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疑案三内-第4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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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族，沾亲带故的人很多。在遇到一些事情的事情，亲戚们抱的很紧，从和他们的接触中，郝队长明显地感觉到，索家所有的亲戚对陶家的灭门惨案都包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意思是，这是陶家人的报应，他们都知道陶为良的爷爷告发索梁栋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很多，学校的操场站不下，很多人站在操场外面的马路上，站在更远地方的人只能听广播。如果索大友——或者索大贵和证人串供的话，那就很难说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欧阳平。郭老和陈杰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警方和索大友、索大贵以及几个证人的谈话记录。听了郝队长的说明之后，三个人对谈话记录进行了反复的阅读和认真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份谈话记录（笔者选择了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也是欧阳平、郭老和陈杰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一部分谈话记录（郝队长和索大友的谈话记录，谈话时间是十二月三号下午两点，谈话地点在索大友家——之前，索家两兄弟并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以陶、索两家的关系，警方不可能把索氏两兄弟列入怀疑对象，索氏两兄弟之所以进入警方的视线，是因为在前期的调查中，有人在无意中提到了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事情，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刑侦人员肯定要对索氏两兄弟展开调查。）：

　　　　郝：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索大友：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郝：请回答我的问题。

　　　　索：你们是不是怀疑陶家的案子是我做的？

　　　　郝：在案子水落石出之前，谁都不能说自己和案子无关，一切都要凭事实说话——我们只是在调查，你只要以实相告就行。

　　　　索：我和陶为良是表兄弟，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我父亲是他的舅舅，我怎么会——这可能吗！”

　　　　郝：你们虽然是姑表兄弟，但你们之间是有积怨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积怨。

　　　　索：我和陶为良家有积怨？还不是一般的积怨。你们真会开玩笑。我也被你们弄糊涂了。

　　　　郝：你不糊涂，你的心里比我们还明白，有些事实是无法回避的。

　　　　索：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

　　　　郝：那我就说了，不管我说了什么，你千万不要跳脚。

　　　　郝队长要说的是一九五零年秋天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事情，这应该是索家人心中永远的痛，郝队长揭索家人内心深处的疮疤，索大友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当然，郝队长要说什么，索大友心知肚明——他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索：说来听听。

　　　　郝：一九五年秋天发生的事情，你应该还记得吧！

　　　　郝队长没有把话说的太直接——尽量不去刺激索大友。

　　　　索：（索大友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一九五零发生的事情和你们现在调查的案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郝：一九五零年秋天，在事发之前，你父亲索梁栋得到警方要抓他的风声后，便躲到了陶家在乡下的房子里，陶为良的爷爷知道这个情况后，怕连累家人，先劝你父亲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便向警方举报。你母亲在你父亲出事的当天悬梁自尽，你奶奶也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因为这件事情，你们索家人对陶家人耿耿于怀，从此结下了梁子。

　　　　索：捕风捉影的事情，你们竟然当真了。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这样，但我们索家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郝：你们索家人是怎么想的呢？

　　　　让索大友把话说透并不是一件坏事。

　　　　索：既然你们提到这件事情，那我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我父亲作恶太多，一九五零年，有人写举报信告发我父亲，我父亲想到城里陶家去避一避风头——这是他第二次到陶家去避风头，第一次，陈家二丫头投井自尽之后，他家人纠结了二十几个亲戚到我家来找我父亲算账，我父亲连夜躲到陶家去了，后来，爷爷奶奶花钱平息了这件事情，还花钱买通了上面的人，我父亲才躲过了一劫，但那是在解放前，解放后，情形不一样了。我奶奶和母亲极力反对我父亲再躲到陶家去，我家人都知道，我父亲出事时迟早的事情，与其东躲西藏，不如听候政府的发落，即使躲起来，迟早还是要被抓到，抓到以后肯定要罪加一等，我奶奶和母亲主要是担心连累陶家人，既然知道我父亲躲不过这一关，再去连累陶家，这很不地道。所以，我父亲被抓之后，我们一点都不怨恨陶家，相反，我奶奶和母亲还觉得有愧于陶家。有一个事实是，不管陶为良的爷爷向不向警方告发，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父亲都难逃一死——因为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使我们索家心里有些怨恨，也应该全消了。自从出了我父亲那档子事情以后，陶家人非常内疚，这么多年，他们怀着愧疚之心帮衬了我们很多。他们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我们，我们兄弟俩的对象都是陶为良的父母介绍的，彩礼钱和结婚的钱也是陶家人出的。我家人进城看病，每次都是表嫂忙前忙后。你们可以找陈家大院的邻居打听打听，这些年来，我们和陶家人一直走的很近。你们所说的怨恨早就烟消云散了。我父亲本就是该死之人，他做的坏事太多，害死了我奶奶和我母亲，拖累了我们兄弟俩一辈子，为了一个该死之人害死四个至亲的人。这于天理不合。索大友说了很多，而且说的合情入理。

