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西路军-第2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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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掺杂了太多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倾向。

　　　　比如第七战区里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全心全意维护统一战线，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同叶挺、高敬亭等军阀意识浓厚的流寇主义、陈毅、傅秋涛等分裂主义、冒险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保持了新四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陈海松去了以后，把党外的叶挺吸收进军政委员会，参与所有军事决策并拥有最后决定权，把党委书记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取消，仅仅负责抗日宣传、党员教育、民众组织、根据地建设等日常事务，同时大批留苏干部从重要军事岗位上退出从事地方工作。

　　　　放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干部不用，从遥远的晋察冀、晋绥、冀热辽调集了数千战斗骨干过去担任各级领导。为了第七战区的一场战役调集了东北、华北的特种部队、空军师全体出动，即便那些部队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也不应成了他的私人武装吧！

　　　　更让人不解的是一个地方军事指挥员擅自改变全军作战部署、不请示中央批准就擅自调集兵力进入东北，强行接受共产国际下属的抗联部队，擅自率部进入皖南，打破统一战线规定的新四军在江淮地区活动的规定，擅自带兵进入广东、海南，将来少不得要闹出纠纷。

　　　　我不是说进入以上地区不对，我在乎的是他至中央于不顾，自行其是的凌驾在党之上的军阀作风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对留苏干部存在严重的歧视！自我膨胀带有严重的军阀习气和山头主义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他对这一点也是有看法的，年轻人好冲动，在职责范围内不注意搞好各山头的平衡，一切围绕着战争的胜利进行人员调整，造成很多不满，引起部分领导的误会，不过那是他职权范围内的正常工作，事实证明效果也是好的。

　　　　他看了看朱老总，涉及到军队的内部事务，老总比较了解情况说话也更有分量。朱德得到暗示想了下说：“刚才我就说了陈海松是个重能力轻资历、重实际效果轻夸夸其谈、重头脑灵活创造性开展工作轻照本宣科思想僵化，前线的将领追求胜利这样做无可厚非。

　　　　项英和叶挺的矛盾说起来就是过于强调军队无产阶级性质造成的，主要责任在项英。叶挺是我们请回来的得到国民政府认可的指挥员，即便曾经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参加了第三党活动，可他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爱国将领，前期的新四军组建、部队集结换装、弹药粮饷、开赴防区工作就在他的指挥协调下进行的很不错。

　　　　为什么出现矛盾？堂堂一个中将军长党委会不让参加、党内文件、电报不让阅读，提出的作战方案自己不能参与讨论，被否决也不知道原因。整天提醒人家注意不要过多宴请、不要行军骑马、不要带照相机、不要打遮阳伞、不要衣冠楚楚，应该穿粗布军装。

　　　　无产阶级军队靠这些艰苦奋斗的细节就能增强战斗力提高凝聚力取得胜利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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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三章　党政分工

　　　　朱德掷地有声的质问狠狠砸在了在座每个人的心头，新四军的问题看似是个孤立事件，却暴露出深受苏军影响的红军建设中的弊端，强调阶级、强调历史，怀疑同志、政治大于军事、政治干扰军事，军事干部处于从属地位，畏手畏脚、顾虑重重。

　　　　朱德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一直受到这些弊端的困扰，他虽然明白这个措施很好地限制了军阀的产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31年以后大批苏联归国、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过分强调精神力量的政治干部进入红军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气盛、胆大敢为的陈海松在东北抗联、新四军里指挥体系的整顿他很赞同，继续说：“部队是要打胜仗的，可打仗的指挥员在新四军里失去信任、完全被架空、丧失了指挥权，抗议无效只好离开，被劝回又被批判为意志不坚定、缺乏组织观念，双方矛盾更深。

　　　　我不禁要问请人家来真的是当摆设的吗？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甚至于比军队的团结、生存和胜利还要重要吗？无产阶级军队就不能容忍不同阶级的革命者吗？同级政治指挥员有权剥夺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权吗？

　　　　所以我说责任主要在项英，陈海松去了以后针对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和明确的分工，提出党领导的军队首要任务是形成鲜明的作战风格和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发展壮大。党政领导要把精力用到部队的生存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对日作战上去。

　　　　他认为无产阶级军队不同于军阀部队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出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指战员。政治委员制度是一大创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保证。政委的存在不是削弱军事首长的权威和作用，反而是军事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各级政委必须为自己定好位，战前扫盲识字、谈心交流、忆苦提高指战员文化水平、阶级觉悟，开展官兵平等、账务公开、文体活动增强部队凝聚力，适时进行形势报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教育、宣传英雄模范鼓舞战士们爱国爱民、苦练杀敌本领。

