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吴掌柜-第2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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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作为割据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他们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都客死他乡。桓温是东晋名将，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他相当多的轶事。从其中一则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名将身上的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桓温北伐经过故乡时，看到早年种的小柳树已长至十围，于是为之流泪，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但是，在对待平定成汉，防止蜀中再次割据的问题上，桓温一点也不浪漫，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容易被人利用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于是，他下令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这是成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毁城之殇。

　　　　时间是抚平创伤的最好的医生，对人如此，对一座城市亦然。当桓温以一个政治家的冷酷将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后，人事代谢，江山鼎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归于一统的隋朝时，成都呈现出一派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罗城的修筑。878年，唐朝皇帝――是时为唐僖宗――批准了高骈修建罗城的请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后由长安奔赴成都避难一样。这座名为罗城的新城，它以张仪所筑的秦代成都城为核心，再向四面扩展，不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还新开拓出巨大空间，以供此前已显得非常拥挤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罗城周长为二十五里，相当于秦城的两倍。更为重要的是，罗城将原来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罗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从而利用岷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环状护城河。同时，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划过并与此前开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市民的饮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毁灭性打击是宋元交替时期。众所周知，宋太祖惩五代时期军人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安全之训，将宋朝设计成了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由皇族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家。军事上软弱之时偏偏又列强环伺，因而长期采用金钱换和平的办法，虽与周边异族政权不时有摩擦，但总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里骑马射箭的女真人牧马南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康王赵构南逃杭州再续大统，是为南宋。与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势。在南宋和金，以及后来灭了金的蒙元的对峙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这时已不再像唐朝那样是安全而稳定的后方，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前线。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识到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便空前激烈，顺理成章的后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祸的频率便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种种考虑，主动放弃成都，将兵力压缩到川东一线，以确保长江中下的安全。按理，这时的成都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南宋军队的袭扰和不服蒙元统治的成都民众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为光火。这一时期，毁城和屠杀便是成都不断遭受的宿命。

　　　　成都遭受第三次毁灭性打击发生在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期间。1644年八月初五，张献忠兵分两路，步、骑兵由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和新津出发，两军相继抵达成都城下，天府之国首府成为一座危在旦夕的孤城。明军总兵刘佳胤率军出战，一战即溃。两天后，成都失守。不久，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大西。在张献忠占据四川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以嗜杀著称的草莽英雄，随着他在几支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中的越来越趋于劣势，于是对他治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和破坏，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锐减，城市要么被他毁掉，要么则因人烟稀少，年久失修而渐渐成为草木繁盛的荒野。

　　　　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剿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

　　　　张献忠据蜀晚期，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他一面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大杀军民：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面下令毁掉成都，《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当时在四川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亲历：“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实属可惜。欲恢复旧观，非数千万银两不可”。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高达丈余，系后蜀时所立。为了烧掉它，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再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烈焰冲天，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数十年后，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昔年的歌舞欢场，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千，赋诗云：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由于成都被破坏得实在不成样子，清朝扫清天下后，不得不将省城移驻于川北小城阆中，时间长达十多年。要一直等到17世后期，随着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的先后进入并繁衍生息，成都才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有清一代，成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的不多的老建筑，大多也属于清朝时期的――换言之，清朝以前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座令人感慨万千的沧桑之城，总是轮回似的不时遭遇灭顶之灾。经过明清交替的屡次折腾，尤其是张献忠发疯般的作贱，作为清朝从明朝手里接过的遗产，成都城就是一片地地道道的废墟。哪怕明清易代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四川巡抚张德地于康熙三年，即1664年到成都时，他眼见的这座“城市”让他震惊――与其说是省会，不如说是一个边远的村落：“城鲜完郭，居民至多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至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而在此之前，成都城这片废墟中，草木丛生，遮天蔽日，成为野兽出没的莽莽林子。有人在破破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即看到十余只老虎在城门洞里走来走去。显然，清政府必须在废墟上重建一座规模浩大的新城，这一工程过于浩大，乃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方才宣告结束。

