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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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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中间有个问题，范晔是皇帝跟前的红人，而孔熙先位卑人贱，两人本没有结识的机会，更无从谈及合作。
孔熙先精明至此，打算从范晔身边的人入手。
太子宫高级随员谢综，是范晔的外甥，孔熙先不顾身份，对其百般奉承，等到熟络之后，再央求谢综把自己引荐给范晔。
计划进展顺利，孔熙先终于刚到了范晔本人，虽然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但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了。
孔熙先家庭富足，为了与范晔搞好关系，经常邀请他一起赌博，而且经常假装自己赌术低劣，故意输钱给范晔。
没过多久，范晔终于招架不住孔熙先由内而外的马屁神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这一看不要紧，范晔发现这个家伙还挺有才气，于是变得和他无话不谈，竟成了亲密好友。
这时孔熙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一次酒宴上悄悄对范晔说：“大将军英明果断，人民和神灵全都对他钦佩有加，自从失去职位，被贬到南方边疆，可谓天怒人怨。
我接受先父的遗命，要以死报答大将军的大恩。
最近人心骚动，天上星辰混乱，说明时机已经成熟，无法推开也无法拖延，如果上应天心，下顺民意，广结英雄豪杰，里应外合，在皇宫之内发动政变，诛杀反对我们的人，拥护圣明的天子，号令全国，谁敢不从？
我愿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建立大功，成就大事，而把成果献给各位长官，老先生以为如何？”
大将军即刘义康，刘义康对孔熙先的父亲孔默之有救命之恩，当年孔默担任广州督导官期间，因为贪赃枉法而遭弹劾，将大刑加身，刘义康为了拉拢人心，通过暗箱操作，救了孔默之一命。
范晔听到一半就惊呆了，不知如何回应，孔熙先趁热打铁，接着说：“从前毛阶事奉曹操，张温追随孙权，两位都是国家人才，难道真的只是因为言行不当，才招来杀身大祸？都是因为太廉洁太正直，而受到排斥罢了。
老先生所受皇上的宠信，并不比曹操孙权对卫阶张温的宠信更深，老先生所受赞美，却超过毛阶张温，奸佞之辈侧目而视，为时已久，而你想和他们以平等的地位并肩竞争，怎么可能！
最近因为殷铁的一句话，刘班就头颅粉碎，他们岂是真的有杀父杀兄之仇，或是百世不解之怨？事实上所争的，不过名望和权利罢了，为此陷害对方，唯恐陷得不深、动手不早，诛杀一百多口人，还认为不足以出气解恨，真令人寒心，只坐在那里读书，就可以远离麻烦？当然不可能的！
现在建立伟大的功勋，拥护圣明，以艰难中寻求安全，以安易危，享受厚利，博取美名，这些益处是很明显的，怎么可以放弃，而不争取？”
范晔仍旧迟疑不定，但沉默其实已表示默许了。
孔熙先看穿了对方的心思，胸有成竹地说：“比这更严重的情况，我不敢说出口。”
范晔顿时脸色煞白，“只管告诉我。”
孔熙先说：“老先生世代家世显赫（曾祖范汪、祖父范宁、父亲范泰，都是当世人杰），可是却一直不能与皇家通婚，以致世人把你们当猪狗看待，老先生却不以为耻，还打算为皇家效死，岂不是有点糊涂？”
范晔只觉心跳加速了数倍，孔熙先的话像是开启了单曲循环一样，反复不停地在他脑子里回荡。
（本章完）
………………………………
第374章 范晔之死
范晔被孔熙先带到了沟里，终于再分辨不清黑白曲直，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身为《后汉书》的作者，东汉那么多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范晔如数家珍，说起来还是有一定政治能力的，遗憾的是遇到了孔熙先，不幸堕入迷局之中。
范晔刚出道时，担任过刘义康的王府助理官，因特例独行，目无尊卑，触怒了刘义康，而遭贬谪。
所以当孔熙先说要尊奉刘义康时，范晔其实是不为所动的，但当提到敏感的家族问题，范晔到底精神失守了。
谢综的父亲谢述，也就是范晔的姐夫，深受刘义康的厚待，谢述的弟弟谢约，还娶了刘义康的女儿，谢综甚至在刘义康倒台之后，还担任刘义康的机要军事参议官。
孔熙先与刘义康秘密取得联系之后，刘义康死灰般的内心瞬间就有了生机，让谢综从豫章返回建康，传达了对范晔的歉意，希望消除昔日的不愉快，同心协力地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范晔想到朝中诸臣的嘴脸，心下一横，反就反！
大将军府秘书长仲承祖，建康市长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法静的妹夫、禁卫军军官许曜，都和刘义康的关系不错，先后加入进来，于是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孔熙先是个十足的愤青，暗中让人调查平时不喜欢的人，列了一个黑名单，准备夺得大权后，全部进行诛杀。
