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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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昨日今朝

　　　　魏蜀吴三国争雄，苦心孤诣地经营着各自的产业，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之后，最终以曹魏的陈留王、刘蜀的安乐公和孙吴的归命侯惨淡收场，天下十九州尽落司马氏之手。

　　　　司马家族兴于魏武帝，成于魏元帝。起初宣皇帝司马懿被曹操强行征召入宫，然后一步步走上了屠戮三国的道路，虽然他没能见证三国的覆灭，但是他一手挖掘了三国的坟墓。嘲讽的是，曹**迫司马懿入宫，而五十八年后，曹操的孙子曹奂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客气地赶出宫，孟德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估计能再死一回了。

　　　　和以往的朝代一样，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智囊们探讨前朝也就是曹魏失败的原因，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皇族势力太弱，一旦出现变故，根本无从照应，皇帝真的只是个孤家寡人而已。有鉴于此，司马炎下令大肆分封皇族，堂叔伯兄弟有十七人都被封为亲王，且都担任政府要员，掌握实权，在自己封国内还享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所谓过犹不及，在这么个形似铁桶江山的环境里，外姓想要颠覆政权的情况确实不易发生，但窝里斗的危害实际比外部威胁更加恐怖，各亲王互相不服，碰巧司马炎之后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商堪忧，完全不能掌控全局，于是在皇后娘娘的刺激下，少数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王爷便铤而走险决意过一把天下至尊的瘾，但要夺权自然不是凭借吼两声就能实现的，杀戮在所难免，上到皇族，下到百姓，遍地血腥――八王之乱的出现彻底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对权力的渴望是多数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一旦发现机会便破土而生，而且注定一发不可收拾，汉人如此，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鉴于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少数民族的说法，异族统治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当时的异族中，有五个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分别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被异族追着打以致苟且偏安的局面。

　　　　五胡肆乱之际，晋王朝已不堪重负，内忧外患同时达到**，最终孕育出一个新的时期――南北朝。

　　　　南朝仍旧是汉人政权，而北朝则成了胡人的舞台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不变的是每天都在重复着杀人杀人杀人。当然汉人也没闲着，窝里斗真是几千年来永恒的主题，自宋武帝刘裕取代晋王朝而成立新的政权，内斗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闻之色变。

　　　　面对着残败的神州大地，刘裕自然也会思考这一切出现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皇子实力太弱，因此才有了外姓夺权的机会，所以他在还没有登位的时候，就极力培养自己的几个宝贝儿子，让他们以十岁上下的小小年纪，就大权加身。然而事与愿违，此举确实让儿子们都异常强势，但危机却也因此产生，骨肉相残的局面，比晋王朝的状况还更凶残，宫廷流血事件越演越烈，情节越发严重，伦理纲常不复存在，所有人几乎都只有一个念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宋以及后来的萧齐、萧梁、陈，原本凭借长江天险，虽不能统一全国，但尚能维系一域的和平繁荣，可惜最终都为内乱所祸，加之北方政权出现强势的首脑，依靠一批能臣良将终于平定全国，虽然统一的时间并不长，总算为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分裂划上了句号。

　　　　但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来看，其实类似的场景在神州大地上一直层出不穷，或许残酷的程度有所差异，但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追本溯源，产生这么多悲剧的原因无非是普通民众为了生存或为了生活。

　　　　有些人本是与世无争，但当外界环境危及到自身生存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能想象得到的手段去改变环境争取生存的条件，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存，在寻不到二者之间平衡的情况下，武力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流血在所难免。

　　　　有些人生存无忧，但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更加完美的生活，追求**和精神的享受，于是疯狂地搜寻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办法来使自己的处境与头脑中的影像相匹配，这中途势必危害到更多其他人的生存，也会迎来更加激烈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家们喜欢讨论人性，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虽然这都是为了迎和统治阶级才出现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本心的探索。

