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极品公子-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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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荀况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

　　　　墨家则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道家倡导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百姓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让百姓们自由牟取财富。

　　　　薛琰引经据典，从儒家，墨家，道家的理论，阐述着民富国则强的道理，将太宗皇帝说的哑口无言。

　　　　太宗皇帝虽然少年之时，也曾博览群书，可他怎么可能有薛琰这种变态的记忆力，想要反驳，却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薛琰则越说越起劲，说完各家学说的富民思想，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论据，接下来就是引用前朝的实例，打算一举击垮太宗皇帝“国富民强”谬论。

　　　　事实上，富民思想一

　　　　（本章未完，请翻页）直以来并不是只存在于学说当中，华夏的历朝历代的无数政治家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均富思想。

　　　　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因顺百姓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薛琰滔滔不绝，太宗皇帝都不禁有些动摇了，低头沉思良久，道：“薛琰！你这小儿倒是极擅诡辩！”

　　　　薛琰一愣，听太宗皇帝突然变了称呼，赶紧离席而起，绕到了太宗皇帝面前，跪倒下拜：“微臣参见陛下，适才微臣失仪之处，还望陛下念臣年幼恕罪。”

　　　　太宗皇帝都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显然是不打算再将这角色扮演进行下去了，薛琰要是还不乖乖下拜的话，那就当真是不识抬举了。

　　　　太宗皇帝见状一愣，不禁笑了道：“你倒是通透的很！算了，平身吧！”

　　　　薛琰闻言，谢了恩，起身垂首而立，也不言语。

　　　　太宗皇帝见薛琰此刻这幅模样，方才被薛琰辩驳到哑口无言的气闷也都消散了，笑道：“这会儿怎地不说话了，方才不是很能雄辩的吗？民富国强，薛琰！你说的不错，是朕太心急了。”

　　　　薛琰能猜到太宗皇帝所说的心急是指什么，作为一个帝王，太宗皇帝最大的心愿，就是讲大唐帝国打造的远超前隋。

　　　　谁让太宗皇帝极力的打压，贬低隋炀帝呢？

　　　　倘若，这个国家到了他的手上，还比不上被他贬低的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太宗皇帝的脸面往哪里摆。

　　　　当下，太宗皇帝最为心急的就是，他不但要恢复前隋之时的版图疆域，更要将隋炀帝三征不下的高句丽彻底征服。

　　　　当然，这就需要大笔的钱财来支撑，自然而然的，太宗皇帝就盯上了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这种东西来钱实在是太快了，犹不得太宗皇帝不心动。

　　　　可是听了薛琰的这番富民理论，再想到当初自己担心的一些事情，太宗皇帝对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也便淡了心思。

　　　　倘若当真因为玻璃的制造工艺，就阻碍了大唐的科学发展，那么大唐还怎么继续发展壮大？

　　　　“罢了！薛琰！你便安心的做富家翁吧！你那玻璃制造工艺，朕不动心思了！”

　　　　薛琰闻言，不禁一阵惊讶，因为按照他所认知的太宗皇帝，这应该是个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皇帝，现在，他居然认错了，虽然没说出一个“错”字，但是太宗皇帝这么说，分明就是低头了。

　　　　太宗皇帝这么一说，薛琰反倒是不好意思了，人家怎么说都是皇帝，是一国之君，为了充盈国库，竟然都屈尊降贵，到了臣子的府上，要是不拿出点儿干货的话，薛琰的心里，还真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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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盐

　　　　作为一个穿越者，薛琰头脑当中，用来生财的办法自然不少，之前鼓捣出来的活字印刷和玻璃，在他眼中不过是小打小闹，倘若真的想要迅速积累财富的话，办法还有很多，比如一一盐！

　　　　小小的盐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在华夏的历史上，却曾是决定国家的生死和富强的关键，可以说，盐对农业社会的价值，并不亚于后世石油对工业社会的价值。

　　　　春秋之际，齐国为何能称霸一时，归根结底，原因就是，齐国立国在了一个好地方，早先，周武王平定商纣后，就把原来东夷族所属的营丘封给姜子牙。

　　　　《史记》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不得不说，周武王对功臣实在是太大方了，相当于把波斯湾给了姜子牙，当然，东夷族做了几千年的高富帅，一直不太服管，也确实需要让老姜整治一下他们。

