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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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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刘宋朝廷下诏任命杨文德为北秦雍军区司令长官、征西大将军、北秦州督导官，封武都王。
杨文德有了靠山，腰杆也硬了起来，驻军葭芦城，任命任朏为左军政官，武都和阴平一带的氐人，很多前往归附。
一场涉及三个立场的混战，暂时告一段落，但无论是刘义隆，还是拓跋焘，乃至杨文德，都清楚这种和平的短暂，不久的将来还会迎来火拼。
杨难当经此之后，倒是消停下来，在北魏过起了安稳日子，不再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最后也得到了善终，算是命运的回报吧。
（本章完）
………………………………
第371章 太子名晃
仇池落入北魏之手，这让刘义隆极其不满。
人在愤怒的时候，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以泄心中的怒火，骂人、摔东西是普通人比较常用的技俩，但刘义隆贵为一国之君，他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早在仇池之战的上半场，宋军还很是顺风顺水，刘义隆自然喜不胜收，特别任命刘真道为雍州督导官，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督导官，以资鼓励。
这两人都是西部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且战功赫赫，此举当然是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国家繁荣昌盛做出更多贡献。
裴方明当即表示，保卫边疆是份内之事，就算不升职加薪，也会全身心投入，为表明心迹，坚决辞让中央的任命，不肯就职。
刘义隆的感觉比较怪异，欣慰占一定比重，但更多的居然是嫉妒和怨恨，嫉妒在官场上竟有这种赤诚之人，大出自己所料，怨恨一个臣子竟敢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公然让君主难堪。
此时刘义隆选择隐忍不发，但很快仇池失守，他内心的愤怒开始变得不可理喻，虽对北魏无计可施，但对付自己的部属总是轻车熟路的。
443年7月25日，仇池的战火刚刚平息不久，刘真道和裴方明同时遭到指控，说他们在仇池之战中，侵吞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名马，依律下狱处死。
事件发展得尤其迅猛，半点征兆都没有，不但当事人满脸问号，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
这两人可能在军事才能和名气上都比不上檀道济，但遭遇却并无二致，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时并非愚忠，只因无处申诉，而又不想当乱臣贼子，最后终于只剩下一条死路。
这就是****社会的悲哀，正义从来都只是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
拓跋焘也经常杀人，只是杀人理由比刘义隆的更显充分一些，而且很少砍人脑袋，多数时候都是让当事人自行了断。
皇子拓跋俊的母亲早些年因为得罪拓跋焘而遭诛杀，拓跋俊也受到牵连，变得既没今天又没明天，便选择破罐子破摔，荒淫不法，肆意妄为，终于惹怒了父亲大人。
441年3月28日，拓跋焘下令把拓跋俊从王爵降为公爵，以此作为警示。
却不想此事成了拓跋俊爆发的导火索，连同杀母之仇一起结算，暗中动员府上亲兵叛变。
拓跋焘得知之后，真是满心的恨铁不成钢，擒获拓跋俊后，忍痛让其自杀。
到了第二年底，拓跋焘让政府行政官李顺，评审文武官员的等级，用作将来封爵的标准，结果李顺收受大量贿赂，以致评审不公，遭到凉州人徐桀的实名举报，拓跋焘想起之前讨伐北凉时的种种，认为李顺欺君误国，也让他自杀。
拓跋俊和李顺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子，一个是昔日的宠臣，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象。
当然相比刘义隆，拓跋焘并没有把这种事置于过高的位置，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开疆拓土和宗教信仰上面。
随着一统北方，拓跋焘的野心其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也仍有很大的余地，那就是南吞刘宋、北灭柔然。
至于宗教信仰，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十分鄙夷，而对道教异常推崇。
当时道教的当家人物寇谦之，就是拓跋焘的座上宾，也是重要幕僚之一。
441年底，寇谦之向拓跋焘呈献了一项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陛下以真君之体，统御天下，建立净轮天宫**，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种盛况，应该登台接受符箓，用以彰显圣明的恩德。”
没人会拒绝炫耀自己的机会，拓跋焘欣然接受。
442年正月7日，拓跋焘乘坐法驾，登上了新建的道教神坛，正式接受符箓，旗帜一律用青色。
