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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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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在历史上是非常有上进心的，他想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袁绍，却在没有选择在长辈的安排下平稳前进，相反却选择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袁绍成长的年代正好是灵帝时期，那是东汉王朝中央朝廷统治下最为黑暗的年代。
那是一个什么时期，十常侍独掌大权，肆意妄为的年代，宦官们最辉煌的时期！汉灵帝刘宏曾经在大宦官曹节的建议下再次发动党锢，打击忠诚的士大夫，后来甚至认大宦官张让为其父，赵忠为其母，将二人比做自己的父母，对于宦官们几乎是百依百顺，可以说是活着的宦官的傀儡。
灵帝在位期间就是宦官的时代，而宦官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毒瘤，他们专政朝廷，祸乱朝纲，扰乱政治，无恶不作。
而那时朝堂之上的生存下来那些士大夫们基本都是绥靖派，除了中立的，就是宦官们的走狗，至于那些忠良的大臣们，要不成为了缩头乌龟，要不早就被挂上了“党人”的名号，死的死，跑的跑了。
老袁家当然也是绥靖派。
但袁绍不是！袁绍不想对宦官们妥协，他想消灭宦官势力。
所以袁绍放弃了轻松没有危险的仕途，而是拒绝出仕，选择对抗十常侍，放弃了安逸，最终成为了对抗宦官一派的领袖级人物。
袁绍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面对着黑暗的社会，黑暗的现实，拒绝融入其中，而是利用自己的家世，发挥自己的优点，不断的积蓄着力量，准备着，等待着。
袁绍在洛阳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结交着党人和侠义之士，包括张孟卓（张邈）、何伯求（何颙）、吴子卿（？）、许子远（许攸）、伍德瑜（伍琼）等人。
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八厨”之一，家财万贯。
何颙与党人领袖陈蕃（三君之一）、李膺相交过密，而被宦官们严加防范，非常有声望，他变更姓名在避难汝南时，袁绍主动与之结交，甚至私下里多次邀请其来洛阳。
许攸亦是力主反对宦官，后来曾经准备和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废掉汉灵帝，改立合肥侯为帝，驱逐宦官，但最终失败，王芬自尽，许攸逃走。
伍琼，党人，董卓执政后大力提拔其为城门校尉、侍中，后向董卓提议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派韩馥等人驻守一方。
除了这些已经被记载的，还有袁绍的死党曹操等人。
袁绍本人风度翩翩，容貌漂亮，对人仁爱，注重名声。他的先人世代担任三公，宾客众多，加上袁绍降低身份倾心结交，所以士人全部抢着投奔他。来的士人不论贵贱，在礼节上袁绍都与他们对等，来拜访的宾客的各种车辆挤满了大街小巷。
袁绍在洛阳的活跃，理所当然的引起了宦官们的关注，毕竟洛阳是十常侍的大本营，宦官势力最强的地方，而袁绍的所作所为令大宦官们十分的愤怒。
中常侍赵忠就在皇宫里说过：“袁本初当初拒绝做官抬高自己的名声和身价，现在却喜欢养着那些不怕死的人，不知道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
袁绍的叔父太傅袁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害怕，于是立刻把袁绍叫来，拿赵忠的话训斥他，但袁绍始终不改。
由于袁绍本人没有官职，又是小辈，还有着老袁家的庇护，再加上没被抓到把柄，袁绍也没有什么太过激的动作，所以十常侍一时并没有把袁绍太放在心上，但对于袁绍的那些小动作肯定是十分不满的。
而历史上袁绍会弃官而选择洛阳作为他隐居的地点也是精心考虑过的。
袁绍由于出身的缘故，并不缺乏平台，亦不缺乏资源，他所缺乏的是足够影响力。袁绍如果出仕的话，官职开始不会太高，还会被俗物缠身，受到约束也会更多。
而不应召的话，袁绍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名望，活动也会更加自由，就算做出了出格的事情，由于袁绍是白身，也不会太过于醒目，引起宦官们的忌惮，只会被认为是小辈胡闹而已。
