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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疑案三内-第4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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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从皮包里面拿出一根二十公分长的细钢丝，将钢丝前面两公分长的部分弯成直角，然后从东向西，一个窗户缝，一个窗户缝试，将钢丝伸进窗户之间的缝隙，是想用钢丝的直角勾住插销的直角，然后将插销往上提。我们都知道，房子是老房子，窗户也老化了，经常开关，风吹雨淋，免不了会有一些磨损，有磨损就会有缝隙，缝隙有大有小，缝隙大一些，钢丝就能伸进去，就能将插销提起来。
第四个窗户缝空间比较大，钢丝终于伸进去了。陈杰用钢丝的直角向上拎了拎，拎到五公分高的时候，顿住了，这说明钢丝的直角已经勾住了插销的直角。
第四对窗户里面是外间——即客厅。
陈杰和欧阳平、郭老对视了一下，然后将钢丝钩向上用力。欧阳平和郭老看到，钢丝钩在向上移动。
钢丝钩上移到两公分左右的时候，陈杰将钢丝钩向外一拉，窗户开了。
“凶手果然能将窗户打开，那么，凶手离开现场的时候，又是怎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的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勘查现场的时候，认真检查过每一扇窗户和窗户上的插销——插销都是插上的。”郝队长恍然大悟，但他还有疑问。
陈杰将刚打开的窗户重新关上，然后将钢丝钩伸进窗户缝，转了几下，再用钢丝钩勾住窗户，朝外拉的时候，窗户纹丝不动，这说明插销已经插上了。
陈杰凭借一根钢丝钩，既能将窗户打开，又能将插销从窗户里面插上。但仅限于第四个窗户缝——陈杰用钢丝钩试了所有的窗户缝，只有第四个窗户缝能伸进去。
凶手应该是从第四对窗户进入房间，最后也是从这两扇窗户离开现场的。
至于巷口那道门，凶手的身上应该有一把钥匙。陈家大院，除了小孩子，成年人的身上都有一把钥匙，凶手应该是和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特别是陶家某一个人有过接触，并借机偷配了一把钥匙。
凶手还是和陶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魏大妈和雷景华说过，陶家在院子里面的人缘非常好，因为陶为良在房管所工作，住在陈家大院里面的人家的房租总是由陶为良代交的，没钱的时候，陶为良还主动帮他们垫付；不管哪家的房子出了问题，只要跟陶为良说一声，房管所得人很快就会来修葺；宁志秀是一个医生，院子里面的人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是宁医生把脉用药，而且从不收一分钱。陶家在院子里面没有仇家，连红过脸的人家都没有。所以，凶手一定是和陶家人有过接触，并和陶家人结下了梁子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该谈谈卷宗里面那张陶家人的社会关系图了——陶家的社会关系图也是欧阳平、郭老和陈杰关注的重点。
郝队长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在列这份社会关系图的时候，既有和陶家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关系一般，但和陶家有过接触的人。普通人和好朋友，亲疏远近，一个不落。凶手可能就隐藏在这些人中间，或者说，侦破案件的线索可能就隐藏在这些人中间。所以，这张社会关系图非常重要。郝队长二十四年前是这么想的，现在，他还是这么想的。
陶为良的哥哥陶为善，年龄四十九岁（这是案发时的年龄），在下关粮库当仓储部的副主任，老婆赵碧莲，四十六岁，在下关区热河南路中山宾馆当会计，陶为善和弟弟陶为良很少走动，因为他和陶为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陶为善的母亲病逝之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陶为良的母亲。提供情况的人就说了这么多。
陶为良的妹妹陶为英，年龄四十二岁，在夫子庙工商管理所工作，丈夫余伟杰，晓庄师范学院。陶为英和陶为良走得比较近，所以，陶为英夫妻俩是陶为良家的常客。陶为英生了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学习不努力，还经常招惹是非，所以陶为英特别喜欢文静乖巧的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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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灭门案背景复杂
陶为英家的房子就是陶为良帮助调换的，陶为英结婚比陶为良早，结婚的时候，住的也是房管所的房子，但房子比较小（一间房子和一间小厨房），陶为良当上科长之后，便帮妹妹调换了一个三房一厨的大房子。文革中，余伟杰思想激进，说了一些不瞒现实的话，写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结果被革命小将和造反派批斗，陶为良请好朋友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还帮解主任调换了一套大房子，余伟杰才得以解脱。
陶为良的表弟戚建平，年龄三十九岁，在下关轮渡码头工作，他也是陶为良家的常客，但宁志秀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来只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找陶为良借钱，名为借钱，实为要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戚建平染上了赌瘾，因为经常赌钱，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离婚以后，就更没有人管了，父母年事已高，想管，但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嘛。戚建平每个月的工资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戚建平就到陶为良家来“借钱”，除了到陶为良家来，他还跑到陶为良的单位去“借钱”，陶为良是一个没有引信的炮仗，只要戚建平开口，他都会“借钱”给戚建平，虽然不多，但总不会让戚建平白跑一趟。陶为良在房管所当领导，管着全区几十万间房子，所以，平时巴结他的人很多，除了工资以外，他有一些灰色收入，烟酒之类的东西，宁志秀知道，但如果是钱的话，宁志秀就不知道了——陶为良跟老婆说，也有送钱的，烟酒可以收，不收就会得罪人，烟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绝对不能收，收钱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每个月的工资，陶为良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宁志秀，至于别人送的钱，陶为良就作为私房钱藏匿起来。
