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美国大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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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时尚、人物等评论家、专栏作家、记者共6人；另设饮食版，含正副主编各1人、专栏作家及记者6人；设房地产版，主编由副刊部主编兼任，副主编和助理主编、编辑各1人，记者5人；设星期天时尚版，副刊部副主编兼该版主编，副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摄影记者各1人；设电子科技版，负责消费类科技，含正副主编各人，专栏作家及记者5人；设劳务市场版，含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记者各1人；

　　　　摄影部，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摄影记者29人；

　　　　网络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网站，设正副总经理及助理总经理各1人，主编1人，执行主编1人，编辑5人，各领域制作人24人；另设今日纽约组，负责在网上发布关于纽约市艺术、娱乐、餐饮、购物、运动、休闲、事件等指南性资料，设经理和编辑各1人，制作人3人；

　　　　星期天刊部，负责编辑出版星期天刊除新闻以外的各种内容，设14个小组版，含各组正副主编及采编人员共84人；

　　　　国内各地分社或记者站，共11个，其中以华盛顿分社最为庞大：设主任1人，主编1人，副主编1人，白班编辑、夜班编辑、周末编辑、国际编辑各1人，经理1人，首席记者4人，任务记者1人负责值班并分配采访任务，普通记者35人。国外分社或记者站，共24个，约50多人。

　　　　另外，纽约时报编辑部员工的待遇十分优厚，居全国各报之首。在我的要求下，雷恩斯透露很多报纸不愿透露员工收入情况说，该报记者的底薪是每年75；000美元，同样资历的编辑比记者略高。这是相当高的待遇了，比同处一城的老牌报纸纽约邮报记者收入高一倍，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3倍，是侨报等其他大部分华文报纸记者收入的5倍均与新记者相比。在美国，家庭年收入达5万美元，即列入中产阶级，而美国能拿到年薪5万元的个人不到10。刚被聘为正教授的大学教师，收入也仅5万元左右，在不少公立大学还不到这个数。换句话说，家中只要有一人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即可保持富裕生活水准，包括可买下30万美元左右的**别墅当然是分期付款和到任何地方度假。

　　　　但招聘采编人员的条件很苛刻，其中一条是在新闻岗位上工作过5年以上。这一规定，客观上形成了该报在全国范围层层选拔人才的机制。现在美国很多大报或著名报纸的编辑部都不从高校直接聘人，哪怕你有博士头衔。一般来说，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oresun等大城市主要报纸，也要求3年以上新闻工作经历。新闻学院的学生无论怎么热爱纽约时报，也只得从最基层的报纸做起。

　　　　据说，很多美国地方报纸的记者甚至将进入纽约时报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不过，对特殊人才的争夺，也常使报纸打破常规。一些干将，特别是在著名大报工作的骨干，常成为各报争夺的对象，因而流动性也较大，这些骨干有的也往往恃才傲物，对自己的身价了如指掌，动辄以跳槽吓人。华尔街日报前总裁基尔格在任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时，与纽约总部的主编格里木关系不和，认为他总是无端为华盛顿的稿件设置障碍。有一次，基尔格手下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罗斯福要扩大最高法庭的专栏稿件，基尔格审改完稿件正满心欢喜地打算回家，谁知电报机响了，纸带上出现“你的稿件退回。太过松散。纽约格里木。”基尔格尔马上拨电话找他理论，但格里木拒不接听。一怒之下，基尔格直接打电话给总裁何格特：“何格特，我是基尔格。很对不起，我没时间解释，不过，除非我的社论稿明天在第六栏见报，否则下星期一到纽约时报来找我。”9总裁不愿为此丧失一员大将，只好说服格里木将这篇稿件按时在指定位置刊登，并让他们二人取得协议，由华盛顿办事处派一位专人在纽约编辑文稿。

　　　　七、“我们并不总支持民主党”

　　　　在上述部门里，社论部是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主编，从地位上讲与总编辑相当，他不受总编辑节制而直接归发行人领导。但从权力来看，他就比总编辑小得多，仅管辖数十人和几个版。这种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分开的做法，在美国被很多报纸采用，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据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新闻更加客观公正，使评论更加**自主。根据美国报纸通行的游戏规则，新闻是客观的，由客观世界决定，而社论是主观的，必须体现报纸的立场。将两者分开，有助于更好地划清客观与主观的界限。

　　　　因此，在纽约时报，总编辑不过问社论部的事，也不参加社论委员会的会议，而社论版主编也不参加新闻部门的编前会，更不会对新闻采访指手划脚。不过，两边的人员流动却是经常的，该报不少评论员就曾经是资深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名记者也大有人在。雷恩斯在当总编辑之前，就是社论版主编。由社论版主编调任总编辑的，雷恩斯并非第一人。美国著名报纸的社论和评论版还强调与各类利益集团划清界线，具体表现就是社论版和评论版绝不刊登任何广告。