　　　　郝：我们想知道十一月六号晚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

　　　　索：我在老表家打麻将。

　　　　郝：从什么时候到打到什么时候？“

　　　　索：从晚上七点左右打到凌晨三点。

　　　　郝：三点以后呢？

　　　　索：三点以后，在老表家睡了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郝：和你在一起打麻将的都有哪些人？

　　　　索：老表陈怀仁，还有陈怀仁的同事李正林和蒲永江。地点在陈怀仁家。陈怀仁家在盘城镇。

　　　　后经调查，李正林是陈怀仁的连襟，蒲永江和李正林是远房表亲。索家在当地，亲戚很多，但在了解情况的时候，索大友并没有言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郝：陈怀仁在什么单位工作？

　　　　索：在盘城镇生猪屠宰站。李正林和蒲永江也在屠宰站工作。

　　　　既是同事，又沾亲带故，陈怀仁、李正林和蒲永江提供的证据确实值得掂量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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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个人调查细致

　　　　第二部分谈话内容（卢业伟和索大贵的谈话，他们俩的谈话是和郝队长与索大友的谈话同步进行的——主要是防止兄弟俩串供。）：

　　　　卢业伟：你们家和陶为良家的关系怎么样？

　　　　索大贵：我们是老表，关系肯定好了。

　　　　卢：你们两家以前有没有什么积怨呢？

　　　　索：没有。

　　　　卢：据我们所知，自从发生了一九五零年秋天那件事情以后，你们两家之间就有积怨了。

　　　　索：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和陶家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卢：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糊涂呢？一九五零年秋天，你父亲索梁栋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躲藏在陶家，陶为良的爷爷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了保护家人免遭你父亲索梁栋的牵连，便苦劝你父亲主动到公安机关去自首，在苦劝无果的情况下，陶为良的爷爷选择了报案，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索：很抱歉，父亲出事的时候，我还小，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十分清楚，家里人都瞒着我——他们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奶奶还将我送到亲戚家呆了一段时间，最后，连我母亲的葬礼都没有让我参加，长大以后，也没有人在我跟前提父亲和母亲的事情，亲戚和乡亲们也从不在我跟前提过去的事情。

　　　　卢：你今年多大？

　　　　索：我今年三十四岁，我父亲出事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在我们家，唯一的忌讳的就是我父亲的事情，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绝不会有人在我跟前提我父亲的事情。每年清明节，家里人到父母坟上去扫墓，只是烧烧纸，磕磕头，什么话都不会讲。

　　　　卢：你的意思是，发生在一九五零秋天的事情，包括陶家和这件事的关系，你也不知道吗？

　　　　索：我知道一些，我也不是榆木疙瘩，多少知道一些，但不是很清楚。

　　　　卢：你是说，你是知道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你父亲的事情啰。

　　　　索梁栋出事的时候，索大贵虽然年纪不大，但不可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母亲悬梁自尽，不久，奶奶也病逝了，接二连三的祸事，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心中，应该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索大贵以自己年龄尚小为由，回避一些应该知道的事实，其目的应该是回避陶索两间之间的恩怨。在这一点上，索大贵的态度和哥哥索大友的态度有着明显得区别。索大友采取的是正面应对。但兄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否认索、陶两家的历史积怨。没有积怨，何来报仇的动机呢。

　　　　索：我知道，但不能确定，我曾经问过我大舅，大舅说没有这回事情，不要听别人乱嚼舌头根子。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该丢到一边去了，人总要面对未来。我知道舅舅的意思——该放下的事情就的放下——家里人怕我找陶家人寻仇。

　　　　卢：你问你大舅，是不是想证实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你爷爷事情？

　　　　索：不错，我们家和陶家一直走得很近，如果陶天章告发我父亲的事情是真的，那我们索家就不应该和陶家走得那么近，至少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错，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他毕竟是我父亲，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陶天章出卖我父亲，他就是我们索家的仇人，他不但害死了我父亲，还害了我母亲和我奶奶。我们索家人却反过来和陶家人陶近乎，这——我无法接受。不错，这些年来，陶家人是帮衬我们不少，但那是他们心中有愧，他们是在赎自己的罪孽。

　　　　索大贵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一九五零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在索家人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陶为良夫妻俩之所以帮衬索家，为索家付出了那么多，也是想弥补陶家人对索家人的亏欠。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索家人之所以不在索大贵跟前提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就是不想让仇恨的种子落在索大贵的心里，并且生根发芽。大哥索大富是一个瞎子，索大友理所当然成了索家的主心骨，索大友是担心索大贵向陶家人复仇。