　　　　政委对党的忠诚不能体现在总盯着自己人怀疑一切上，而是努力把班子团结好、把训练、作战、建设的任务推行好。同志之间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意见应该通过民主生活会开诚布公地提出来，作战问题必须尊重军事首长的决断，政委全力支持计划的落实。

　　　　军事首长是部队的灵魂，必须得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必须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确定本部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选定有利于根据地建设、有利于对敌作战、有利于部队补充的区域展开行动，督促部队按照条令条例进行扎实训练，同时带领参谋班子熟悉活动区域以及周围的地形民情、敌伪情况。制定各种攻防作战预案，组织部队演练，不打无准备之仗。

　　　　熟悉下属各支部队和指挥员的特点和作战风格，积极创造条件编练炮兵、工兵、汽车兵、通讯兵、特种兵等技术分队，合理地使用不同类型的部队，及时检查作战物资的储备适时发动破交战打击敌人的运输线和孤立据点补充粮食弹药药品装具。

　　　　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是两大首长的执行机关，全力配合两大首长的计划。通过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干部调整整个第七战区七个军一个炮兵师一个飞行团思想统一、军政团结、班子内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创建扩展了五块根据地，发展势头良好。

　　　　叶挺项英两人调到战区司令部分别负责战役组织和根据地建设，在陈海松指导下有了明显改变。陈海松外出时战区基本交给两人负责，双方各负其责有事沟通协调，相处的很融洽。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留苏干部问题确实做了较大调整，这是战区司令的职权，如果这些人能适应工作需要我相信他会重用提拔的，如果他们实际能力一般、缺乏创新和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深入基层、团结共事的态度，陈海松的性格是决不会使用的，调整到地方部队和根据地或许可以让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实、体察民情、转变思想，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承认陈海松喜欢先斩后奏，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自以为是。我从何应钦那里也得到过相同的抱怨，嫌我们作战不报计划、兵力装备数据不实，大家想想我们有必要报吗？

　　　　陈海松不向我们及时上报肯定不是要隐瞒什么，这一点我是充分信任的，他作战夺取的根据地最后全都交给了中央。由中央委派人员接手管理，他似乎更习惯于充当一只潜伏的猛虎。静静观察战场的胜机然后猛扑上去拿下猎物，交给我们后继续去寻找新的猎物。

　　　　我想他的神秘举动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战略眼光深邃，战机瞬间即逝，他又很善于把握战机不需要调动较大兵力，觉得不必要请示。另一点就是他作战计划过于大胆、有些匪夷所思，担心我们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会加以阻拦，延误计划的实施，因此才提前不打招呼。

　　　　比如进入晋绥、进入东北、进入华南、海南、建立特种兵、空军、坦克兵、工业基地、军工研究院、合成化的第三师这些都是我们从没想过的，因为我们习惯了钻山沟、游击战，总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单薄、敌人很强大，思想上难免保守，战略上以守为主。

　　　　他身处前线看到了胜机想到了胜利却担心我们疑虑重重，手里又有可以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就果断出手了。胜利者是不该受到指责的，所谓将在外不由帅，作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临机处变、合理布局、拓展我党我军生存空间、增强我军实力、占据战略要点是值得鼓励的。

　　　　使用特种兵、飞行师那是他的作战方式，他一贯倡导走精兵之路、合成化、现代化之路，这两支部队是他在张掖就开始着手建设的在历次大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此次晋陕作战老彭、老叶、贺胡子、刘瞎子也都把自己培养的特种兵用上了，虽然还有差距效果不错。

　　　　陈海松的作战偏重于进攻，却不肯付出大的伤亡，习惯于精锐部队偷袭敌人重要目标较多地倚重特种兵和空军部队，有任务就上也是这两支部队的传统，所以薛云龙、王凯两部才越打越强，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调动自己熟悉的部队执行对敌斗争并不存在违纪行为。

　　　　王凯带着两个中队三百多人大闹江南、炸了两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端掉了上海、杭州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炸毁镇江、苏州、嘉兴火车站、宁波货运码头、杭州飞机场，击毙海陆特少将三名，少佐以上20多名，大尉以下近千人，汉奸特务200多人。

　　　　抢劫日本银行十几家、破坏工厂、货栈三十多处，收缴资金2000多万日元，极大地震动了日军大本营，迫使增援前线的116师团被迫留在宁沪杭地区整顿社会秩序。

　　　　正是有他的东讨西杀、南下北上、后方建设、军队整编，我军才取得了比**、日军更好的战略态势，最弱小的蜀国拥有了比曹魏、东吴更加强劲的发展后劲，这样发展下去他当初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期会大大缩短，三年后兵强马壮的八路军就能展开局部反攻。