　　　　在我看来，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与该报其他版庄重而不温不火的基调有所不同。它所刊登的社论常常对时事政治进行尖刻的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第一次访问该报前不久，布什总统在阿富汗战火正酣时，突然于某日下午发表谈话透露，将考虑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有迹象表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后来人们可以看出，小布什与当初发动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一样，始终将萨达姆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尽早拔除而后快。谁知，就在小布什总统发表这番语气暧昧的讲话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立即在社论版头条位置刊出社论，题为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英文标题已记不准确，严斥布什讲话。社论第一段即语出惊人，大意为：布什政府若在眼下打击恐怖组织的关键时刻扩大范围去攻打伊拉克，将犯下严重错误。此时考虑这一问题，既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云云。文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论述了攻打伊拉克之谬误，言辞犀利，毫不含糊。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纽约时报的观点是正确的：直至今年4月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正式联络欧洲盟国表示要对伊拉克动武，却仍未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决不敢对伊拉克轻举妄动，以至副总统切尼中东之行的重点不得不从说服阿拉伯国家支持打击伊拉克转移到调停巴以冲突上来。换句话说，即使在布什当初发表那番谈话后的半年，打击伊拉克的时机仍未成熟。

　　　　后来我在其他社论中也多次感受到纽约时报社论版咄咄逼人的口气。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核态势评估”的秘密报告刚刚被舆论披露时。这份报告将一些国家列入危险国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置于导弹瞄准范围，并声称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报告披露后不久，即2002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出社论，强烈谴责国防部的这一做法，指出报告“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降低美国使用核武器限制条件的做法是“不顾后果的愚蠢”行为。社论说，如果别的国家计划发展新型核武器，并考虑对一些无核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华盛顿就会将该国列为危险的“无赖国家”。但上周末公开的五角大楼评估报告却建议美国自己这样做。社论继续说，五角大楼的评估报告降低了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错误的。在美国的核武器库中增添新型核武器需要恢复核试验，这就意味着美国要放弃自愿暂停核试验的承诺。10

　　　　据了解，该报早期的社论原是相当温和的。老发行人奥克斯反对社论对时局说三道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该报在一篇语气温和的社论中主张接受奥地利人的和平建议，不料第二天报社即收到3000封抗议电报，称该报向敌人举起了白旗，讥讽报纸拿了奥地利金币奥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是美英法等国的进攻对象笔者。奥克斯在压力下甚至想辞职，并一度打算取消社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在发行人苏兹贝格的主持下一改社论的中庸平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政治，报纸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舆论中心。此后，该报社论版就愈发放言无忌，甚至被人指责为傲慢自负。

　　　　面对雷恩斯这位前社论版主编，我有意提到这个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对前述关于攻打伊拉克那篇社论的看法。于是我们之间有如下对话：

　　　　笔者：“你们的社论很厉害，听说白宫官员都不得不每天读你们的文章，并受你们的影响。是这样吗”

　　　　雷恩斯：“我想我们的社论对政策会有一些影响，官员们也会注意我们的社论。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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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越战期间，我们的社论早在政府做出决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提出美军是否应该撤离越南并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主张撤，因为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但政府不听我们的劝告。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政府是错误的。不过，有时候政府也听我们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社论影响了政府决策。”

　　　　笔者：“像你们前几天的社论批评布什总统那样，白宫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如果不高兴，你们报纸会遇到麻烦吗”

　　　　雷恩斯：“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做任何改变。”

　　　　笔者：“我注意到贵报的社论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美国大选尚未结束时读到贵报支持戈尔并预测戈尔先生将在选举中胜出的大块文章。你们果然有这个党派倾向吗”

　　　　雷恩斯：“你说的不错，在戈尔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例如在195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支持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取代民主党总统。在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时常支持共和党。例如，在上次纽约州的选举中，我们支持共和党人帕塔基连任州长；在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人朱利亚尼再度当选市长。我们并不陷入党派之争，我们这样做指支持州长和市长连任的原因，是对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民主政策表示满意。但总体上说，我们更满意民主党的政策，包括其在文明进程、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国民自由、经济改革、特别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各报之前，我是拿定主意不涉及政治话题的。但和雷恩斯的谈话，一不小心就沾了政治的边。好在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无伤大雅。我们的政治话题就此打住后，雷恩斯又介绍了该报社论版的其他情况。

　　　　他说：“我们的社论版主编直接向发行人报告，她负责社论版和评论版。你说得不错，这是我的前任工作，我从1993年到2001年当社论版主编。总编辑负责除社论版以外新闻方面的一切事务，也向发行人报告工作。纽约时报社论部现有45人，新闻编辑部有1100人。社论委员会每周开3次会，讨论和确定社论选题。社论版一般每日刊发3篇社论，一篇关于国际政策，一篇关于华盛顿或国内事务，一篇关于地方事务。如遇重大国际新闻，则有可能一次发2至3篇国际社论，而将其他的减掉。例如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的当天，我们发表了2篇关于这一新闻的社论。这些社论只占该版一半的面积，另一半留给来信。在社论与来信的下方，有时会有一篇“观察家”文章，这也出自本报社论委员之手。我们共有15名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评论员和编辑。社论版对页oped，即在社论版右边的评论版，主要由社外作者撰写，来信也是这样。”