　　　　不过营丘当时多是盐碱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人口不多，然而姜子牙到齐后，在鼓励纺织等手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鱼盐等自由贸易，齐国的商品很快行销天下，而开明宽松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各国人才和商贾云集齐国。

　　　　《史记》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借助鱼盐之利，借助于古济水这条黄金水道，齐国人建立起大范围的贸易系统，向外出口鱼盐、布匹，从中原腹地进口大量粮食、物产，而齐国都城临淄也因为贸易，崛起为东方第一大都市。

　　　　晏婴曾对楚王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

　　　　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临淄人口达到20万人，战国中期达到35万人，到了汉武帝则达到50万人，按照当时和后世的人口比例，临淄

　　　　（本章未完，请翻页）简直就相当于后世大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

　　　　由此就不难知道，盐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历朝历代，人们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最大，粮食也是古代贸易系统中最大宗的商品，而盐流总是和粮食流形影相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控制了盐流，就可以控制了农业贸易。

　　　　盐的生产非常集中，便于垄断管理，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可以向所有消费者征收食品消费税。

　　　　华夏历史上的的历朝历代都非常倚重于盐税，盐税更是政府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

　　　　政府可以跑到1000个老百姓家里每户征收1元税，也可以从1个盐商身上征收1000元税，虽然征税总额一样，但征税成本却有天壤之别。

　　　　前者需要维护多大规模的公务员队伍？每个公务员需要跑多少路才能征到税？

　　　　而且每个人的盐消耗量少，即使涨价涨一倍，人们对价格也不敏感，最重要的是盐税可以隐藏在很多商品背后，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买的一只咸鱼里面，政府已经通过盐进行了征税，通过这种隐形的征税手段，盐还起到现代发票的作用。

　　　　征盐税既不需要花钱圈养庞大的征税公务员队伍，也不会因为征税引发官民矛盾，真是最佳的征税手段。

　　　　《管子》有云：“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春秋之时，管仲第一个将盐铁从私有转变为国有，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开辟了税收之外的另一个庞大财政来源。

　　　　《史记》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而齐桓公则通过砍柴煮盐，再借助于齐国商人在各诸侯国建立的庞大贸易网，实现了全天下人向齐国交税。

　　　　齐桓公由此称霸诸

　　　　（本章未完，请翻页）侯，没有盐带来的贸易系统提供财政支持，齐桓公哪有钱去组织多国维和部队、哪有钱年年开诸侯峰会、怎么维护周天下太平、又如何建立春秋国际新秩序呢？

　　　　春秋战国时代，又有多少国家因为没有这样的系统支持，惨遭齐国蹂躏，遭遇亡国之灾呢？

　　　　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诸国纷纷效仿，同样靠海的吴国也学去了，《汉书》记载：“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

　　　　西汉吴王刘濞继续在淮南煮盐，富可敌国，但是后来因为造反被汉景帝剿灭，算是古代版的萨达姆吧。

　　　　可以说，正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掌控了盐，才有财力来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系统。

　　　　薛琰最开始想要向太宗皇帝献的便是盐铁国家专有的策略，虽然从春秋战国时起，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会将盐铁之利国有化，但是到了前隋，也不知道隋文帝杨坚脑袋被门挤了，还是被驴给踢了，居然将盐铁国有，重新转化成了私有制。

　　　　到了大唐立国之后，依然没有收归国有的打算，太宗皇帝想要称为一代明君，圣君，他可以对着薛琰巧取豪夺，但是却不能对着百姓伸手，很显然，这个策略无法实现。

　　　　不过这也难不倒薛琰，盐铁经营私有化又如何？

　　　　只要朝廷能够掌握优质资源，进行高端垄断，就像薛琰现在垄断玻璃产业一样，到时候，纵然民间依旧可以参与盐铁经营，也会逐渐的被朝廷掌握的高端产品冲垮。

　　　　如今人们吃的大多都是井盐，矿盐，所谓的海盐与后世的海盐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名为“焚海煮盐”，事实上，人们从海里提取食盐，不过是从沿海的海泥当中取。

　　　　薛琰对于当下民间常用的食盐，站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可谓感触颇深，食盐当中的杂质不但很多，而且味道也略微发苦，与后世的精盐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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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盐政

