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战旗-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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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了在东欧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另建波兰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拒绝。

　　　　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要使德国的苏占区成为保证西部安全的前沿。

　　　　1946年3月，斯大林在驳斥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说，在东欧建立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是和平的愿望，而不是扩张倾向。

　　　　而真正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突出体现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

　　　　苏联1945年6月向土耳其提出领土和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1946年不但未从伊朗撤军，而且还在其占领区出现了自治政府，这些不但遭到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美国的抵制，苏联最终被迫让步。

　　　　1945－1946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促使斯大林重新思考苏联政策。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清楚地证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是根本对立的状态。

　　　　1946年2月，斯大林指责丘吉尔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这是站在战争挑拔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他们在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这表明斯大林把铁幕演说与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此时的斯大林就已认定，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拔者。

　　　　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在开展和平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

　　　　同时，斯大林感有必要把世界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从1946年开始，斯大林考虑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组织的想法和计划陆续见诸于他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

　　　　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开始考虑改变大国合作，寻求集团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强硬的外交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

　　　　也是在1946年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发回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

　　　　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

　　　　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也照样成为斯大林对美反击的理论依据。

　　　　而面对变局，苏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

　　　　在经济上，断然阻止东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同时加强自己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缔结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和友好合作条约，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使之之后发展为经互会。

　　　　在政治上，在东欧取消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意党的合法斗争而主张革命斗争，并成立工人党情报局。

　　　　在军事上，加紧两弹的研制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对东欧国家增派驻军和军事顾问，逐渐组建东欧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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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六章　民族军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接受了盟国的停战公告，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是新疆的战事又步入了新的高氵朝。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早在11月12日成立了阿山民族政府，以自己为总理，随后和达列力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哈里哈拜为首的的联合暴动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首府承化，炮弹不断打进这座小城，但在中**队艰苦卓绝的抵抗下，承化还在坚守中。

　　　　9月6日，联合暴动军主力赶到战场，发动第四次攻势，中国守将高伯玉看形势不对，在阿山北部的哨所已经撤退，自己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援兵是不用想的，在广阔的新疆大漠中**只有不多的军队分散驻防，现在到处开战，早已应接不暇。

　　　　所以只能靠自己了，于是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和剩余的粮食弃城向北突围，希望能看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面子上暂时进入外蒙古避难，但人家不和你讲友情，在奥尔朵提达坂遭到外蒙古军队阻击。

　　　　9月9日，民族军赶到，与蒙古军前后夹击，经过激战，俘虏了高伯玉和一部分军民，另有少数人员穿越戈壁摊突出包围。

　　　　在伊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联合暴动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伊犁等地，成立了伊犁专区。科姿洛夫中将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兵分三路，支取迪化的作战计划。

　　　　南路进攻阿克苏，6月26日联合暴动军先头部队4500人和参加暴动的牧民们一起向遇到的第一个据点铁列买提达版发动进攻，很快这个坚守在这个的一个排就尽忠职守了。

　　　　中**队新编骑兵2师4团就赶到了，他们在强大到可以捻死自己的对手面前勇敢拔出了自己的剑，发动反击，战斗持续了很久。

　　　　8月14日联合暴动军攻克拜城，8月19日联合暴动军向第二道防线展开进攻，伪共和国内政部长阿巴索夫亲自指挥部队攻城，双方反复激战8月26日，联合暴动军能够直接面对阿克苏城了。

　　　　这使得城里迅速开始组织防御，整修工事，四处搜寻粮食，现在重担压在城里的新骑2师5团的肩膀上了，全城居民已经被要求全部参加自卫队，枕戈待旦，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9月6日外围战斗打响了，阿克苏城的汉族人口很少，可以征用的人员就更少了。全部力量加上手持木棍的自卫队也不超过2000人，居民支持联合暴动军的却是绝大多数。

　　　　9月8日联合暴动军对阿城展开了持续一天的炮击，伴随着炮声，联合暴动军开始了猛烈的冲锋。新骑2师5团团长赵汉奇不断组织敢死队把突入城里的联合暴动军打出城去，双方不断的反复争夺一些据点。