　　　　实际上人心是什么样的呢，作为高等生物的我们为何仍会像低级的野兽一样动不动就报之以血以肉呢？

　　　　与其说坏人都是长大后被周围环境玷污的，不如说人自出生便带来了各样邪恶的因子，只是在后来成长环境里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终于酿成祸患。

　　　　由此对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定义也更清晰明了，文明社会就是指那种可以有效约束罪恶的社会，野蛮社会则是纵容各种罪恶的社会。

　　　　弘扬真善美和遏止假恶丑，究竟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属于后者！

　　　　有人认为弘扬了真善美自然就没有假恶丑了，实则恰恰相反，只有没了假恶丑，才会有真善美的用武之地，单纯两方竞争，假恶丑完爆真善美。因为人心最深处总是更倾向于邪恶而非正义，一旦发现机会，各样罪恶注定如雨后的苔藓般疯长。

　　　　当假恶丑被成功地抑制，久而久之，真善美融入到日常习惯之中，大家不会因为某些人做了好事而感到惊奇，社会自然和谐。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用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若是执着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那就很难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温暖；若是致力于提高人类文明质量，那自然就很难分身去偷蒙拐骗。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结局已然确定了，不同的结局全因不同的选择。

　　　　今人的选择尚且未知，但历史上许多关键人物的选择却是已经固定了的，当时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今人慎重选择，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归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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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皇登基

　　　　265年12月17日，三十岁的司马炎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龙椅，俯视着殿下的群臣，他发现自己居然并不是那么欢喜，反而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让自己有些喘不过气。

　　　　此时天下尚未一统，孙吴仍旧盘据江东，而新的王朝建立，百废待兴，可谓内忧外患，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皇帝，司马炎虽登大宝，却实在没有理由尽情享受权力的荣耀。

　　　　而且，他还有个私心。

　　　　这毫不意外，因为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他的私心关系到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亲弟弟。

　　　　这人叫司马攸，是司马炎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只是自幼便过继给了伯父司马师。

　　　　说起司马师，也就是司马懿的长子，英雄一世，平生有两大遗憾——膝下无子、晚年惨死。

　　　　司马师四十岁以后，眼睛上的肿瘤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导致了他四十八岁那年在军营里受到过分惊吓而眼球迸出，痛苦挣扎了数日之后才忿忿而终。这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

　　　　回顾他那近半百的人生，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偏偏没有一个儿子，这在当时可以说仅次于死亡的第二大遗憾了。

　　　　好在他弟弟司马昭儿女众多，在父亲司马懿的授意下，把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他，这才解决了传承的难题。

　　　　后来司马师临死并没有把晋王（司马氏未夺权之前是曹魏王朝的晋王）之位传给儿子，一是因为当时司马攸的年纪尚轻（只有十岁），二是司马师并不傻，儿子跟弟弟其实是一家人，倒不如直接传位给弟弟，临死也做个人情，兴许妻子女儿们也能多享点福利。

　　　　等到司马昭接任大权之后经常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我为什么要参与呢？”

　　　　他当然知道自古的规矩，很少有兄长的位子由弟弟接手，虽然兄长的儿子实际是自己的儿子，但事实是自己抢了儿子的座位。

　　　　不论他那么说是出于真心还是只为了展现自己的慷慨正义，在他选继承人的时候确实有考虑次子司马攸，一来把座位还给儿子，二来把江山还给哥哥。

　　　　司马攸自幼聪惠温和，很受祖父司马懿的喜爱，等到长大成人更加变得雄才大略，极具领袖风范。

　　　　不过司马炎在朝廷的人缘更好，当时元老级重臣何曾、贾充等人都劝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何曾为了增强说服力，特别指出司马炎长发垂地、手掌过膝，总之充满了天子之相，再者自古以来都是立长子而没听说立次子的，即使次子的情况有些特殊。

　　　　司马昭考虑再三，才终于决定传位给长子司马炎。

　　　　虽说司马炎的地位得到确认，但实际上弟弟司马攸一直都像是个潜在的威胁，自己但凡有一点过失，旁人肯定会说：“快看，早就知道应该立他弟弟为世子。”