另一方面，诚然，洛阳作为宦官的老巢，待在这里的风险十分之大，但与之相匹配的是巨大的机遇。洛阳作为大汉的京都，是大汉的中心所在，是最高的舞台，只有在这里袁绍才能最大化的表现自己。
而且袁绍本身就已经放弃出仕，没有任何官职，就算回到老家汝南待着，也很难聚集起各地豪杰，但洛阳不一样，洛阳内部人才聚集，袁绍虽然没有职位，但老袁家在朝廷里的势力庞大，袁绍可以借助家族的力量积蓄实力。
汉末时期，十常侍依靠宫中，权倾天下，为所欲为。
所以有识之士均对宦官们是欲除之而后快，袁绍年轻时就在那个年代暗中竖起了一面反对宦官们的旗帜，要知道那个时候党锢政策还没结束，袁绍这么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但他面对挫折没有后悔，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皇天不负有心人，袁绍最终等到了他所一直期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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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3章 逆转的开始
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这场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动摇了整个大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同时也为宦官的专权一步步的敲醒了丧钟。
历史上黄巾起义对于宦官的打击是非常深刻的，是宦官集团在东汉末年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黄巾大起义的规模庞大，沉重的打击了汉王朝，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因此大受震动，开始寻找原因，希翼改正，而当时这个锅只可能由宦官来背。
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面衰落，而造成这一点的要追根结底的话，有很多人都要负责任，包括皇帝、外戚、士大夫以及宦官。
汉灵帝作为汉王朝的首脑要对黄巾起义负第一责任，但那时朝廷的威严还在，灵帝还是这个国家的实际主人，所以没人可以追究他的责任，所以黄巾起义的锅只能让下面的人来背。
而在外戚方面，在当时主要是灵帝母系的董氏一派和妻系的何氏一派，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大将军何进，但窦武之后，外戚的势力被压制的很厉害，就连何进在大起义之前也只是河南尹，所以尽管董太后也曾经叫自己儿子灵帝大肆卖官，破坏朝政，但总体而言当时外戚势力还没翻身，并不强大，也不显眼。
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绝对是有责任的，但也绝对不是主要责任，而且他们以文人为主，想让他们反省自己也比较困难，更何况当时还有那么一个明显的靶子在哪里。
所以黄巾起义的锅只能由当时势力最强大，最嚣张的宦官集团来背来了。为什么？就是这一群小人昏晕主上，就是这一群小人打压忠良，就是这一群小**乱朝政，所以这锅不由罪孽最深的他们来背，谁背？
所以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很快就被千夫所指。
黄巾起义对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打击是多方面的，非常沉重的，可以说差一点让他们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为了对抗黄巾军，灵帝不得以任命何进为大将军，主持对黄巾军的作战，何进也成为了恒灵时代继梁冀、窦武后第三位外戚大将军，何进也因此被认为外戚集团的新一代首领，其权势迅速增长，已经隐隐威胁到了宦官集团。
而且起义爆发后，在北地太守皇铺嵩、中常侍吕强建议下，灵帝为了防止“党人”投向张角一边，与其合流，下令结束了执行多年的党锢政策，党人们得以重新正大光明的回到政治舞台，这也标准着士大夫势力的复苏。
张角这一闹导致宦官们压制了十多年的外戚集团和党人集团都再次死灰复燃，宦官们当然也是十分的不甘心，他们对偏中立的外戚集团采取拉拢政策，对于与其敌对的党人势力则希望借由灵帝之手再次打压下去，甚至是幻想发动第三次党锢。
但很快宦官们就受到了黄巾起义所带来的直接冲击，使得他们无力再把党人压制下去。
