,干的是舍生取义的事情,也没有拉着高材生的兄长一起赴死的意思。
他做的事,跟赞助他上学的叔叔,跟家里父母,都说的清清楚楚。跟朋友也撇的干净。
他知道,自己赴死是幸福;但别人不一定是这么想。
两个单纯的人就这样相处。张家泉是教会学校出身,喜欢运动,他是跳高冠军,在全华北大学生运动会。所以他总是在运动场休闲;邓恩明无聊,就来教会大学运动场去看他运动,也没有什么事可说。
直到邓恩明去上海开会,“一大”和成立大会。张家泉送他上船,邓恩明才问兄长,是否知道马克思。
张兄长说,听说过,可能是一个俄国人。邓恩明也没有解释什么,拍起他的肩膀,让他做个有志气青年人,服务社会。
两个人分别,再也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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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九章 争夺乡下社区
直到去年,红党取消秘密党员身份,烧毁档案。邓恩明才来找张家泉,张家泉已经成了博士。这段友谊,两个人还是很在意的。他们都没有想到去打听各自的秘密和生活。
邓恩明有些依赖张家泉,毕竟红党是很孤独的事业。尤其是邓恩明这种宗教一样的革命精神,类似方志敏的清贫生活方式。但他的心灵还是孤寂的,需要有朋友来舒缓。
但张家泉很是享受这种依赖。知道这个兄弟很孤寂,外地人,没有什么朋友,也就随着他;请他吃好的,让他跟着自己。当然现在不同以前了,各自都有了家庭。只是短暂的聚会,聊聊家常而已。
强霖告诉他,自己和陈公博和张国涛等人都是朋友。果然,邓恩明对这些“一大”代表还有记忆。他评价一番,说张国焘很张扬,有魄力,是主持人;国际来的荷兰人马林很有水平,也有经验。陈公博自由散漫,还带着漂亮的太太,他说就是来参加“party”聚会的。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党”的本意。他对其他几个人的评价也都很有意思。他自己和王尽美就是去凑数的了,真的是代表。两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的学生,理论和经验都不行。
强霖问他,工作停下来之后,民众怎么样?邓恩明说少奇他们都有安排,主要是职业工人担任工会领导,同志们偶尔去办个夜校。少奇说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停,只是路线变了,要与资本家共生,以后在说执政的问题。
强霖赞同道,少奇的安排是正确的,关键是公开和职业工人领头,同志们讲课要公正,传递多方面的信息。最好是告诉他们国际工运的实践,你也知道五一劳动节不是红党的功劳,而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功劳,是美国工人组织的运动,不是马克思指导和组织的。人家后期也没有转入暴力革命。另外那些人都是有宗教生命价值观的,不会乱杀人的。
邓恩明叹气说,就是乡下农民太辛苦了。本来自己是在乡下组织农民暴动的。现在乡下还是乡绅统治,少奇也没有时间去碰乡下。现在他们走了,乡绅们又开始活跃了。
强霖说:“农民们还是要想办法,但除了暴动。政府也还是有计划帮助农民的。但不能等政府,农民们自己也要争取。”
邓恩明说:“除了暴动,也难以改变农村的问题。乡绅有自己的武装,农民往往受欺负,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强霖说:“还是要团结起来,知道现在谁在农民这个社区里面做工作么?除了宗教和红党外,是否还有别的社团。”
邓恩铭说:“本来就有很多帮会,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点会等等。还有道教一贯道等组织。都是互助组织,但也有变坏的社团,联合乡绅,欺压百姓。我原来也主要靠这些社团领袖召集农民。”
凯茜问:“基督教怎么在乡下怎么总受反对呢?我听说在城里也总是反对基督教,还抹黑我们基督教徒,说什么我们是父子间性生活紊乱等等下流的东西。这些都是谁在做。”
邓恩明说:“编这些下流的东西,是那些无聊的文人。他们对农民还有些威信,怕你们基督教会代替他们的地位;不过我们红党外围有个“非基督教同盟”社团,经常活动,与基督教组织有过辩论。”
强霖并不在乎反基督教与否,反正基督教在哪个**国家都是大量打击才站稳脚跟的。传教士的危险很大,他们很清楚,与邓恩明的诗的描写很是类似,死了有“福”。共产思想者和基督教者有时候也是联合,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强霖关心的是乡下农民的智力开发是谁来主导。他说:“农民们的利益总是受那些社团领袖之类的人主导,是走不上什么文明之路的。最好还是你们直接下去,或者配合基督教会的工作。”
邓恩明说:“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经费问题,苏联经费没有了;一个是告诉农民什么的问题。”
强霖说:“最好是通过基督教会,她们有经费,但他们人员少;还有通过乡村教育运动,这个是政府组织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长期工作的话,看不到效果。是外在的培训,需要长期工作,效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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