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唐朝-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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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的倭国对唐朝廷的态度，既有崇拜又有羡慕，前不久严力刚到倭国，现在吕泰新又到倭国，平谨严实在不知道现在唐朝廷对倭国是什么态度，所以对吕泰新的态度非常恭敬。

　　　　严力是以登州官方贸易身份前往倭国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唐登州经贸考察团，李烨不会用唐朝廷的身份来忽悠倭国，不说李烨做不出来，就是想做也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千万不要认为那一个假冒的国书盖一个萝卜章，倭人就会傻乎乎的认为这是大唐的天使驾临倭国。那些一批批的遣唐使可不是到大唐组团游玩的，他们对唐朝的制度典籍相当了解，使节有什么仪仗，用什么服饰，官方的措辞一清二楚，根本就无法糊‘弄’倭国人。

　　　　李烨让严力用登州使团的名义拜访倭国也是有原因的，不管是倭国的遣唐使，还是倭国的民间往来，有一部分就是通过登州往来的，严力身份也就可以随时变化。

　　　　吕泰新知道严力到了倭国，但是并不清楚现在严力是否还在倭国，便说道：“平国守，听说登州的严将军去年到了倭国，不知现在是否还在倭国，如果严将军还在倭国，某想见一见，如果严将军已经返回大唐，某就准备等这次贸易结束后，陪同李翁一同返回大唐”。吕泰新这次来倭国，主要就是为打通江南到倭国的跨海航线，并没有准备在倭国停留，不过既然到了倭国，如果严力还在倭国的话，怎么说也要见上一面才能离开。

　　　　平谨严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以官方身份访问倭国就好，听吕泰新的话，吕泰新并没有准备长期留在倭国。平谨严在大唐官员面前端不起任何架子，何况吕泰新还带着跟山一样高的战舰，让平谨严打心底里羡慕吕泰新。

　　　　“吕将军，现在严将军还在平安京做客，严将军现在是关白家贵客，如果严将军知道吕将军来到倭国一定会很高兴的，某马上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平安京的严将军”

　　　　平谨严已经清楚了吕泰新和圆载、智聪的态度，现在只要搞清楚李延寿是怎么打算的，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去就是把情况汇报给藤原基经，就没有自己什么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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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5章　贸易凭证（二）

　　　　平谨严和李延寿也算是老熟人了：“李翁，这次你带着大规模的商船跨海来到倭国，某代表关白欢迎李翁和大唐的商人，不过李翁应该知道，与倭国贸易需要关白同意，并且持有碟状（贸易文书）才行，如今这么多大唐商人来到倭国进行贸易，某实在无权处理此事，此事还需要禀告关白才行，请李翁原谅”。

　　　　不管是民间贸易还是官方贸易，也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跨国之间的贸易没有官方容许的凭证根本不行的，这是这种贸易凭证会随时间、地点和国家而变化，有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凭证，只要在市舶司中注册一下就可以，有时甚至严苛到需要皇帝亲自颁布才行。

　　　　平谨严说的没有错，对于一般的商贾而言，这可能是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但是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

　　　　李延寿可是第六次来倭国，而且还是藤原基经座上宾，倭国的政治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李延寿微微一笑道：“平国守，这次某来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要到平安京进行‘交’易，而是准备就在摄津完成‘交’易，这恐怕不需要什么碟状。平国守也看见了，某这次带了大批的货物到倭国，也不可能将这么多的货物带到平安京去，所以某只是想在摄津把‘交’易完成，然后再到平安京拜见关白，不知道平国守意下如何”。

　　　　摄津福原筑港是整个倭国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可以把摄津福原筑港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可以当成倭国的保税区，只要李延寿的货物不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完全不需要什么贸易碟状。

　　　　平谨严也是担心李延寿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如果李延寿真的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的话，一则平谨严没有这个权力放李延寿通过，二则平谨严担心自己一下子少了这么多的商税心疼，见李延寿愿意在福原筑港‘交’易货物，平谨严当然不会为难李延寿，现在李延寿可是平谨严的财神爷。

　　　　平谨严那会把送礼的人往‘门’外推的道理，赶紧道：“李翁这是说的什么话，既然李翁准备在福原筑港进行‘交’易，某怎么也要联系一下各地买主，也不能让李翁的货物再拉回去不是”。这里要先说一下倭国平安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才好理解平谨严为什么如此热心的帮助李延寿张罗生意。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

　　　　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八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

　　　　“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fǔ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九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

　　　　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九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fǔ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藤原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八八七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倭国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

　　　　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平谨严身为摄津的国守，是摄津最大的土地领主，同时也是摄津最大的商人，平谨严每年名义上要向天皇和法皇（太上皇）供奉财物，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掌握倭国大权的关白。

　　　　平谨严允许所有的商船停靠福原筑港，所有货物必须留在福原筑港或者商船上，商人可以离开福原筑港，在摄津范围内自由的活动，但不得离开摄津，这有点像清代广州对于外商的限制，这些都是平谨严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平谨严不需要请示关白藤原基经就可以自己决定。