第一波冲击是由张钧、向栩等人发起的，他们在大起义爆发后将矛头直指宦官集团，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要“十常侍”为大起义负责，最后张让等大宦官借助天子的信任成功过关，张钧、向栩反而被诬陷与太平道有瓜葛，均被杀。
第二波冲击主要由王允等人发起。历史上王允在成功的镇压豫州黄巾军起义后，发现了太平道和宫内大宦官麾下相互交通的书信，然后把这些信件都上报朝廷。灵帝因此大怒，而那时宦官们正在污蔑党人积极争取再次发动党锢，虽然中常侍中大部分人再次依靠灵帝的信任成功过关，但也有中常侍封谞、徐奉因为勾结太平道被杀。
经过这个事情后，不仅宦官们谋求的党锢之事基本报销，他们还被迫收敛起来，将他们在外担任州、郡官员的亲属及子弟召回。当然后来王允也为此被宦官们收拾的非常惨，差点就挂了。
黄巾起义的爆发不仅对于灵帝的权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更是沉重的打击了宦官的势力，使得外戚的重新崛起，党人们回归。而且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门阀世家的势力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可以说宦官们唯我独尊的大时代已经过去了。
袁绍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选择重新出仕，当时朝廷已经取消党锢，大赦天下党人，何进成为了大将军后，为了摆脱宦官的压制，积极寻求世家门阀的支持，于是选择辟召袁绍等人。
而袁绍也是希望借助外戚的力量除去宦官，和何进不谋而合，加上袁氏门第显赫，袁绍本人又是十分优秀，所以何进对于袁绍信任非常。
那时经过数十年的压制，宦官和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已经积累的非常深厚，黄巾起义后，宦官集团力量减弱，士大夫集团势力增强，形势已经有所改变，但单单只有士大夫集团的话还是难以对于宦官们产生致命的威胁，所以这时能不能取得外戚势力的支持就尤为重要。
外戚集团在当时的立场接近于中立，虽然何进对于宦官集团有不少意见，但他的妹妹何太后及其弟弟何苗都是更倾向于宦官。在何进成为大将军，掌控大权以后，袁绍的最大任务就是坚定何进对抗宦官的意念。
黄巾起义后，虽然宦官的势力衰退，但依然不可小视，毕竟有灵帝作为他们的守护神，只要灵帝不死，其他人都很难在真正意义上打败宦官集团，向栩、张钧、傅燮、王允的下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袁绍等人要想铲除宦官，依靠外戚集团和士大夫集团的合力仍然有所不足，他们还缺一个“东风”，能让宦官们保护伞消失的“东风”。
为了这个“东风”，有人是被动的等待，但也有人是想主动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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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4章 激进派在行动
黄巾起义被平息后，东汉朝廷进入了短暂的平稳期，袁绍也在何进身边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帮助其扩大势力，对抗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
但由于灵帝的庇护，何进就算得到了袁绍等人的支持还是无法在与宦官们的对抗中占到上风，袁绍选择依然等下去，但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
如果想要对付宦官，就必须对付灵帝，这是那时很多人都无法迈过的坎，所以无论宦官们怎么胡搞瞎来，只要灵帝还在，他们就是无法消灭的。
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让昏晕无能的灵帝下台吧，没有“东风”，那就创造一个“东风”就好了。
中平五年（188）冀州牧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陈蕃之子陈逸和当时的著名术士青州平原人襄楷开始谋划除去灵帝，转立合肥侯为帝。
冀州刺史王芬是“八厨”之一，当年因为第二次党锢被迫流亡藏匿长达十九年，饱受宦官的欺压，是当时名动天下的人物，党人之一。后来大赦天下，党锢被解除，王芬也因此被起复，更是被派往冀州，担任冀州刺史，治理黄巾军和太平道的源头之地。到任后，王芬收纳流民，安抚叛乱，治军理政，很快使冀州安定下来，他在任四年，冀州民生明显有所好转。