　　　　太宗皇帝显然没有理解薛琰的意图，当薛琰提到的盐的时候，本能的就要摇头，别看太宗皇帝在薛琰这里，拿的都顺手了，但是“不与民争利”这一点，纵然他是皇帝，也不敢随便违背，特别是太宗皇帝一心要做一个有道明君，这“不与民争利”，可是后世之人，评价一个皇帝之时的标准，越线了，可是要被扣分的。

　　　　其实对于当下允许百姓私营盐铁生意的政策，太宗皇帝也非常不爽，那些利益原本都应该是属于朝廷的，如今却平白的让了出去，明明是口袋里的钱，却飞到了别人的口袋里去，谁的心里能爽？

　　　　要知道，国家对食盐的专营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春秋之时的齐国管仲，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的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他亲自担任起商务部长，一心为国家搞创收，直接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收归国有，推行食盐国营制度。

　　　　齐国临海，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尽管在食盐生产方面，管仲部分放权给老百姓，但官府仍然严格控制食盐资源的管理和生产者的生产时间。

　　　　至于食盐官府专运方面，无论是本地生产的还是从境外进口的，均归官府统制经营。除了为政府赚钱外，食盐官府专运还能达到战略上的目的。

　　　　对于那些不生产食盐的诸侯国，不听话就不给盐吃，因此，有理由怀疑，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前来会盟的诸侯嘴里已经淡出鸟来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案例。

　　　　当时，东方诸国除了齐国外，多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任用食盐民产、商销，官府只管收税。

　　　　但西方的秦国，也有一个和管仲一样，认识到食盐产业具有“百倍之利”的人物，这个就是商鞅，在他推动下的变法中，山川河泽国有化是一项重要内容，食盐国营也就不在话下。管仲富国，使齐国成为霸主，商鞅又富国又强兵，所以秦能成为超级大国，并一举实现统一大业。

　　　　秦灭六国建立秦朝后，继续推行食盐国营政策，食盐国营的确可以使得国家gdp一路高歌猛进，始皇帝很高兴，但老百姓就不是很开心了。

　　　　秦历二世而亡，虽然不能说是因为盐而亡，但却和盐业国营背后的精神有关，归根结底就是管得太严。

　　　　所以在汉初，为了标榜和前朝不一样，也是民间实在太惨，开始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盐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汉初的“弛山泽之禁”，意味着食盐国营政策被取消，民间可以“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

　　　　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但这同时也给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以垄断的机会，汉高祖弟弟的儿子吴王刘濞就是典型代表。

　　　　吴国靠近东海，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还有铜矿，于是吴王刘濞招揽

　　　　（本章未完，请翻页）天下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矿铸钱。

　　　　吴国实力大增，底气足了后，吴王就不甘心屈居自己侄儿汉景帝之下，召集人马，拉起“清君侧”的大旗，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因此，汉初取消食盐国营的最大获益者，实际上就是这一类权贵和豪族，如此看来，食盐自由经营也是充满弊端的，但实际上，吴王所推行的食盐政策和中央朝廷根本是相悖的，仍然是国营，只不过是经营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诸侯而已。

　　　　当汉中央平定七国之乱后，这种变相国营的盐业活动也随之没落，盐业民营的利润真正开始向民间渗透，但获利者仍然是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和豪民，比如被司马迁称为“大煮盐”的齐人东郭咸阳、成都井盐主卓王孙。

　　　　经过汉初祖孙三代的省吃俭用，百姓也休息差不多了，汉武帝即位时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富二代，再“无为”下去，如何能够超越爸爸、爷爷，如何能够体现雄才大略。

　　　　所以武帝开始了长期的对外卫国战争，后来，没人敢来挑事了，无法卫国，不管了，随便找个借口就打吧。打到后来，没钱了。于是，武帝把目光投入到利润丰厚的盐铁业，重新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以图创收。

　　　　具体办法与管仲在齐国的政策大同小异，但对于私自煮盐的人，除了没收作案工具外，还要处以“釱左趾”，即给左脚戴上镣铐的惩罚，至于为什么是左脚，鬼知道。

　　　　汉武帝的“食盐国营”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效益，一个是经济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个是在政治上贯彻了“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

　　　　这对政府来说当然是积极的意义，但国营带来的弊端也不少，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而转手高价出售，可以想见的是，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另外食盐运输等劳役也是要征发百姓进行，这都直接加重百姓的负担。

　　　　当然，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汉武帝不得不低头认错，下了罪己诏。

　　　　汉武帝死后，西汉实际领导人霍光希望针对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思，但以御史大夫、盐铁国营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小撮顽固分子，坚持按“既定方针办”。