　　　　卢：在陶家灭门惨案发生前几天，你们兄弟俩是不是到陶家去过呢？

　　　　索：不错，我们是去过陶家。不但去了，我们还带了不少东西。

　　　　卢：是哪一天？你还记得吗？

　　　　索：是十一月二号。我们家杀了一口猪，我爷爷让我们送一点新鲜猪肉给表哥表嫂吃，我们兄弟俩顺便上山打了几只野兔和野鸡。

　　　　卢：你爷爷还健在？

　　　　索：我爷爷还活着，每次进城到陶家去，都是我爷爷的意思——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我父母死的早，爷爷是我们兄弟三人的主心骨。本来，我是不想去的，但爷爷的话，我不能不听，所有人的话，我都可以不听，唯独爷爷的话，我不能不听。

　　　　索梁栋的父亲还活着，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就能解释的通了，不让家人提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情，应该是老爷子的意思。上了年纪的人，对恩怨看得比较深透，他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深陷复仇的梦靥。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

　　　　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家，和老婆在一起。

　　　　和老婆在一起，这也就是说，只有老婆能证明索大贵十一月六号晚上在家，成了家的男人，天黑以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肯定和老婆在一起，和老婆在一起，只有老婆能证明自己。想找到第三个证人，索大贵做不到，警方也做不到。做不到，那就没法得出结论。如果不能证明索大友在说谎，案子就没法查下去。

　　　　卢：照你这么說，只有你老婆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夜里在家啰。

　　　　索：不错，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和我老婆的话。信不信，由你们——事实就是这样。

　　　　卢：你再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谁能证明你十一月六号的夜里确实在家——和老婆在一起。你可以把十一月六号晚上天黑以后到十二点半之间的活动的情况说一下。

　　　　索：你们一定是怀疑我和陶家的案子有关系。警察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陶家人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卢：陶家四个人遇害的时间在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之间。

　　　　索：那我就能说清楚了。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我在隔壁范小军家打八十分，九点半钟左右回的家。回到家，洗洗弄弄，十点钟上床睡觉，十二点钟，我喊儿子起床撒尿——每天夜里十二点钟，我都要准时喊儿子起床撒尿。小时候是他妈妈喊他撒尿，长大了以后，害臊了，这事就得我做了。回到家的时间和喊儿子起床撒尿的时间，都能说明我没有作案的条件。从我家到城里，坐汽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关键是晚上十点钟，公共汽车就停运了，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得两个多小时。即使我能在十一点半之前赶到作案现场，做完案以后，半个小时，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家。

　　　　之后，卢业伟找邻居范小军夫妻俩和索大贵的儿子索阿宝了解情况，范小军夫妻俩证实，十一月六号的晚上，索大贵确实在范家打八十分，八十分打到九点半钟左右，索大贵就回家去了。打八十分的还有另外两个邻居，卢业伟找这两个邻居核实，两个邻居的说法和范小军是一致的。索阿宝也证实，每天晚上十二点钟，闹钟一响，爸爸就回准时喊他撒尿，因为他过去有尿床的毛病，所以，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准时喊他撒尿。

　　　　第三部分谈话内容（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卢业伟和李正林、蒲永江的谈话记录）。

　　　　我们先来看看郝队长和陈怀仁的谈话记录：

　　　　郝：你和索大友是什么关系？

　　　　陈：我们是姑表亲。

　　　　郝：你知不知道一九五零秋天发生的事情？

　　　　陈：知道，在我们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

　　　　郝：陶天章告发索梁栋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吗？

　　　　陈：知道。

　　　　郝：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说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郝：我们很想知道亲戚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陈：我姑父索梁栋确实不好，但告发这种为人不耻的事情，发生在陶家，这肯定不合适。过去索陶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土改的时候，工作队要分索家的浮财，索家就把一部分东西藏到陶家去了，风声过去以后，陶家把几箱子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到索家来了，要不然，索家人也不会让我姑父也不会藏到陶家去。在告发之前，陶家应该跟索家人商量一下，既然答应人家藏在自己的家里，又出尔反尔，跑去告发。这就不地道，不厚道了。毕竟是亲戚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如果陶家人在告发之前和索家人商量一下，由索家人出面把人交给警方，就不会出现我姑母悬梁自尽和老太太吐血而亡的悲剧了。

　　　　除了龚家把东西藏到陶家去（龚家人藏过两次），索家也这么干过。如果陶家心术不正，心生贪念的话，还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龚家和索藏到陶家的肯定是一些非常值钱的东西。