陈逸是原太傅陈蕃之子，建宁元年（168）宦官集团先下手除去了窦武和陈蕃，陈蕃的友人朱震冒着生命风险把陈逸藏了起来才让陈逸躲过一劫，事发后，朱震全家被捕，他本人却在严刑拷打之下仍然守口如瓶，最终使得陈逸安然逃脱。灵帝解除党锢后，陈逸亦被起复。
许攸则在年轻时就与袁绍、曹操交好，互有往来，他本人也对宦官十分的敌视，所以很快就被王芬拉拢了过去。
周旌在历史上记载比较少，只大概了解到了他是沛国人。
襄楷是东汉著名方士，在恒帝时代就曾经上书抨击宦官乱政，直指恒帝。
中平四年（187），陈逸和襄楷到王芬到府上做客，襄楷对两人说到：“最近天象显示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这回真的可能要被灭族了。”
王芬和陈逸均是大喜，王芬甚至说到：“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愿作为先驱。”
就这样王芬等人由此拉开了行动的序幕，王芬和陈逸开始和有同一志向的许攸、周旌等人以及冀州的当地豪杰相互交结谋划，但结果却发现他们无论怎样都无法绕过灵帝，他们转而决定先废掉汉灵帝，再拥立和宦官刮连不深的合肥侯为帝，彻底打到十常侍。
为了增强实力，他们还先后拉拢过曹操、陶丘洪和华歆等人，但都没有成功。
陶丘洪、华歆都是平原名士，其中陶丘洪本来一开始准备答应王芬的，但华歆却说到：“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就连伊尹、霍光都感到困难。王芬性情粗疏不善军事，这事必定成功不了，而且还有可能会祸及宗族。您千万不要参与！”陶丘洪就此被劝阻。
曹操更是写了一封信回绝王芬等人，他的信里就写的非常清楚。
曹操说到：“这废立皇帝的事，是天下间最不祥的。
古代人有权衡成败、计较轻重然后施行的，只有伊尹和霍光。伊尹是心怀至忠的诚意，又据有宰相的权势，位列百官之上，所以废立皇帝，才会计划得成，完成废立。等到了霍光，他先受到了先帝托国的重任，又凭借皇室宗亲的地位，而且内有太后秉政的权重，外有群臣同心的大势，加上昌邑王即位没多久，没有贵重宠幸的人，朝中也缺少同心的官员，他的话只能通过侍从表达，所以霍光计策施行便宜迅速，事情完成就像摧枯立朽。
现在各位只见到古人成功的容易，没有看清当前的困难。各位好好想想，你们结众连党，与七王之乱有什么差别？合肥侯的地位，比起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怎么样？而且你们现在做的乃是非常之事，希望按照意愿成就大事，不是很危险吗！”
从中可以看出来，曹操、陶丘洪和华歆等人拒绝了王芬并不是因为他们还在拥戴汉灵帝，而是认为王芬等人的行动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才没加入其中。
当时尽管灵帝的昏晕无能已经被天下人所知晓，但帝王的威严还是不容侵犯，直接挑战皇帝的难度在那个时代里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王芬等人的勇敢换句话也可以说是愚蠢。
而历史上王芬等人的行动最终也没有成功。
一方面由于王芬等人缺少必要的人手，另一方面也没有好的时机，所以他们在刚开始等待居多。
直到时间到了中平五年（188），这一年灵帝准备回去冀州老家河间国的老宅看看，王芬等人理所当然的把这件事视为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王芬上书借口黑山贼侵略郡县，由此得到了兵权，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把灵帝除去。
但王芬的行动很可能早就被一些有心人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借助掌天时、星历的太史官上书劝解灵帝，认为当时北方有赤气，乃是大凶之兆，就说北方有人耍弄阴谋，不宜北行，于是灵帝为了安全就放弃了北上回老家看看的想法。
随后灵帝不仅下令让王芬罢兵，还征召他入京，王芬知道自己谋划失败后，在惊慌恐惧中自杀身亡，许攸等人也纷纷逃走，党人激进派的行动就此夭折。
在那个时代里，想要打败宦官，就要先打败灵帝，但灵帝是皇帝，是难以战胜的，所以宦官们往往是无敌的。
但灵帝总会死的，一个死人是无法再继续保护宦官们的，王芬没有等来这一天，但何进与袁绍等到了，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风”。
王芬虽然没有成功，但这并不代表襄楷的预言错了，黄门、常侍的好日子的确没多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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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5章 时机来临