　　　　所以在始元六年，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召集各郡国各种专家60余人，到长安与桑弘羊等辩论，进行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因为讨论的焦点是盐铁问题，所以这次讨论被称为“盐铁会议”，后被学者桓宽编辑为《盐铁论》一书。尽管对武帝的很多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

　　　　到王莽时期，食盐国营出现松动，富商大贾通过贿赂地方官府，开始公开或半公开的“盗煮”。

　　　　王莽新朝地皇三年，再次废止了“食盐国营”，

　　　　（本章未完，请翻页）直到曹操重新施行“国营”，食盐私营差不多经历了180多年的时间，当然，这种私营，多是为地方土豪、强人所掌握。

　　　　三国魏晋时期，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不煮盐无以富国家”的教训，纷纷推行军事强制性的“国营”或“军营”政策。

　　　　孙吴就是以军官管理盐政，陆逊就担任过相关职务，所以吴国政府掌握了大量食盐，食盐在当时甚至和谷帛一样充当过货币，比如大将朱桓逝世时，孙权就一次赏赐了五千斛食盐给朱家办理丧事。

　　　　前隋到大唐初年，和汉初一样，采取官少管、促生产的执政理念，隋文帝立国第三年就宣布废除了盐禁，凡是盐池、盐井，政府“与百姓共之”，后来，大唐创立，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方针。

　　　　既然允许民间私人开采经营，并不是意味着没有私盐贩子，之所以会有产生私盐，原因自然在于政府的盐禁。

　　　　尽管这时候已经开放了盐业开采经营，但只要不是通过正常手续取得合法开采、经营、销售的，都属于私盐。

　　　　比如唐初开国功臣程咬金，在民间传说中就是个私盐贩子，当时他被盐政稽查队员检查，结果错手打死了官被判徒刑，好在杨广当皇帝，大赦天下，才有机会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到了大唐中期，唐玄宗开始败家，导致财政赤字，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

　　　　为什么历代一缺钱就要打盐的主意呢？

　　　　其实也不光是盐，和它经常在一起搭配的是铁，没办法，古代房地产业不够景气，金融业也不发达，国家赚钱的路子实在不多。

　　　　但是，唐代中期以后的食盐国营制度，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叫做“榷盐法”，所谓“榷盐法”，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由以前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也就是说，还是盐民生产，政府低价买来，再高价卖给商人，用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政府控制了食盐的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大商人也无法从中兴风作浪。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太宗皇帝也看不到后世不孝儿孙种种作为，虽然，他也不愿意让民间私营盐业，可是规矩是早就定下来的，倘若他想要再将盐业收归国有的话，单单是那满朝文武的唾沫星子就够他受的了。

　　　　当薛琰突然提到盐的时候，太宗皇帝本能的认为，薛琰给他出的主意，就是改革盐政，变私营为国营。

　　　　虽然心动，但是太宗皇帝还是连连摇头：“不可！不可！万万不可！自古官不与民争利，更何况是朕这个皇帝！”

　　　　薛琰在心里大翻白眼：不与民争利？刚刚墨迹了那么半晌，是谁想要从他这里将玻璃的制造工艺抢走的。

　　　　“回禀陛下，微臣所说的盐，并非盐政，而是~~~~~~~~~海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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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赠宝送瘟神

　　　　海盐？

　　　　太宗皇帝闻言，不禁皱眉，他可不是没见识的，当年领军作战，纵横天下，什么没见过，薛琰所说的海盐，他自然也知道，而且海盐的历史距今也有上千年了。

　　　　姜子牙治齐，便曾鼓励百姓煮盐，所煮出来的盐，事实上就是海盐，只不过海盐虽然也是盐，但吃过之后，很容易引起腹泻，呕吐，重则甚至会危及生命。

　　　　“不妥！不妥！虽说朝廷出面，管理盐田，确实可以增加产量，但海盐比不得井盐。”

　　　　太宗皇帝为什么说“不妥”，薛琰自然也能猜到，这个时候，沿海地区所生产的海盐，确实存在着众多的弊端，特别是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但那并非是海盐之故，而且当下沿海地区所生产的海盐，事实上还只是粗盐，只是经过粗加工，还没有剔除粗盐当中含有的杂质，人吃了，自然会危及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