　　　　更让我欣慰地是他的每一次大胆出击都是充分利用了日军与**、日军与苏军的激烈交战期，并没有费太大的劲、付出大的伤亡就挤进去扎下了根，部署相当周密。军事之外他制定了根据地工作方案、一手促成了两大工业基地的启动、兴建，引进大量建设人才。

　　　　这样的战略眼光、战场执行力、计划落实力是我党之福、我军之福，我们应该庆幸年轻的他拥有坚定地**信念，没有被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挖走。这样的人才是我党宝贵的财富，应该倍加珍惜，放手让他施展才华，我们跟在后面为他保驾护航、扩展突破口。”

　　　　张闻天不以为然地说：“老总，你太在乎胜利了，被胜利迷失了革命的原则，我们也希望中国革命胜利，可我们更在乎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陈海松的做法确实带来了事业的发展，可真的有太多需要规范的地方，中央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整顿。”

　　　　**点点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搬，所以探索的道路不会平坦、政策措施要反复地实践总结完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陈海松的探索从总体上讲是合乎实际的、有效的，但也有不足之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总结和规范，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总结和规范应该是带着完善的目的来进行，不应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全盘推翻，政策的反复危害极大。

　　　　晋绥战役虽然是陈海松提议的，但具体实施是军委决定和部署的，造成一定的伤亡、暴露了我们的实力、引起了日寇的敌视和国民党的防范也是在意料当中的，与他没有关系。

　　　　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勇敢地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取得这样的胜利、引起敌人的恐惧是很骄傲很自豪的，我们用生命和鲜血兑现了自己的誓言，问心无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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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　中央新的布局

　　　　**斩钉截铁的表态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实力大大提升的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决心更大、底气更足，的确可以**面对任何敌人的挑战并且战而胜之。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冷静地说：“对于各根据地可能遭遇到**的封锁、日寇的进攻我们已经有能力坦然面对、来者不拒，真正的民族英雄从来就不惧怕孤军奋战、无视外来敌人的强大，我们必须做好进入最艰苦最残酷的第二阶段的思想准备和军事部署。

　　　　因为这个阶段是中国特殊政治形势、军事形势的必然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不通过艰苦磨砺，人民看不到国家真正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党难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军队不可能在血与火的锻造中成为真正的威武之师、胜利之师，我们的党员干部不可能在险恶的环境里成长为爱国爱民、百折不挠、忠诚勇敢的民族精英。”

　　　　张闻天借机建议道：“正好党内也可以利用这段调整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力量壮大以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大量涌入，需要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增强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的革命理想、提高他们的**觉悟、焕发出更强的主动精神。前线的各级指挥员应该陆续轮流到中央党校来参加培训。”

　　　　**对此表示赞同。点头同意：“形势的发展对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任务的教育，没有正确科学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作指导、没有千千万万理想坚定、政治合格、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干部事业的发展难以为继。

　　　　就像朱老总所说的三国演义一样，赤壁之战后刘备依托荆州袭取了西蜀，三国鼎足之势渐成。曹魏无力同时征讨两家，与东吴眉来眼去，企图率先除掉反曹最积极而实力最弱小的蜀国。蜀国两面作战形势不利却也算兵强马壮，谨慎守御不至于最先破国。

　　　　输就输在自己身上，缺乏准确的定位，没有弱势一方明确的战略防守的指导思想，主要的敌人是谁、如何稳定与东吴的关系、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如何争取当地豪族的支持、如何使用有限的兵力似乎都不清晰。统战工作做得不好，没有打破敌人的暗中联盟。

　　　　蜀国国主刘备、荆州守将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后骄傲自大、藐视魏吴，既伤害羞辱东吴又不整修军备，中了曹魏算计与东吴接连火拼。先是攻击许昌、接着大意失荆州、再就是夷陵之战以至于元气大伤、彻底孤立、失去中原立足之地被迫退守西川。

　　　　此时蜀国如能吸取教训安心稳定内政、发展经济、整顿军备也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可惜幸存的那点实力又被诸葛亮的忠心和先帝遗愿消耗在五次北伐的自我削弱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清晰地发展战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首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无论是军队建设、工业建设、根据地建设、发动民众、吸引爱国学生、爱国华侨、争取国际支援都要围绕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根本任务来进行。