时间到了中平五年（188）汉灵帝刘宏的身体开始恶化，这也直接导致继承人的问题摆上了舞台。当时有资格继承分别是何皇后所生的大皇子刘辩和董太后养大的二皇子刘协。
灵帝历史上其实不止有两个儿子的，但早期他的儿子们都已经陆续死掉了，夭折的非常多，所以在何皇后生下儿子刘辩后，灵帝自己都不敢养，而是送到了道人史子眇家去抚养，所以刘辩又被称为“史侯”，而刘协因为被董太后抚养所以又叫“董侯”。
何进、袁绍等人所代表的外戚和士大夫集团都是支持嫡长子刘辩的，外戚董氏、宦官集团乃至于灵帝都是倾向于刘协。后来群臣多次请求汉灵帝立太子，由于母亲董太后的挑唆灵帝认为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于是准备立刘协，却又不敢废长立幼，显得犹豫未决。
但汉灵帝内心里还是倾向于刘协的，所以他还是为刘协做了很多事。尤其在黄巾大起义后，灵帝也是颇受刺激，对于军事方面的关注开始变多。
黄巾之乱后，外戚何氏的势力发展迅速，何进又是大将军，控制着政治军事大权，而何进是刘辩的舅舅，所以为了帮助刘协压制刘辩，灵帝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一指挥西园，在军事方面的权力甚至在大将军何进之上。
在皇位争夺时期，何进、袁绍等人的面临的最大敌人之一就是宦官蹇硕，蹇硕也是坚定的刘协派，非常忌恨大将军何进。
蹇硕身体壮健，又通晓军事，因此非常得到灵帝的信赖，他在控制军事大权后，把何进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拥立刘协，除去大将军何进。
蹇硕先是借助灵帝的信任，和众常仕们共同劝说灵帝派遣何进西征韩遂等人，意图先把何进调出洛阳，把何进和刘辩分开，再出手对付暂时失去外援的刘辩，而何进、袁绍看穿了蹇硕的计划，尽管灵帝最终被蹇硕等人说动，下达了要求何进西征的命令，但何进再与袁绍等人合谋后，采取了拖字决，何进于是请求派袁绍到徐州和兖州去调集军队，要等到袁绍回来再进行西征，就这样把这个事情拖了过去。
但是蹇硕并没有放弃，灵帝死前，把刘协托付给了他，灵帝死后，蹇硕就在宫中，于是他立刻就采取了第二次行动，准备在何进入宫中时先将其杀死，再拥立刘协为帝，但他的司马潘隐给了何进暗示，导致这一次计划再次失败，在何进等人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刘辩顺利登基，蹇硕的阴谋被粉碎，何进一派也得以控制了朝廷大权，当时朝廷以袁绍的叔叔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共同主持尚书事务。
刘辩称帝之后，蹇硕还没有死心，他依然垂死挣扎。蹇硕写信给其他的中常侍，称述何进等人的危害，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一同对付何进，但郭胜与赵忠等人商议后，出卖了蹇硕，何进将其处死，还将其部队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
蹇硕死后，刘协的主要支持者就主要剩下外戚董氏了，但很快董太后的侄子骠骑将军董重也被何进围剿自杀，董太后最终也莫名死去，何氏外戚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东汉末年灵帝末期的皇位争夺战中，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虽然在刘辩和刘协之间倾向于刘协，但这并不代表宦官们就完全站在刘协的一边了，而且整体上何氏外戚集团也是偏向于中立的，并不是像党人那样彻底的和宦官们处于对立面。
宦官们本身也是标准的势力小人，骑墙派，墙头草，随风倒，能屈能伸，像蹇硕那种死忠之人只是个别的。
宦官集团本身一开始就是对于董氏和何氏两头下注，当年何皇后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大怒差一点就把何皇后废黜打入冷宫，就靠着诸常侍求情才留了下来，而且大宦官张让的儿媳妇也是何进的妹妹，只不过后来何进势力发展的太快，威胁到了宦官们的利益，所以后期宦官们才开始偏向于董氏。
但在刘辩称帝之后，十常侍很快就认清了形势，他们果断的把蹇硕出卖给了何进，然后坐视何进除去董氏，以平息何进的怒火。
实际上在灵帝病逝，刘辩上台后，宦官们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就已经开始对何进屈服了，不再无休止的追求权力、金钱，而是转而规避风头，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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