　　　　据了解，该报读者来信很踊跃，一年可达数万封，但实际上按一天刊用十多封计算，也仅四千来封。该报评论版的设置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这个版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

　　　　1960年的一天，当时为社论委员会委员、一年后升为社论版主编的约翰欧克斯johnoakes收到朋友一篇来稿。他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觉得它“在来信栏用太长，在杂志上指随报附送的每周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用又太短”，遂劝他另投别处。“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篇稿件很快在先驱论坛报上刊出了这家报纸竟可以刊登这样长的评论文章”11他对偌大一份纽约时报无处刊登这样一篇好文章而感到愧疚。于是，他在执掌社论版主编大权后立即向当时的发行人奥维尔l德赖富斯orviledryfoos建议开辟一个评论版，专门刊登社外作者写的时事评论。他进而建议将该版放在社论版的对面即社论版的下一页，过去这一页用来刊登死亡报道，其名称也建议定为“oped”即“面对”“社论版”两个英语的缩略形式，可译为“社论版对页”或“评论版”。老板很赞赏这个建议，但要“放放再说”，因为死亡报道版现在的位置是老奥克斯的主意，他不愿轻易挪到别处。庞奇阿瑟奥克斯的别名笔者苏兹贝格当上发行人后也认为欧克斯的建议不错，曾组织过几次高层讨论会，但新闻部门的头担心增加评论版后编辑部的阵地会减少，因而投了反对票。就这样，直到1970年9月21日，该报的评论版才正式出笼。最初的评论版不像社论版，它是可以等广告的。首次出版的评论版就有一则美国钢铁公司的形象广告，而这一天的社论版上恰恰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钢铁企业的社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后来，评论版不得刊登广告了，但发表的社外评论时常与社论版的观点相左，进而成为纽约时报用以平衡舆论的手段。

　　　　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报社高层领导名单。美国很多报纸也都将高层领导名单列在自己的社论版。以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版为例，在该版的左上角3栏宽85公分高的位置，左侧印有该报名称、地址、创刊年及自1896年以来历任发行人名单；右侧则依次为现任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执行总编、副执行总编、助理执行总编7人、社论版主编盖尔柯林斯、社论版副主编、总裁兼总经理珍妮特l鲁宾逊，jalrobinson、发行高级副总裁、广告高级副总裁、印刷及劳工关系高级副总裁、计划高级副总裁、财务副总裁、市场服务副总裁、人事副总裁、信息副总裁、新闻社总裁。社论版的右下角还有火柴盒大小的本集团主要负责人名单，依次为主席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仍是苏兹贝格、副主席兼高级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高级副总裁2人、秘书。

　　　　将所有重要人物置于社论版，大概也是出于只有这一版才能表达报纸自己的声音的考虑吧。

　　　　八、录音事件及后果

　　　　第一次采访雷恩斯后的当晚8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到电脑前，取出我那小巧玲珑的黑色数码录音机，开始记录整理白天的谈话录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但也颇耗精力的工作。录音机的正常容量是2小时，超长容量可达近4个小时，但我担心影响质量，一般不用超长模式。这个录音机十分灵敏，使用方便，还原声音质量也不错，但致命缺陷是在电脑里存储后音色就含混不清。于是，我只好在每次采访后将采访录音详细记录整理，以文字形式存储在电脑里，绝不放过一切有用的信息，然后将录音抹去，留待下次采访时用。记录整理的时间通常是谈话时间的4倍以上，因此在外出长途采访期间，我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连夜整理录音，第二天又要驾车赶路，弄得十分疲劳。我对录音十分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英语并不过硬，采访时在本子上只能记些重要数据，我也不想因记录而耽误宝贵的谈话时间，何况有的单词一时并未听懂，需要回去对照录音反复听才能理解。由此可见我对录音依赖之大。为防不测，我任何时候都在包里装着崭新的电池，并将录音机小心置于上衣口袋，以防它与包里其他硬物磕碰。

　　　　这次打开录音机，没料到居然没有声音赶紧查看小屏幕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我脑子“嗡”的一下，顿时傻了眼。这种事以前采访从未发生过，这次偏偏发生在最重要的报纸的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和纽约时报总编辑当面交谈一小时，世界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il。我在信中表达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tthheekin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o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不管怎么说，雷恩斯是位非常好的总编辑，他愿意冒风险假如有任何风险的话再次接受我，真令我感动。我在此妄加猜测，未免辜负了人家一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