　　　　战斗中赵团长开始抓拿亲联合军的人，用铡刀处以死刑，这就包括了小阿巴索夫，城外联合军指挥官阿巴索夫的亲弟弟。

　　　　到了9月12日5团团长赵汉奇组织了一只200多人的突击队，深夜潜出城外，夜袭联合军军营，打联合军一个措手不及，联合军暂时后退。

　　　　9月23日，联合军再次攻城，联合军骤烈的炮火如雨而至，联合军在炮火掩护下如同波浪般，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冲在最前边的敢死队和**发生惨烈的白刃战，互拼手榴弹。

　　　　5团副团长房庆安也被打成重伤。

　　　　一直到9月29日，联合军孤注一掷发起总攻，城外彻夜激战，**将可以参加战斗的人员已经全部动员起来参加民团了，远远望去阿克苏城如同一座爆发中的火山。天亮了，联合军退却了。

　　　　10月，另一只联合军攻击了阿城附近的英吉沙和焉耆，但被中**队击退，还击毙了苏联指挥官，缴获高射炮，迫击炮，步枪等武器。

　　　　骑5团知道再打下去一定会应为弹尽粮绝而失手的，所以10月6日凌晨，他亲自带队对联合军发动反击，联合军拼命阻击，**勇猛冲锋，很快就突破敌阵，用暴烈的近战，使比他们多的多的联合军抵挡不住，向温宿撤退。

　　　　1945年10月12日张治中将军到达新疆，开始了和平谈判。46年7月南部新疆的联合军退往苏联。

　　　　早在45年4月，更庞大的联合暴动军在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下开始向迪化进军。

　　　　9月联合军开始进攻乌苏，精河，这个通向迪化的要道。联合军动用了至少40多门大炮，用轻型坦克打前阵，以苏联空军进行空中支援，猛攻中**队阵地。

　　　　新45师支持不住，转而突围，很快联合军骑兵背着马枪，挎着手榴弹就追上了，几个快速冲锋，把新45师分割开，师长郭岐被俘，另有一个团突出重围，退到了玛纳斯河。

　　　　同时在迪化的中**队决心杀身成仁，作出了死守迪化的决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亲自抵达迪化指挥，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防卫第一道防线玛纳斯河。

　　　　谢义锋的新2军部分部队防御第二道防线景化，马呈祥整编骑兵第1师防守迪化中心。这些联合暴动军装备精良拥有苏联援助的坦克，轰炸机，重炮等重型火力，那些三，四流**只有些淘汰货。

　　　　但是如同在东线战场一样，苏联军队和苏联装备，训练，指挥的暴动军，并没有展现出什么高超的战斗力来，和一帮子**末流部队打的难分难解，在外无援兵，而弹药没有补充越打越少的情况下这些民团级别的**打的还不赖，直到一年后的1946年4月中苏达成协议停战，也没有被攻克。

　　　　1946年4月，在停战协议达成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出任民族军领袖，民族军在和谈后根据协议暴动军主力原来的17个团，2个**骑兵师，5个步兵旅，被改编为6个团。

　　　　民族军总司令鲍里诺夫将军也回到苏联由伊斯哈克伯克接任，1946年整个夏天，民族军突破了协议的限制，开始扩大编制，壮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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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七章　南洋的安排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双方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

　　　　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其实，这是很多人对使用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领袖，但却极端仇视军统。

　　　　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齿。

　　　　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抵制。

　　　　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还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领袖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为顺应形势，准备干脆对军统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

　　　　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受姚水明之邀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听到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

　　　　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唐纵被提升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真实的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均与戴笠有矛盾。

　　　　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戴笠得到命令，他要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

　　　　毛人凤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面的人。

　　　　看过电报，姚水明笑了：“别生气，雨农兄，看样子你是非死不可了不过还好，你可以选择一个死法。”

　　　　“此话怎讲”