　　　　国民政府目前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拥有强于我们的经济、外交、军事实力，名义上我们还在他的领导之下，在抗击日本侵略这一点上我们两党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因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努力维护，积极出兵配合正面战场、出弹药支持**。

　　　　同时我们不能受制于统一战线、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收复被占国土、解救沦陷区民众、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是我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需要坚持的基本政策。

　　　　鉴于山西光复，我军防线向东推进到太行山以东，敌人即将到来的反扑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贺龙率领宋时轮旅留守晋北大同，萧克率领主力周士第一师、张宗逊三师向冀中挺进。

　　　　在太行山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山东**、罗荣桓左右两面支援下与冀热辽军区冀中军分区朱良才一师、张庆余三师、吕正操六师汇合组成平原军区，萧克、关向应任司令员、政委，归北方战区指挥，统一领导河北、山东平原地区的对敌斗争。

　　　　山西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利用这里的人口、粮食、铁路优势建成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基地，加快煤铁、铝、铜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八路军总部、第二战区总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入驻太原，晋绥军区三师、坦克二师、炮兵二师进入山西调归八路军总部直属。

　　　　**中央继续留驻延安。萧劲光、高岗坐镇西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校、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鲁迅师范、鲁迅艺术学院、机械学校、农业学校等大中专学校整体前往西安，给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创造条件优越的生活环境、减轻边区压力。

　　　　张掖、包头、兴隆、桦甸工业区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基础、科学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成长的摇篮，也是我们壮大自己杀伤敌人的力量源泉，更是迫使军事装备、生活物资有求于我们的国民政府放弃敌视、限制、封锁政策。与**长期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经济武器。

　　　　从长远目标看工业基地的作用并不比正规军队的小，影响更加深远。现在仅仅是刚刚起步、随着明年下半年钢铁、铜、铝冶炼厂陆续建成投产、相关的机械加工厂也将投入生产，我们期待中的新型步枪、机枪、火炮、高炮、坦克、飞机都将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转化成战斗力，在战争中发挥出强大威力，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加速器。

　　　　为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工业基地的建设、挤出资金支持后续配套工程，但不能干涉工业基地的建设思路，它的所有制方式多样、管理模式很多，有政府独资兴建的、有政府与外国公司合资兴建的、有外国独资兴建的、也有民族资本家创办的股份制、私营企业。”

　　　　何克全有些激动地说：“这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发生根本性的矛盾，很不应该呀！”

　　　　李富春主管经济工作对情况比较熟悉：“现在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行国民经济公有制、生产资料国有化很不现实，当前主要的是把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把前线所需要的装备、民众需要的商品制造出来，提升我们的经济总量、制造水平和培养技术工人。

　　　　所以张掖、包头进行的经济建设以吸收各类资金创办各种类型的企业为目标，对愿意来工业基地投资办厂的一律欢迎，根据业主的意愿采用多样化的管理模式。最初都是当地工商业者创办的私营小企业，随着上海等地的民族资本家过来，又增加了股份制的私营企业。

　　　　苏联设备过来以后，政府组织苏联留学回国干部、部分苏联劳工中从事过企业管理的人员按照苏联管理模式建立了不少公有制的政府企业，主要集中在大型冶金企业、制造企业。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进入后，又出现了外资独资企业、外资与政府合作的合资企业。

　　　　按陈海松的说法就是搞一个多种所有制的试验场，看看哪种所有制、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英国、美国的私有化、股份制的自由市场经济、苏联的公有制集体化、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到底谁更好，咱们得观察观察。

　　　　我和李卓然、陈云同志都赞同他的观点，趁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可以近距离好好考察一下这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劣，为我们确立未来国家经济体制进行理论积累。

　　　　因为美苏两种典型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都在筹建中，所以还看不出生产销售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劣，不过从建设过程看苏联企业一旦立项建设都是按照国内的生产设计图纸统一建造，靠政府力量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组装设备，集中生产一类产品建设速度相对要快许多。

　　　　而美国企业要慢得多，以包头第二炼钢厂为例，他们先派来了地质工程师，对白云鄂博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矿石品位化验、又到阴山深处的石拐考察煤矿、石灰石矿、硬质粘土、白云岩等储量、运输状况，采集河水进行化验，一个月后才提交了建设方案。

　　　　方案比苏联企业投资大了一倍多，规划的项目增加了很多，自办炼焦厂、利用炼焦厂煤气自建发电厂、采矿选矿厂、水处理场、按照铁矿石品位设计的碱性平炉炼铁厂之外还有铸钢厂、铸管厂、轧钢厂，合金钢、板材、管材、线材都能同时生产出来。

　　　　美国人还建设了几个小型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