从此时开始，北魏新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符箓，成为一项传统仪式。
寇谦之接着又奏请兴筑静轮宫，而且宫殿要足够高，高到听不见人间的鸡犬之声，用以接近上界的天神。
宰相崔浩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于是拓跋焘批准了这个项目，交由崔浩亲自监工。
可是受到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做到听不见鸡犬之声，难度极大，人工和钱财耗费数以万计，仍旧不能完成。
没过多久，太子拓跋晃劝说父亲：“上天与人间道路不同，卑贱与高贵，也注定有很大分别，二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今白白浪费国库资源，使人民穷困疲惫，而且还看不到完成的日子，对国家能有什么好处？
如果非要采纳寇谦之的建议，那不如借用东山的万丈高度，工程还能容易些。”
在高山上建高楼，高度肯定没得说，相比平地，更容易达成“不闻鸡犬声”。
但拓跋焘认为那样就不虔诚了，执意要平地起高楼。
当然这座静轮宫终究成了烂尾工程，对北魏来说，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442年一整年的时间，拓跋焘都在密切关注着静轮宫的建设，可惜一年过去了，仍旧没有什么进展，内心的热情劲便逐步消退，转而把精力重新放回开疆拓土上面。
443年9月6日，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拓跋焘再度讨伐柔然，让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率15个将领走东路，乐平王拓跋丕，率15个将领走西路，拓跋焘亲率大军走中路，中山王拓跋辰，率15个将领作为后备。
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刘絜，长期主管朝廷机要，仗着皇帝的宠信，做事专断独行，且尤其喜欢和崔浩争锋。
魏军此次北伐，崔浩表示全力支持，刘絜则竭力劝阻说：“蠕蠕习惯东迁西移，没有长性，上次讨伐就劳而无功，不如推广农耕，积蓄粮秣，等他们自己来送死。”
拓跋焘最终听从了崔浩，刘絜感觉很没面子，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想办法让本国失败，以显示自己的神机妙算。
这种逻辑固然荒唐，对国家产生的危害也更严重。
拓跋焘抵达鹿浑谷时，恰好与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遭遇，拓跋晃进言道：“盗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们大军会从天而降，瞧其阵势，分明已吓破了胆，应该趁机急速进击。”
刘絜坚决劝阻，认为柔然军中尘土飞扬，人数一定很多，一旦在敌人土地上轻易交战，恐怕反被包围，不如等各军集结完毕，再行出击。
拓跋晃争辩说：“尘土之所以飞扬，是因为他们的士卒惊慌恐惧，奔跑骚动引起的，一个平静营区的上空，怎么会有尘土？”
拓跋焘不敢冒险，而且料想各路人马即将到来，想等会师之后再发动总攻。
然而拓跋焘怎么也想不到，刘絜早就假传圣旨，更改了会师日期，所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了六天之久，各路人马迟迟未到。
吴提就趁着这六天的时间，率众飞速逃窜，拓跋焘进退两难之下，已然错失了围剿敌人的良机，被迫班师。
班师途中也不顺利，魏军穿过翰海沙漠时，因为耽误了行程，而且大军补给跟不上，粮食吃尽，又饿死了许多士卒。
以前虽也有空手而回的遭遇，但拓跋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绝望。
刘絜的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在这时还不忘煽风点火，力劝拓跋焘先轻装回师，免得被柔然杀个回枪。
拓跋晃坚持柔然绝无力回击，拓跋焘也是为了稳定军心，最终没有同意提前撤退。
没几天，魏军俘虏了柔然的巡查兵，拓跋焘才确信柔然的部众果如拓跋晃所分析的那样，根本已吓得魂飞魄散。
拓跋焘大为后悔，但另一方面也喜得太子之才，自此军国大事都听取拓跋晃的意见。
（本章完）
………………………………
第372章 刘絜事件
443年11月27日，拓跋焘南下抵达朔方，也不等到平城，迫不及待地下诏授权太子：辅佐皇帝总管全国事务，统御文武百官。
诏书上还提到：“各功臣勤劳辛苦太久，一律保持原来的封爵，从官位上退休的，仍可出席朝廷会议，参加宫廷宴会，谈论治国之道，贡献良策，只是不再担任繁琐艰巨的职务，另外重新推举贤能人才，补充缺额。”
次年正月6日，拓跋晃正式总管全国文武百官，拓跋焘特别选派高级咨询官、立法院副总立法长穆寿，宰相崔浩，高级咨询官张黎、古弼，一起辅佐太子裁决民政，上书给太子时，一律称臣，用臣属的礼仪。
这几人都是北魏的肱骨之臣，足见拓跋焘对太子的厚望。
其中的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工作和生活都异常低调，但也有一次轰动全国，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
因为游牧的传统，北魏对猎园一直有很大需求，上谷的皇家园林面积尤其广大，随着时代进步，严重妨碍国家发展，古弼打算削减一半赏赐给贫民，因而入宫晋见拓跋焘，准备当面奏请此事。
当时拓跋焘正与皇家稽查官刘树，全神贯注地下围棋，古弼一时不好打扰，就在帝边坐着等候，可是过了很久，棋局丝毫不结束，古弼几次欲言又止，郁闷到了极点，忽然大发脾气，跳起来抓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到床下，揪着他的耳朵，敲打他的后背，怒喊道：“朝政之所以不上轨道，都是你的罪过！”