为了师出有名，孔熙先还让弟弟孔休先撰写了起事当天用的文告，宣称：“叛徒赵伯符（时任领军将军，是刘义隆的表叔），罪大恶极，率军冒犯皇上，大祸延及储君，徐湛之和范晔，不顾性命危险，挥刀奋战，斩赵伯符和他的党羽，现在派护军将军臧质，携带皇帝印信，前往迎接彭城王登极。”
这是典型的拉虎皮作大旗，孔熙先只是个小人物，但把这几位推到前台，影响力可就大多了。
徐湛之和臧质都是皇亲国戚，范晔则是朝中炙手可热的红人。
但为了谨慎起见，孔熙先认为这种事必须要以刘义康的名义才更有号召力，于是让范晔模仿刘义康的笔迹，给徐湛之写了封信，信中说是要让他肃清皇帝左右的恶人。与事人等，都以这封信宣示立场，以免误伤和走露风声。
谁又能料到看似缜密的计划，最后会崩溃的那样快。
445年9月16日，刘义隆在武帐冈（建康广莫门外的宣武场）摆下筵席，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
离开皇宫时，刘义隆吩咐儿子们不要吃饭，等到武帐冈参加宴会时再一起进餐，可是宴会布置得有点繁琐，下午两三点钟了，还没有开饭，皇子们无不饿得肚子咕咕叫。
刘义隆借机对他们说：“你们从小就生在富足家庭，看不见人民的贫困，现在让你们感受一下饥饿的痛苦，才知道节约俭朴，爱惜物力。”
但大家也就听听笑笑罢了，只是晚吃会饭而已，谁能想那么深远？
刘义隆尴尬地进行失败的家庭教育时，许曜就站在旁边担任侍卫，把佩刀微微拔出刀鞘，向远处的范晔使个眼色，示意他把握此时的机会，立刻行动。
可是范晔本不是真心造反，看着刘义隆与儿子们其乐融融的场面，如何肯下手，而且他也不是身材健硕的型男，只是个五短身材的猥琐大叔，亲身涉险也是办不到的。
许曜当然也不敢做出头鸟，如果真的要为刘义康殉道，也不必示意范晔，直接自己动手岂不更方便。
时间过得很快，宴会结束之后，徐湛之已获悉了许曜的动作，担心消息已经泄露，索性把所有阴谋和盘托出，提早与孔熙先他们划清界线。
刘义隆听完有些将信将疑，让徐湛之搜集证据，徐湛之便把政变文告和参加的名单，一一呈报，刘义隆瞬间火冒三丈，让有关单位彻查此事。
当天夜里，范晔就被传唤入宫，软禁在藩属事务部。
孔熙先兄弟则直接被捕入狱，在一番逼问下，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范晔是背后主谋。
范晔自觉冤枉，所以开始拒不认罪，直到刘义隆把他的手书拿了出来，范晔顿时万念俱灰。
第二天，范晔也被押往监狱。
按范晔的预期，当天他就会被处死，但刘义隆要彻查此事，所以一连二十几天都没有动静，范晔又燃起一线希望。
监狱的看守故意戏弄他说：“外面谣传，总管可能会判无期。”
范晔刚听说时，惊喜交加，但很快就意识到只是一句玩笑。
12月11日，范晔、谢综、孔熙先，以及他们的儿子弟弟、同党，全都伏诛。
行刑前，范晔的母亲也赶到了刑场，悲愤地斥责范晔，拍打他的脖颈，范晔强忍一口气，不动声色，接着妹妹和姬妾们也来送行，范晔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
………………………………
第375章 盖吴起义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刘宋王朝一直处理不好君臣的关系，已然积重难返，北魏也有其麻烦。
********向来是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北方政权比汉人政权的问题更显突出，因为不同民族杂居，且各民族的数量都十分可观，直接导致国家凝聚力薄弱，尤其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且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拓跋鲜卑一统北方之后，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国内人民享受的福利就越来越多，但鲜卑人作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享受更多福利，而其他民族则获利有限，这种差异让许多人心生不满，只待时机成熟，包括汉人在内的非鲜卑人，总是会搞点什么事情出来。
另一方面，因为北魏实行的零薪俸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鲜卑官员，无不贪赃枉法成性，尤其部分地方官肆意妄为，对辖区人民进行毫无底线的压榨，更让鲜卑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常言说过犹不及，几十年后的孝文改革，让北魏全盘汉化，汉人地位迅速提高，那时本土的鲜卑人又不乐意了，矛盾仍旧难以调和，而且问题比此时更严重得多，直接导致北魏王朝的分裂和最终覆灭。