　　　　这么一大批货物想一下子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代的倭国市场容量还很小，底层的百姓过着与大唐百姓差不多的小农生活，自耕自足很少有多余的钱粮进行‘交’换。商船带来的大部分货物都属于奢侈品，或者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使用，不可能会面向倭国的普通百姓，其中价值最低货物要属于吕泰新携带的棉布，数量虽然庞大，但是漂洋过海后价格也翻了好几倍，一些最普通的江南蒲草制品，在倭国都是名贵物品，更不用说那些‘精’美的丝绸、漆器、‘玉’器和陶瓷了。

　　　　李延寿召集了一些主要的商人在官驿中商量出货的事情，吕泰新虽然不参与贸易，但是吕泰新身份特殊，又携带了大量的货物，所以也被邀请一起商讨事情。

　　　　有些商贾还是第一次到倭国，什么货物在倭国好卖，需要从倭国购买什么货物返回江南，这些商贾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大部分事情都以李延寿的意见为主，就算是叶婉也‘插’不上嘴。这次所有的货物都有李延寿统一进行‘交’易，其他的商人这次来倭国主要是来学习和考察的，准备以后再建立与倭国长期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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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6章　跳楼大甩卖（一）

　　　　这次跨海贸易对于李延寿的压力很大，但是这其中利益也同样十分惊人，先不说全部货物的价值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局面，就是背后隐藏的利益也让李延寿心动。

　　　　表面上这次跨海东渡倭国是有各家江南商贾组成的，但是对外贸易需要一个牵头人，而这个牵头人只可能是李延寿，首先李延寿已经七次到倭国，对倭国的政治、经济有相当的了解，其次李延寿与倭国上层‘交’流频繁，更是藤原基经的座上宾，在倭国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他商贾要想达到李延寿位置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李延寿已经逐渐的成为与倭国贸易的带头人和中间人，同时也给自己在江南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候李延寿更加看中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只要有了这些，李延寿的贸易就可以凌驾所有商贾之上，同时李延寿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影响力。

　　　　李延寿拿出几张纸铺在几案上道：“诸位，这次诸位来倭国进行贸易，因为很多人以前并没有跟倭国有过来往，所以诸位推举某与倭国商贾进行‘交’涉。诸位也知道某以前跟倭国有过贸易往来，所以某与几位商贾先磋商了一下，有几点意见给诸位说说，如果谁有意见的话不妨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与倭国之间贸易主要是纺织品（绫、罗、绸、缎、锦、绮、纱、绢、纶、缣、帛）、手工品、瓷器和茶叶（茶砖），当然还有铁器、金属制品、‘药’材、土特产、珠宝和香料，在这些货物中铁器和铜器是不允许出口的，但是因为其中的利润‘诱’人，还是有不少商贾选择携带一些违禁品走‘私’到倭国。

　　　　李延寿把所有的商品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普通商品数量较大，比如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另一类是绝对的奢侈品数量不多，比如青铜制品、珠宝‘玉’器和名贵香料，这样区分有一个好处，大众商品数量多价格就低，倭国商贾也很难一口吞下去，奢侈商品数量少价格高，需要迎合一些高端商贾的口味，脱手的机会不好掌握，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处理办法，李延寿在这点上考虑的非常周到。

　　　　叶婉带着董真做在李延寿的对面，吕泰新身份最高，坐在上首，但是却一句话都不说，今天吕泰新过来只是带着耳朵听的。叶婉在江南做的生意很大，其中一部分是董家的生意，另外一部分是李烨的生意，所以叶婉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国家经济实力异常强大，商业经济长足发展，唐朝政fǔ的工商业政策逐渐发生改变，由前期的“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受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到后来的“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实际上承认了仕人营商的合法‘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士之子恒为士，工商之子世为工商”、“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禁令逐渐丧失其存在空间，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于繁荣商业贸易之中，“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员也不可以做生意，但是暗地里还不是有大批的官shanggōu结。

　　　　唐代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繁华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都城长安，东西两市有二百多行，此外，各道州府以及水陆‘交’通要道上的通商口岸乃至一些县治村镇，都有相当发达的商业店铺。其中有些城市的繁华程度，并不亚于长安。宋人洪迈曾这样描绘当时扬州的繁华：“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在这种相对宽泛的社会大环境下，唐代‘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不可轻视的社会群体。她们敢于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并承担着生活的艰辛，卢仝《寄赠含曦上人》中就有“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的诗句，既道出了‘女’商人的艰辛，也反衬了她们勇于面对困苦的气概。

　　　　唐代‘女’商人所独自经营的商业范围大致集中在投资资本相对较小、经营风险小且适于‘女’‘性’经营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业、旅馆业、短途客运行业、织造业等。