　　　　如今他贵为天子，天下的人都要对他俯首，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舆论不管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有着极强的威力，所谓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堪比洪水猛兽了。

　　　　孙吴的威胁、舆论的压力、以及新王朝的各项建设，所有这些都成了司马炎头上悬挂的利剑，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疏忽。

　　　　好在司马炎心智还算正常，在压力面前没有选择屈服和破罐子破摔，而是卯足了劲要干出点事业，既要封住悠悠之口，还得为自己的九五之尊确立权威，皇帝若没有权威，那就只剩两个选择了，或是卑微地活着作某些人的傀儡，或是风风光光地驾崩带着最后的尊严辞世。

　　　　曹丕与曹植的矛盾直接奠定了整个曹魏王朝猜忌的基调，由此也导致整个皇族力量薄弱，这才有了司马氏的可乘之机。有鉴于此，司马炎称帝后努力改变这一现状，接连颁布了几项措施，包括分封皇室子弟、解除刘姓的禁锢（曹魏担心汉朝遗孤兴起复仇而禁止他们离境）、取消人质条例等，以此向世人昭示本朝的宽宏大度，同时也巩固了皇权。

　　　　当然，上述举措只是为了让有才干的人安宁，但想要教化人数更多的百姓，就需要一些道德上的约束了，司马炎身体力行，尤其在勤俭和孝道上做了不少工作：

　　　　有一次皇家祭祀大典所用御牛的青丝缰绳断了，司马炎力排众议，用麻绳代替。

　　　　登基之初为老父守孝，连续三年都戴孝帽，不吃鱼肉，只吃蔬菜。等到268年母亲王元姬去世的时候，他仍旧戴了三年孝帽，仍旧不吃鱼肉。

　　　　另外还从全国各地挑选一些以孝闻名的人入朝为官，四川人李密就是在此时接到诏令要去做太子宫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因祖母年迈无人照料为由请求撤销任命，并呈上了著名的《陈情表》，司马炎深受感动，一面在国内宣扬此事，一面赐给李密些金银用以安抚。

　　　　精神上的熏陶并不能万全，268年他还特意在洛水之北扶犁三次，以示重视农业，稳定民心，引导他们更加辛勤地劳作，为国家繁荣富强尽一分力。

　　　　政事上面也有相应举措，比方说在266年下诏文武百官对皇帝的命令有异议的可以上书提意见。

　　　　但所有这些动作，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却只是表面文章，于当时薄凉的风气并没有太多帮助。虽然司马炎自己感觉良好。

　　　　267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本年，京幾卫戍总司令李憙弹劾洛阳的一个县长刘友、前任朝廷秘书长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和副行政长武陔侵占稻田，请求免除司马睦和山涛的官职，武陔已死，请求废黜其谥号。

　　　　结果，司马炎只下令重惩刘友，而对于其他两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则连一句口头批评都没有。虽然接着下令提拔李憙为太子的师傅，但对于此事的处理着实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一只苍蝇和一只老虎同时犯了同样的错，但作为帝国领袖却只拍死苍蝇而放过老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的处理尚且如此，其他事务可见一斑。

　　　　司马氏虽另立新朝，但实际跟曹魏另立新君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晋王朝建立之前，司马家族已经做大做强，王朝的根基没有变动，问题出现在当朝的权贵们，他们的心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比一群脏兮兮的鸡突然机缘巧合到了枝头，便真的以为自己是凤凰了。

　　　　不自信有时候并没有多可怕，因为只要你是块金子，虽然你说自己是石头，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终究有大放异彩的机会，可是——不自知，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明明就是块破石头，非要充金子招摇过市，最后只能沦为一篇笑话。

　　　　晋王朝的领导班子直到亡国都没能认清自己，总是有着奇怪的优越感，完全看不到自己屁股下面究竟是沙发垫还是火药桶。也许这也是很多王朝的通病吧，总是缺乏危机意识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缺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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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朝政格局