　　　　亲戚们都这么想，索家人也应该是这么想的——陶索两家确有积怨，这是不争的事实。

　　　　郝：索大贵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陈：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可能知道一点，但绝不会是家里人告诉他的。

　　　　郝：索家人为什么要瞒着索大贵呢？

　　　　陈：大贵从小生性暴烈，小时候，同龄人中，没有人敢惹他，当然，这也是家里人太过娇惯他的缘故。十岁的时候，村里人一户人家用木棍打折了索家的一条狗，大贵就用毒药药死了这户人家的一头水牛。索家陪了一头壮牛和二十块大洋才算完事。他是一个见风就是雨的主，炮仗的性子——一点就着。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以后要么不出事，只要出事，肯定出在暴烈的性格上。所以，我姑父的事情，家里人尽量瞒着他。

　　　　在和索大贵的谈话中，卢也伟也能感觉到索大贵暴烈的性格。

　　　　郝：索家怕索大贵长大后找陶家人复仇，是不是？

　　　　陈：索家已经死了三个人，老太爷不想索家再出事。大友他爷爷也想化解陶索两家之间的积怨。

　　　　郝：十一月六号夜里，索大友在你家打麻将了？

　　　　陈：不错。

　　　　郝：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陈：七点钟开始，凌晨三点左右结束。

　　　　郝：除了你和索大友，还有谁？

　　　　陈：还有李正林和蒲永江。

　　　　郝：输赢情况怎么样呢？

　　　　郝队长想知道一些细节。如果索大友和陈怀仁串供的话，不可能想到所有细节。谁输谁赢，四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说的不对，那就说明他们提供的情况有问题。有问题，可信度就小了。

　　　　陈：我们打的不大，输赢也就几十块钱，再多，我们也打不起。索大友赢了三十几块钱，李正林输了二十几块钱，我输了十几块钱，蒲永江不输不赢。几天后，索大友请我们喝了一顿酒。

　　　　我们再来看看卢业伟和李正林的谈话：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

　　　　李：我在陈怀仁家打麻将。

　　　　卢：都有哪些人？

　　　　李：除了我和怀仁，还有蒲永江和陈怀仁的老表索大友。

　　　　卢：从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时候？

　　　　李：从晚上七点打到凌晨三点左右。

　　　　卢：三点以后呢？

　　　　李：索大友留在怀仁家睡觉，我和蒲永江回家睡觉——我们两家都住在镇上。

　　　　卢：输赢情况怎么样？

　　　　李：索大友赢了三十几块钱，我输了二十几块钱，陈怀仁输了十几块。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一起打麻将，风水轮流转，有时候你赢，有时候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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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唐旭东所言非虚

　　　　最后是卢业伟和蒲永江的谈话：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是不是在陈怀仁家打麻将了？

　　　　蒲：是啊。

　　　　卢：在陈怀仁家打麻将的还有谁？

　　　　蒲：还有李正林和索大友。十一月六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索大友到屠宰场来找陈怀仁，陈怀仁就让我和李正林下班后到他家去喝酒，喝完酒以后搓几圈麻将。

　　　　卢：麻将打到什么时候？

　　　　蒲：打到凌晨三点左右。

　　　　卢：你赢钱还是输钱了？

　　　　蒲：我不赢不输。那天晚上，索大友的手气特别好，陈怀仁和李正林输了三十几块钱，李正林输得最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资标准比较低，每个月也就二三十块钱。三十几块钱的输赢不能算小了。

　　　　以上的谈话记录是由陶家的社会关系图牵引出来的，让我们还回到陶家的社会关系图上来。等介绍完陶家社会关系以后，再说另外几份谈话记录。

　　　　戴顺利，陶为良的好朋友，也是小学、中学同学。年龄四十四岁，和陶为良同龄。现在在建邺区烟酒公司当总经理，下辖三个门市部，还有一个酒厂。戴顺利原来是一个剃头的，因为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学艺，当了一名理发师。一九六七年，他鬼使神差地扔下剃头刀，戴上红袖标，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领导，半年后，当上了区革委会副主任，时势造英雄，戴顺利算是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前面，笔者曾经提到过一个情况：陶为良的妹夫余伟杰，在晓庄师范学院当助教，为人思想激进，经常说一些不满现实，批评时政的话，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所以，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游街，陶为良就请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并帮他换了一个大套的房子，这才使余伟杰得以脱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陶为良是通过谁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了。对，就是通过戴顺利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

　　　　戴顺利从小不爱学习，但喜欢和学校里、街道上、里弄里的捣蛋鬼在一起混，一起耍，戴顺利鬼点子特别多，胆子尤其大，他敢闯，还不怕死，又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捣蛋鬼们都听他的。戴顺利带着十几个小混混把几条街上的人闹腾的不安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魔头。无产阶级那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