　　　　就唐代‘女’商人本身来讲，她们自身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大多比较年长。如洛阳的高五娘嫁了两个丈夫，年龄应当不小；东都卖履的老‘妇’也是年暮之人等等。其次，从她们的婚姻家庭来看，一般是孤寡之人。如康州悦城县绩布为业的寡‘妇’温。再者，这些‘女’商人所经营的商业成本较低、商业规模较小、商业场所比较固定。大都集中在相对安全、稳定的城区市镇中间，尽管这里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便于‘交’易，但这与‘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唐朝兼容开放的社会风气、商业贸易的兴盛都是唐代‘女’商人存在、兴盛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唐朝‘女’商活动的发展，并为唐朝‘女’‘性’群体的社会社‘交’活动提供了宽泛的社会背景；反之，唐朝‘女’‘性’广泛积极参与社会商业经营‘性’活动的行为，也反衬了唐朝社会文化的豁达。

　　　　唐朝是古代‘女’‘性’群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璀璨的年代，并为后世‘女’‘性’从事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尽管唐代的‘女’商人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范围、经营内容都和男‘性’群体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其在文化内涵、‘女’‘性’角‘色’的社会意义上，唐朝‘女’商更被赋予了某种更深的社会意义。

　　　　叶婉和杜芸身上都有这个时代‘女’‘性’商贾的明显特征，都是丧夫之人，丈夫留下一笔产业需要打理，在这种环境下，‘女’商贾利用自身的顽强意志撑起濒临倒闭的家业，同时社会的包容‘性’也为她们搭起一座崭新的舞台，让她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

　　　　叶婉从来没有考虑过跨海与倭国进行贸易往来，现在的家业已经足够自己和董真舒舒服服过上几辈子了，这次李延寿邀请吕泰新跨海东渡，叶婉知道这是李烨准备打通倭国海上通道，所以叶婉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叶婉除了儿子董真，只能相信李烨了，李烨不仅保全了叶婉的家业，而且让叶婉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李延寿的计划跟几个大商贾都商量过，现在不过是拿出来宣布一下，在李延寿看来，这次倭国之行，所有的商品能够卖出一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李延寿以前也没有组织过这么大的商队，而且李延寿也知道倭国的市场容量，这次跨海贸易完全不在李延寿的计划之内，所以李延寿很担心这次贸易不会进行的非常顺利。其实李延寿的担心很正常，就算是后世跨国贸易，当大批的商品涌入一个国家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购买力，其次是这种大量商品涌入后必须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

　　　　李延寿和一些大商贾商量的结果是，先将商队的货物统计出来，然后根据货物数量的大小进行分批处理，数量大的商品价格适当降低一下，数量小的商品价格可以适当抬高，用盈利的商品弥补亏损的商品，总体上维持整个贸易的平衡。李延寿的办法得到了很多商贾的支持，毕竟大多数的商贾这次到倭国来并不是只为了赚钱，而是顺便了解一下倭国的市场，以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贸易。

　　　　叶婉见大部分商贾对李延寿的建议没有异议，便说道：“这次我们来倭国主要是来考察一下倭国的贸易环境，并且跟倭国的商贾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下次再到倭国的时候，就有针对‘性’的进行贸易，所以这次我们主要是把手中的货物卖出去，然后再带回倭国的货物返回江南，如果诸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等到倭国的商贾来到摄津，就有李翁负责跟他们进行谈判”。

　　　　商队的货物清单已经‘交’给了平谨严，卖出多少货物就需要缴纳多少的商税，而且平谨严已经订购了一批自己需要的货物，其他事情就有大唐和倭国的商贾之间进行商谈，什么价格、多少数量不是平谨严能够管的。

　　　　其实现在李延寿的谈判地位十分不利，李延寿手中有大量的货物，平谨严知道后，也就意味着倭国的商贾也知道了，这时候倭国的商贾不拼命压低李延寿的价格才怪呢？李延寿不可能因为倭国商贾压低价格，就不出售手中的货物，谈判价格的主动权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倭国商贾掌握了。李延寿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准确的来说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一开始时就考虑不周全，其他商贾的想法跟李延寿差不多，而且也抱着可有可无的想法，并不多在意这次与倭国的贸易，注定这场谈判会以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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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7章　跳楼大甩卖（二）

　　　　摄津是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一些倭国的大商贾在摄津都长期驻守的代理人，大唐的商船一进入福原筑港，一些摄津的商贾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倭国的商贾并没有急着找李延寿，而是跑到平谨严那里探听风声，在了解了唐朝商队的规模和货物后，而是选择了与唐商拉开距离，并不急于跟唐商接触。这下可把李延寿给极坏了，虽然大批倭商还没有赶到摄津，但是长期在摄津的倭商这时却选择了做缩头乌龟，李延寿当然已经猜到了倭商准备做什么吗？

　　　　李延寿这下再也坐不住了，急忙找到摄津几个倭国坐商（摄津开店营业的商人）打探他们的口风，麻生奈未、浅川香织、秋元里奈是李延寿在倭国摄津主要的贸易伙伴，李延寿邀请三人在一间饭馆见面，三人看在以前的面子上也不好拒绝，只好赶来与李延寿见面。

　　　　这次大唐商队的规模太大了，李延寿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求这次能赚什么钱，只要打通这条贸易航线，并把倭国的一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