**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其实正是牛顿第三定律的变相，人民受压迫的同时，必然会有一股反压迫的力量施加在对方身上，当压迫的足够厉害，这股力量也就足够强大，公开较量就出现了。
北魏民间一直有个传言，说的是：“灭魏者，吴。”
这显然是汉人在背后造谣，幻想南方政权能渡江北上，一举消灭北魏，恢复西晋早期版图。
不过刘义隆并没有完成此事的准备，倒是卢水匈奴人盖吴，对此事颇为上心，他认为这里的吴，指的并非吴地，而正是他自己盖吴。
445年9月底，适逢北魏讨伐柔然失利不久，盖吴认为机会难得，在杏城聚众起兵，叛离北魏，于是各地受压迫的匈奴人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集结了十余万人。
盖吴一面让同党赵绾到刘宋呈献降书，请求支援，一面开始不断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悄然诞生，在成功击杀长安防守副司令拓跋纥之后，更是成了拓跋焘的心腹大患。
关中百姓已经历了太多战乱，唯恐再被这次祸乱殃及自身，除了少部分人加入到起义军的阵营，更多的则选择南下避祸，渡过渭水，逃入终南山。
国内人心思变，拓跋焘对此事极为警惕，第一时间征调高平的敕勒骑兵部队前往长安，又让将军叔孙拔，统率并州、秦州、雍州三州的军队进驻渭水北岸。
与此同时，盖吴派别动部队司令官白广平，向西劫掠新平、安定，又派一支军队，向东劫掠临晋以东地区，俨然一副大杀四方的气势。
然而这些人毕竟只是庄稼汉，战斗力远不如北魏铁骑，与北魏政府军交手之后，死伤六万多人。
虽然损失惨重，但丝毫不影响后来者的加入，河东蜀人薛永宗，很快也聚集部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地方政府。
所谓河东蜀人，与美籍华人的概念差不多，即现居河东，但祖籍在巴蜀。河东薛氏大概是在三国之后由蜀地迁到河东，在多年经营下，已然成了当地一支庞大的家族势力，算得上是河东望族，也是中国境内的几大知名望族之一，虽没有东晋时期的王谢那么耀眼，但未来也会大放异彩。
闻喜当地没有军队，因此当薛氏起兵，县长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还是县民裴骏集结了大批乡间豪杰，齐心协力击退了薛永宗。
薛永宗见好就收，知难就退，于是掉转枪头，带着老乡们向盖吴靠拢。
拓跋焘得知这一动向，立即让薛谨的儿子薛拔，号召家乡族人，在黄河北岸兴筑营垒阵地，切断盖吴与薛永宗之间的交通线。
薛谨是在刘裕时代投入北魏怀抱的，多年来不温不火，若非碰到族人叛乱，可能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拓跋焘试图以薛制薛，只是效果并不显著，以致后来不得不御驾亲征。
11月15日，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立文武百官，与北魏政府彻底决裂。
拓跋焘相当不爽，经过一番部署，于446年正月14日，亲率大军先行讨伐变民首领薛永宗。
大军抵达东雍州，直逼薛永宗的大营，宰相崔浩进言道：“薛永宗不知陛下御驾亲征，军心一定松懈，现在趁北风强劲，应立即攻击，必能一击制胜。”
拓跋焘同意，两天后便包围了薛永宗的大营，薛永宗战败之后，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自杀。
薛永宗的族人薛安都，之前占领了弘农，得知拓跋焘亲征，且薛永宗已经兵败，自知无力对抗，果断放弃城池，南下投奔刘宋。
薛安都是当世虎将，加盟刘宋对于刘义隆来说，当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刘义隆开始不觉，但惊喜就是因为在意外之时出现，才令人感觉赏心悦目。
拓跋焘几乎片刻也不想停歇，解决了薛永宗，立刻朝着盖吴推进。
正月17日，拓跋焘西渡黄河，抵达洛水桥，这时听说敌人驻屯在长安以北，认为渭河之北，田没有粮，野没有草，打算到渭河南岸，沿渭河向西。
但当他把计划告诉崔浩，却并没有得到支持，崔浩说：“打蛇要先打头，头如果粉碎，尾巴就毫无力量。
而今盖吴军营距离我们只有60里，用轻骑兵袭击，一天就可到达，一到就会把他击破。
击破盖吴之后，再南下长安，不过一天路程，多一日行军，没有伤害，如果到渭河南岸，则盖吴必定会从容不迫地进入北山，短期内就不容易剿灭了。”
这一次拓跋焘选择不接受，固执己见地沿渭河南岸，向长安进发。
正月26日，拓跋焘抵达戏水，盖吴得到消息后，果断焚毁了粮草辎重，纷纷逃入北山，魏军徒劳无功，且毫无应对之法，拓跋焘不禁大为后悔。
可惜后悔也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只能接受现状而已。
2月2日，拓跋焘还是如期抵达长安，悔恨之下，在周至、陈仓、雍城等所经之地，下令凡是与盖吴互通消息的汉人和其他非鲜卑人，全部杀无赦。
（本章完）
………………………………
第376章 太武灭佛
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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