　　　　虽然有着很多潜在的和表面的问题，但这仍旧不能妨碍司马炎的热情，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用说新皇帝了。晋武帝司马炎刚从曹氏手里接过大权，自然是要全身心地干出点事业，除了稳固政权以外，还需要有一记大手笔方能真正确立权威。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真正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心理变化是人所始料未及的，而一件大事终了也并不能阻止其他大事的发生。

　　　　摆在西晋王朝面前的首要大事就是国家统一，易言之便是消灭孙吴。

　　　　对此，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有论断，据他说古往今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皆无忧患，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内部的问题肯定就会显现，就西晋王朝当时的局势，留着孙吴作为警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说法本身并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但司马政权的走势却真的被山涛言中，孙吴的亡国标志着晋王朝正式走上了下坡路。

　　　　这一标志出现在280年，那已是司马炎登基后的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王朝，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当时的孙吴因为末帝孙皓的残暴统治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所幸有长江这道天然屏障，并不致很快亡国，为此，晋王朝等了十五年。

　　　　和一些自主创业的王朝不同的是，西晋并没有励精图治的阶段，即便是刚立国，朝堂上下洋溢的也不是如何改善民生、强国强政的氛围，反倒是各种勾心斗角。

　　　　这种现象倒也不难理解，本身就是靠着阴谋诡计上位的，上位之后能自动漂白的人能有几个，多数会变得更加阴险。

　　　　皇帝司马炎与弟弟司马攸之间首先就不能完全亲密无间，至于权臣之间更是明争暗斗，里面斗的最凶的就属贾充和任恺。

　　　　贾充在朝堂上是个极其特别的存在，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贾充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晋王朝，但不喜欢他的人也许更多。这牵涉到一段往事，一段司马家族永远铭记但又非常忌讳的往事。

　　　　260年，曹魏皇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压制，愤然率领皇宫的禁卫武士和奴仆侍从杀到了司马昭的住处，当时司马昭的弟弟时任骑兵指挥官的司马伷被皇帝的威严吓退，曹髦几乎如履平地般到了司马昭府内，誓要手刃仇人，司马昭府中官兵虽多，却无人胆敢上前阻止，曹髦越发有恃无恐，加上他本就年轻气盛（年方二十），拿着佩剑大声叫嚣。司马昭早就获知消息，眼见局势不利，吓得不敢露面。

　　　　值此紧要关头，时任中央军事总监的贾充挺身而出，但他也不敢亲手轼君，便蛊惑太子宫的随从成济，成济一时头脑发热，伸出长矛将曹髦刺死。当然后来成济并没有得到贾充许诺的赏赐，而是被屠全族。至于贾充本人，则从此得到司马家族的厚爱，官位一升再升，到司马炎称帝之后，已是国家一级上将（车骑将军）、******最高行政长官。

　　　　当时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子师傅荀顗，高级咨询官、副总立法长荀勖，以及南越兵团指挥官冯紞与贾充臭味相投，都是些钻营狡诈之辈，在朝廷组成一个小集团，在民间的口碑极低，一些官员也公开表示嫌弃，同为朝廷高级咨询官的任恺、裴楷和洛阳市长庾纯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两方之间的较量也成了晋王朝的日常。

　　　　那么皇帝与臣子之间是否和谐呢？答案是否定的。司马炎对于有兵权的大臣尤为忌惮，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暴走，即便是元老级重臣石苞，也不例外。

　　　　268年，时任晋王朝最高指挥官的石苞长久以来镇守淮南，声望极盛，淮北监军王琛出于极卑劣的目的，上书诬陷石苞与孙吴勾结，碰巧孙吴率军侵略之时，石苞修筑城垒截断了附近的河流用以自保，司马炎顿起疑心，不顾中央禁军总监羊祜的劝告毅然免除了石苞的职位，命义阳王司马望前去攻击。石苞的秘书孙铄是汝阴王司马骏的好友，司马骏告诉孙铄不要卷入这场灾祸，孙铄平日里受到领导的不少恩惠，不肯独自避祸，建议石苞迅速离开军队，然后步行到驿马车站等候降罪，石苞以此保得一命，晋王朝也躲过一次浩劫，不然在与孙吴的国境线上展开内战，后果不堪设想。