事发突然，在场的侍女、太监和护卫们都懵了，拓跋焘也愣了一会儿，等回过神来，赶紧推开棋盘，制止他说：“不听报告，是我的错，刘树有何罪，快放了他！”
古弼余恨未消，气呼呼地说明来意，拓跋焘当即批准，古弼老脸一红，略带歉意地说：“为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太大。”
拓跋焘一笑置之，让他不必介怀，但古弼出宫后，越想越不对劲，还是赤着脚前往公车门，脱下冠帽，请求处分。
拓跋焘听说之后，赶紧召他入宫，当面宽慰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方便人民的事，应竭尽全力去做，不可有什么顾虑，快穿鞋戴帽，忙你的事。”
经此一事，古弼变得举国皆知，成了全民偶像，但他仍旧低调谦恭，深受拓跋焘的信赖，拓跋晃当然也很欣赏这样的人物。
诸如崔浩、古弼这些人，对拓跋晃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拓跋晃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所以进步很快，在北魏太子群里，算得上是佼佼者，为了督促农民耕种，稳定国家根基，特别规定：“没有牛的农家，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作为回报，凡自耕22亩，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
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虽然北伐无功，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似乎也是件好事，只是相比之下，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
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
444年正月12日，拓跋焘下诏：“王公以下直到平民，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或男女巫师，应全体送交官府，正月25日后，如果仍留家中，僧侣巫师处死，主人全家斩首。”
过了两天又下诏：“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工匠商人的儿子，应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凡有违背者，教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斩首。”
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都让人闻之色变。
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更对佛教产生抵触，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
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
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未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
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
常言说罚不责众，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首。
可是他发现并不解气，反而让心里更加堵得厉害，尤其当听说刘絜的作为，更让他怒火中烧，且悔恨不已。
眼见八个将领在自己的设计下死于旦夕，刘絜再接再厉，紧抓机会指控崔浩，认为大军再次劳而无功，崔浩的责任最大，应该受到军法惩治。
可惜他的挑拨之法未能奏效，拓跋焘当即回说：“都是因为各路将领不能如期会师，我自己碰上盗贼，又没有及时攻击，才使得贼人逃窜，崔浩有什么错？”
崔浩可不是软枺樱纠词虏还丶海幌胗肓踅e撕破脸皮，但刘絜率先发难，崔浩也不甘示弱，趁机向拓跋焘检举了刘絜假传圣旨一事，拓跋焘勃然大怒，抵达五原后，便逮捕了刘絜。
刘絜千算万算，终究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太过自作多情，认为在皇帝面前，他的名望和实力足以和崔浩相提并论，却遗憾地发现，自己到底太嫩了。
拓跋焘出发时，刘絜还曾对亲信说：“如果皇上不能回来（战死或病死），我就拥护乐平王。”
当时政府右秘书长张嵩家里藏有预言书，刘絜秘密问他：“魏国之后，姓刘的应该称王，有没有我的名字？”
张嵩回说：“有姓无名。”
刘絜不大高兴，但还是执意剑走偏锋，直到锒铛入狱，终于醒悟过来，自己是有多蠢，才会动这种歪心思。
拓跋焘对刘絜事件十分关心，毕竟为此冤死了八位将领，情节极其严重，让主管机关穷追猛查之后，搜查到张嵩家，果然搜出预言书，审问过后，牵连到南康公狄邻，于是刘絜、张嵩和狄邻一律屠灭三族，处死一百多人，从刘絜抄家所获亿万钱之多，拓跋焘后来每次提到刘絜就恨得咬牙切齿。
还有一人虽没有受到直接处罚，但平白无故地蒙受冤屈，却有口莫辩，不到一个月时间，便郁郁而终。
他就是乐平王拓跋丕，刘絜的挡箭牌。