这些情况是戚建平提供的，陶为良的私房钱，单位藏一点，家里藏一点。因为宁志秀不欢迎戚建平，所以，后来，戚连平干脆直接到单位去找陶为良“借钱”。陶为良之所以对表弟戚建平有求必应是有原因的，陶为良小时候是在姑母姑父的照顾和呵护下长大的，父亲在部队，父亲就把陶为良托付给姑母姑父照应，连读书的事情都是姑父找人办的。姑母就戚建平这一个孩子，陶为良不帮衬戚建平，谁帮衬呢？
在几份谈话记录中，有一份是郝队长和戚建平的谈话记录（笔者在说明陶为良的社会关系图的时候，顺便涉及一下与之相关的谈话记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戚建平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从晚上七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此期间，戚建平不曾离开过牌桌。郝队长也找几个麻友核实过了，戚建平没有撒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夜里，戚建平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一步都不曾离开麻将桌。
陶为良的同事吴启超，年龄四十九岁，区房管科副科长。吴启超和陶为良是公认的宿敌，陶为良进房管所的时候，吴启超就是副科长，所有人都认为吴启超是科长当仁不让的人选，即使在陶为良被提拔为第二副科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可老科长退休以后，所领导突然宣布陶为良担任科长。为这件事情，吴副科长在家养了将近一个月的病。陶为良之所以能当上科长，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和同事们关系很好，包括和吴启超的关系，场面上，工作上，他对吴副科长一直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脸孔。最厉害的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逢年过节，他会往领导家里跑，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一部分让陶为良孝敬了领导。
陶为良出事以后，吴启超还说过“报应”“因果轮回”之类的话，警方找他了解情况的时候，吴启超也没有否认自己说过的话，陶家出事，他确实幸灾乐祸过，他还说陶为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算计了一辈子，结果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小命全算进去了。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之前，袁家人就对陶为良心存感激，这次转移财产的事情虽然处出了差错，但袁名扬不但怀着感激之心——在袁家深处险境的时候，陶为良能伸出援手，这份情，他不能漠然处之，陶为良这次受袁家的牵连，袁名扬深感内疚。
这就是袁家一直和陶家走得很近的主要原因。袁名扬的母亲在临终前说过：陶为良有恩于袁家，他仁义，大善，什么时候，袁家人都不能忘了陶家人的好。
连吴副科长和陈家大院里面的人都认为陶为良是一个待人宽厚的好人，可见陶为良的仁义不是假的。
陶为良喜欢喝酒，袁名扬经常拎着好酒来找陶为良喝酒，两个脾气相投，所以，只要在一起喝酒，都有说不完的话，喝完酒之后，就在陶家睡下，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即使是这样，心事细密的郝队长还是对袁名扬在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郝队长抱着一个原则，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和陶为良关系密切的人，他都要查清楚他们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有任何疏漏。郝晓晨能做到刑侦队长这个份上，说明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下午，袁名扬和宁志美夫妻俩到上海美专去看女儿，天渐渐冷了，他们给女儿带去了冬衣和被褥。第二天早晨才回荆南。
照理，宁志美的话是可信的，他们女儿的话也是可信的，但郝队长还是找班主任进行了核实，事实证明，袁名扬没有撒谎，他的老婆和女儿也没有撒谎。班主任王夏玲和夫妻俩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
陶为良的表弟索大友，年龄三十九岁，浦口区沿江公社，冯墙大队柳子口生产队会计，索大友的父亲是陶为良的舅舅，陶为良的舅舅叫索梁栋，一九五零年，索梁栋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就是枪毙了。索家在沿江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除了油坊，粮坊，酒坊，单是土地就有三千多亩，索梁栋的手上还有两条人命，一个陈姓女孩和邬姓女孩被索梁栋糟蹋后投河、投井自杀，解放后，有人向人民政府举报索梁栋，列举了索梁栋七条罪行。政府派人到索家去抓捕索梁栋，结果扑了一个空，索家人得到风声以后，让索梁栋躲到了陶家。当天下午，警察到索家所有亲戚家寻觅，并且警告所有亲戚，如果谁家藏匿索梁栋，一经发现，以包庇窝藏罪论处。
陶为良的爷爷胆小怕事，担心祸及全家，在劝说索梁栋投案自首无果的情况下，报告了警方。最后，警方从陶家在乡下一处房子里面把索梁栋抓走了。陶为良的爷爷觉得索梁栋做事不地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连累别人，这很不合适。之前，陶为良的爷爷就不看好索梁栋，说他是一个早晚要吃枪子的货。
为这件事情，索家和陶家结下了梁子，最亲的人变成了末路人。表面上，两家人还有来往，但彼此的心里都有数。
索梁栋被抓后半个月，浦口区举行了公判大会，在这个公判大会上，索梁栋等三个罪大恶极的恶霸被执行枪决。索梁栋的老婆在男人被枪决的那一天悬梁自尽了，索梁栋的母亲口吐鲜血，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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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郝队长另有疑虑