　　　　“明摆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你是明白人，不会看不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让你还可以为这个国家多做些事情。”

　　　　“愿闻其详。”

　　　　“知道中国和越南，缅甸乃至和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问题吗”

　　　　“当然，那又怎样”

　　　　“那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你知道，收复西伯利亚以后就是解决东南亚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把中华军除苏紫以外你的人都带走，那可都是一顶一的突击好手，加上愿意追随你的全国各地得军统老部下，算起来也是很大的实力。英国方面倒不用担心，克里特爵士会搞定一切。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戴笠在沉思，像他这样智商的人怎么会想不明白。

　　　　“武器，活动经费不用担心，叶叔和我们的故事我讲的太多了。为了中华民族，我们可以不顾一切，更别说身外之物了。”

　　　　“好，后面的事请水光兄来安排。”

　　　　“不过，我提醒你。你不必效忠一个人，而是效忠整个中华民族，在这里呆久的人只会效忠中华民族。

　　　　即便是哪一天，叶叔不是为了私心而不是为中华民族而奋斗，我，包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离开他并站到他的对立面。”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那我开始准备了。”

　　　　几天以后，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回重庆的途中撞山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两个月以后，泰国清迈府城市郊区新开了一家很大的英资背景的贸易公司，周围二十公里的山地被公司收购。

　　　　当地人听说这里用于建设大型的储存中心，还要建设飞机场，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和很好的待遇。

　　　　与此同时，缅甸密支那一家大型的热带水果加工联合企业在驻密支那英国领事的主持下开张了。

　　　　原因嘛，是英国领事的妻子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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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八章　世界观

　　　　1945年5月，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的信中表示，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效地发展。

　　　　1945年6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斯大林坚信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的友好联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

　　　　即使在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的1946年9月，斯大林仍然认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

　　　　同年12月21日，在与罗斯福之子会谈中重申：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

　　　　1946年4月，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主张。他指出，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

　　　　不仅如此，在承认存在差别的基础上，斯大林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仍有价值的思想，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

　　　　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

　　　　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这种条件下，才有合作。

　　　　基于此，当时苏联的外交目标是，保障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保障巩固和发展苏联已有的成果所必需的和平环境。

　　　　发展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大力促进世界苏联体系的建立和加强。

　　　　支援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民主基础上解决战后和平调整的问题，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6年10月29日，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告，战后苏联也如先前那样忠于此种国际合作原则，并决心为在这方面达到成功而不惜任何力量。

　　　　斯大林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对苏联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因为：第一，恢复和重建苏联的国民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西方的援助。

　　　　斯大林曾明确指出，苏联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的强大的新高涨。为此，苏联需要同西方国家加强政治、贸易和文化的联系以及人员的交流，需要获得美国的贷款援助。

　　　　所以，在对外关系上，苏联今后也将忠于自己的政策和平和安全的政策，各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政策。

　　　　第二，为了维护二战的胜利成果和苏联在二战中获得的利益，需要继续维持和维护雅尔塔体系。

　　　　第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

　　　　1945年他还谈道，现在英国在君主制度下，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

　　　　1946年初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

　　　　第四，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斯大林认为，新的战争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二战后和平与安全已成为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没有本国的人民，谁也不能打仗，而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此外，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目的，可以用来为新战争辩解。所以，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为了维持与西方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斯大林在各种场合多次批驳关于苏美关系日益紧张的传闻。

　　　　1946年3月，针对丘吉尔演讲后的国际局势，斯大林指出，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宣传来反对新战争的宣传者和保障和平。

　　　　1946年9月，他重申，我不相信新战争的实际危险。但无条件地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有可能建立友好的、长期的合作。

　　　　1946年10月，他说他不同意苏美关系已日益紧张。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斯大林在同史塔生的谈话中说，有人把苏联的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

　　　　他还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

　　　　他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为了减少磨擦和冲突，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从伊朗撤军和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等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在某些问题上，如各国革命问题则对美国态度暧昧。

　　　　由此可见，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两个，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指针，但都是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