　　　　常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长的堤坝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而立刻崩塌，但如果长期不能受到控制，总有一天会毁在蚂蚁身上。晋王朝后期的分崩离析与前期这些大大小小的“蚁穴”是脱不了干系的，君臣之间的猜忌不过是冰山一角，时间越久，暴露的问题也就越多越大。

　　　　在问题集中暴发之前，司马炎至少是安全的，他仍是九五之尊，只不过给子孙们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66年1月27日，这一天杨文宗如果尚在人世，心情一定特别激动，因为他的女儿杨艳被立为晋王朝的皇后。

　　　　武元皇后（死后的谥号）杨艳自幼父母双亡，所幸有个好舅舅，舅妈对她也非常好，因此得以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嫁给司马炎之后，深得其欢心，一共生育了三子三女，三位公主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记，长子司马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小儿子司马柬比较内秀，虽有些才干，但比较木讷，并没有太高的声誉，至于次子司马衷，那可了不起，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痴皇帝。

　　　　司马衷与内秀的弟弟司马柬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是真的傻，傻到会问池塘里呱呱叫的青蛙是官家让叫的还是自己要叫的，傻到当得知闹饥荒饿死百姓的时候会问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如此种种，连自己生活都难以打理，却戏剧性的接管了整个国家几千万人口，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

　　　　267年1月18日，司马衷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只有9岁，即便偶尔傻味弥漫，也会被认作是天真无邪了，但司马炎终究没料到的是这个儿子不可能永远9岁，但真的一辈子都那么天真无邪。

　　　　从遗传学上来看，司马炎的俩儿子都这般不机灵，估计司马炎本人也不能算是特别通透，跟贞观、洪武那些同行们差了太多太多。据其生平经历，保守一点的说法，司马炎顶多有守成之力，但绝无开世之才。

　　　　遗憾在于，他是晋王朝的第一任皇帝。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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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鲜卑暴乱

　　　　其实新兴王朝总是面临诸多问题，就看领导如何应对，这是无法避免的，正如不安分的鲜卑部落想要起兵逐鹿中原，这也是迟早的事。

　　　　三国时期知名的谋臣武将多如牛毛，虽然在中原大地上纷争不断，但那些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终究被管理的服服帖帖，各自蜷缩在蛮荒之地不敢（这个很重要，是不敢而非不想）动歪心思。

　　　　局势到了270年开始出现了松动。

　　　　任何事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要弄清楚关于270年发生的一切，还得退回到两年前。

　　　　268年10月，孙吴攻打晋王朝的江夏和襄阳，司马炎闻讯便派义阳王司马望率领中央禁卫军步骑兵2万人进驻龙陂作为声援，因为信息传递的时差加上行军消耗的时间，等到司马望的军队就位的时候，荆州督导官胡烈已经将孙吴的兵马击退。此事让司马炎印象深刻，虽没有对胡烈进行大的表彰，但到第二年分割雍州、凉州和梁州各一部分另设秦州之时，新的督导官便由胡烈担任。

　　　　当然，胡烈能从荆州调往秦州，不单单是因为击退孙吴一事，早在曹魏时期，他就随军在西部战场驰骋过，后263年镇西将军钟会谋反，他的儿子胡渊身先士卒攻杀钟会，更是把老胡家的名气提升了不少。

　　　　这也是晋王朝众多蚁穴中的一个，那就是任人唯名而不唯才。曹魏时期邓艾招降了许多鲜卑人散布在雍、凉之间，与汉人杂居，新设秦州就是提防鲜卑人作乱，所以督导官一职实在非同小可，除非确实有才干的人，不然在这么敏感的区域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