因为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索家一下子死了三个人，这应该算是深仇大恨了吧！“72。11。7”案一下子死了四个人。导致陶家惨遭灭门。不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绝下不了这样的狠手。上面，笔者曾经提到过，虽然两家人心里面有疙瘩，但还是照常来往，既然来往就应该很熟悉，这也符合同志们的基本判断，凶手一定是对陶家非常熟悉的人。俗话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一九五年年秋天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到一九七二年秋天陶氏灭门惨案，事情过去了二十二年，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漫长了。当年十几岁的索大友和索大贵也过了而立之年。
刚开始，郝队长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制造“72。11。7”灭门惨案的可能还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无声无息地杀害了四个人，难度应该很大，两个人，把握就更大了。一个人杀死四个人，不是什么难事，难就难在无声无息地杀了四个人——十一月六号的夜里，除了椅子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和猫叫声之外，魏大妈没有听到其它声音。
索梁栋有三个儿子，老大索大富因为天花没出好，眼睛瞎了，老二索大友，老三索大贵。两个人都在农村务农，因为成分不好，再加上父亲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这档子事情，他们当兵、考大学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光耀门楣，一洗前耻，兄弟俩发奋努力，读书非常用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和父亲那档子事情，学业只能止步于高中毕业。当时，在农村，能把书读到高中毕业的人非常少，农村是需要有文化的人的，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读书就跟没有读书一样，老二索大友曾经报名参军——空军飞行员，而且已经顺利过了体检关，带兵的很喜欢他，索大友身体的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这是非常难得的，参加体检的有二十一个人，但身体完全符合条件的就只有索大友一个人，可让索大友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在政审这一关被卡住了，家庭成分是有点影响，但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父亲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这件事情，按照当时的政审条件，这种人的子女是不能当兵的，当空军就更不行了；老三索大贵曾经竞选过大队治保主任，而且是高票通过，可拿到公社审核的时候被否决了，原因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因为这个历史污点，兄弟俩在个人问题上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对象是谈了不少，可女方的家人到村子里面一了解到索梁栋的情况，就立马抬腿走人。总而言之，因为索梁栋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污点，索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平时不敢挺胸走路，生活中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因为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了索梁栋，他不但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嘉奖，陶为良的父亲当兵的时候，在过政审关的时候，也没有受到索梁栋的影响。按照当时的政审条件，单凭索梁栋这档子事情，陶为良的父亲就不能当兵。
这对索家的刺激是很大的。
当然，因为陶为良的爷爷做了对不起索家的事情——连陶为良父子都这么认为，所以，陶家人在很多方面都尽力帮衬索家，陶家毕竟做了对不起索家的事情，毕竟是血缘非常近的亲戚，冤家宜解不宜结，陶家人也想弥补索家的损失，以表达对索家人的亏欠。索大友和索大贵的老婆就是陶为良的父母介绍的，他们结婚前的彩礼钱也是陶家出的。结婚的一部分费用也是陶家出的。老大索大富因为是个瞎子，一辈子没有结婚，两个弟弟组织家庭之后，陶为良就通过关系找到公社领导把索大富搞到公社福利院去，这样一来，就减轻了两个弟弟的经济负担。因为这件事情，索家人对陶为良感激涕零。
这就是索家人经常和陶家人来往的主要原因。
案发前几天——即十一月二号，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还带着孩子到陶家来过呢。这个情况是邻居魏大妈夫妻俩和袁发展夫妻俩提供的。兄弟俩到陶家来的时候，带了一篮子鸡蛋，两只老母鸡，三只野兔，四只野鸡和一个猪后腿——索家刚杀了一头猪，借着新鲜劲，送一个后腿给表哥表嫂一家人尝尝，陶为良还切了一些多肉分给魏大妈家、袁发展家和祝大鹏家尝尝——索家人每次来，都不空手，总要带一点土特产什么的。陶家也会将一些土特产分给几个邻居，所以，几个邻居对索大友和索大贵印象不错。走得时候，几个邻居也会买一点东西让他们带回去。
那一天，陶家人热情招待了索大友、索大贵兄弟俩和他们的孩子，临走的时候，宁志秀还给索大友的女儿和索大贵的儿子买了一身衣服，每个人还有一双漂亮的皮鞋。
索大友和索大贵在案犯前几天曾经到陶家来过，这不能不引起郝队长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对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走访。
让郝队长苦恼的是，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提供的证人都是索家的亲戚——或者是和索家关系密切的人，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沾亲带故的人很多。在遇到一些事情的事情，亲戚们抱的很紧，从和他们的接触中，郝队长明显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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