拓跋兄弟关系不错，可是当遇到这类敏感的问题，还是遭到巨大的挑战，拓跋焘虽未公然宣布拓跋丕的罪过，也没有实质的惩戒，但当拓跋丕死后，拓跋焘赏赐他的谥号就已说明一切——戾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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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3章 当局之迷
仇池的风波渐渐平息之后，刘义隆接连进行了一系列任命，以稳定朝局――
江夏王刘义恭晋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任宰相，高级咨询官、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沈演之担任中央禁军总监，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范晔，担任太子宫总管，荆州督导官、衡阳王刘义季担任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督导官，南谯王刘义宣担任荆州督导官。
刘义恭作为刘义康的接班人，是刘义隆的左膀右臂，且表现得十分乖巧，得到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
沈演之是江东名门吴兴沈氏之后，人情关系网络繁杂，影响深远，是刘宋王朝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范晔一家几代都是朝廷重臣，背景显赫，只因他是庶出，所以在家族中地位不高，但因文采出众，才思敏捷，深受文学爱好者刘义隆的欣赏。
刘义季幼年与哥哥的关系不错，所以刘义隆称帝后对这个小兄弟也比较关照，但刘义季自从刘义康被废，开始忌惮刘义隆，唯恐自己也遭陷害，索性成天饮酒度日，不问政事，以躲开灾祸。
刘义宣也是刘义隆的兄弟，但比刘义季要大很多，本年（444年）刘义宣32岁，刘义季20岁，几乎差了一个辈分。
但刘义隆认为年长的刘义宣并没有什么才干，所以开始不想用他，在会稽公主刘兴弟的不断推荐下，刘义隆才不得已发布任命。
由此不难发现，刘兴弟在朝中的影响力堪称巨无霸级的，只是她到底上了年纪，年中的时候便因病去世，粗略估计其享年60岁左右。
刘义隆在发布任命之后，另写一封勉励和警告参半的诏书，让人送给了刘义宣，大概意思是：“师护（刘义季的小名）因在荆州时间太久，最近上疏要求返回京师，所以我批准了他的请求，而由你接替他的官职。
师护虽没有卓越的政绩，但洁身自好，清廉节俭，待人诚恳，不欺压下属，美誉在四方传播，受到士大夫和小民的推崇，民间舆论从不认为他会调动。
而今既已更换，也是因为你和师护同一辈份，打算考察你们的能力，你到荆州后，如果有一件事处理不当，既伤害西夏（荆州）人民，必然还会激起民间对这次调动的不满，到时候免不了把责任归到我身上，那样的话对你我都不好。
我交代你的事，其实很容易做到，也没什么特别要求，只要别让人议论纷纷就可以了。”
刘义宣接到诏书，忍不住想起刚刚倒台的刘义康，到了州城后，事事小心，步步谨慎，政务推行也都正常，总算没有惹出乱子。
整个444年，刘宋王朝都处于恢复期，一来因为仇池的损失，二来因为名将的冤死，国内的气氛十分凝重。
但时间到底是一剂良药，到了第二年，朝野上下已基本走向正轨，刘义隆为了提升威望，加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准备再次开启北伐，收复函谷关和黄河一带的失地。
正月2日，刘义隆任命武陵王刘骏为雍州督导官，接着撤销了南豫州，并入豫州，让南豫州督导官、南平王刘铄为豫州督导官。
刘骏和刘铄都是刘义隆的儿子，刘义隆此举意在凝聚地方力量，强化皇族对地方的统御力，既为北伐做准备，也是为了老刘家的长治久安。
两位皇子都是十岁出头的年纪，当然没有为政之才，但刘家传统就是这样，皇子皇孙们往往以狗屁不通的年龄，就能够掌握权柄，且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也因此刘裕，尤其是刘义隆的子孙们极少有成器的，多数都异常凶残**。
刘裕时代名臣众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到了刘义隆时代，名臣良将多遭杀戮，剩下来的多是钻营狡诈之辈，后期发生的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
刘铄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很少干政，所以对社会的危害就小得多，刘骏则不然，野心勃勃的他，未来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
那是多年后的事，此刻对刘宋王朝构成威胁的另有其人。
鲁国人孔熙先，对文学历史颇有研究，同时精通阴阳巫术，自视甚高，担任员外散骑顾问官一职，认为是大材小用了，心中一直愤懑不平，本年他上观天文，下看预言书，肯定刘义隆一定会死于非命，而且是骨肉相残，并显示下一任皇帝将在江州兴起。
有了这项启示，孔熙先准备做一件大事。
大文豪范晔的私生活比较混乱，视色如命，缺乏孝心，在士大夫阶层饱受非议，官场上的朋友也很少，可是偏偏因为文采出众，深受皇帝的欣赏，所以朝臣们多数对他极为怨恨妒忌，而范晔便与更加遗世独立，极不合群。
孔熙先迫切需要同党来完成自己的阴谋，他发现范晔就是最完美的人选，因为范晔既没有朋友，便绝无可能泄露孔熙先的阴谋，既与世俗格格不入，就必然有扭转局面的野心。
但这中间有个问题，范晔是皇帝跟前的红人，而孔熙先位卑人贱，两人本没有结识的机会，更无从谈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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