　　　　明朝初年，成都城的重建范围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遗址，因此明代成都事实上只相当于几百年前的宋代成都。但清代的重建，其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其中最重要举措，则无疑当数满城的兴建。按清朝统治者的设计，汉族和满蒙应该分而治之。出于安全和隔离的考虑，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为满城，又称少城的新城。方圆达十里的满城，所居人口甚少－－人口最多时期也不过两万多，因而树木葱茏，风景优美，川西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和谐相处，到处是面积庞大的池塘、树林和菜园子。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军衙门为中心，从南至北一条大道贯穿满城，这条大街就是现在的长顺街。大街两侧依次排列若干东西走向的胡同，按照黄北、白东、红西、蓝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这座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它地位特殊，就连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也无权管理过问，汉人更是严禁入内。有资格在城内居住者悉为满族和蒙古族，他们之间也等级森严，官兵职务世袭，所有子弟皆不事生产，由国家按月发放优厚的生活费。入民国后，这座城市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1913年，满城与大城之间的城墙被折除，满城与大城都成为成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成都的城市建设除了面积剧增和新建满城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修复了大量业已残破甚至沦为废墟的名胜古迹。

　　　　历代成都城的兴与毁，建与拆，既是动荡中国所赐予它的宿命，也是它作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担当。让人欣慰的是，尽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彻底毁灭，但在其后的每一次重建中，建设者们都不弃不离地选择了原来的地址，而没有谁考虑过要将它搬迁它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初张仪所选定的城址，它的确是一个最具竞争优势的、宜于人居的风水宝地。居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间，就有一个很精准的评价：“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蚕事，俗好娱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土地沃美。人士俊乂，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身；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侔于上国。地大而腴，民勤耕作，无尺寸之弃，岁三四收；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文，俗不溺女。八旗冠婚丧祭，满州蒙古各遵祖法，节文虽异，皆不逾礼；宗族婚姻，颇相亲睦；交游重义，酬答必丰；其俗简约，不尚华靡；其人憨直，不好私斗，巧于树艺，亦习诗书，骑射最精，果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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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突然袭击

　　　　成都府衙署位于罗城西北正府街，以前规模很大，包括厅、节堂、堂、楼、道院、使院、官厨、四署、公库、直室、客位、食厅，还有马厩、酒库、园果、疏流等。所幸的是，包道乙那场大火只烧掉了原本衙署已划入吴檗私人宅邸的部分，一街之隔衙署用来办公的部分并未收到任何影响，或许是包道乙等人有所顾忌，烧了衙署，无疑等于摆开车马准备和朝廷对着干了，以摩尼教现在的影响力和人手，现在根本不是时候或许因为它看起来太不引入注目了，失去了它原有的威严，一道白粉刷过的高墙，一扇紧闭布满新旧铜钉的大门，一面鸣冤鼓放置在似乎随时都可能坍塌的木架子上，击鼓棒更是早已不知所踪。

　　　　明朝是四川政治中心变迁的历史分界线。秦时，蜀中最高官署设郡守府，位于秦筑之大城内，约在今人民南路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偏东方位。后公孙述称帝，设成都为京师，建治为尹，皇宫设于大城，然当时之益州司隶校尉府址已不可考。后汉书公孙述传载，吴汉破成都，焚述宫室，则东汉不得不于成都重建蜀郡府，地址既述宫室之废墟。又有左思蜀都赋曾极言蜀宫壮丽。蜀志谯周传所载，亦指明蜀之皇宫应在四川省科技馆偏东，既前秦郡守府原址。晋初，成都王司马颖未尝至成都，如营建宫室，则可能因袭蜀汉皇宫故址，而易其殿阙名称。隋蜀王杨秀更于蜀宫旧基营建王宫。唐时，隋蜀王宫变更为西川节度使署，前后蜀皇宫亦位于此。至宋，成都设府，其府署设罗城西北，即今青羊区正府街。元代四川设行中书省，先治重庆后移成都，其治所未考。以上，便是明代以前四川及成都最高建置之所在地，到了明代以后，蜀中之政治与王权实行分离，其建置与治所亦发生了变化。

　　　　明代，受朝廷分封之蜀王仍建王府于唐节署及后蜀皇宫旧址，方位略西，乃填摩诃池之大部分为基址。按明朝官制，一省行政之最高官员称为巡抚，别称抚台、抚院或中丞。其办公地点最早设于将军衙门，当时称督院，故巡抚又被另称为都院或都督。照吏制，巡抚同时兼任兵部右侍郎和都察副御使之职。鉴于此，公元1453年设巡抚都察院于城东南的按察司前街，位于巡按御使院西侧。这是四川当时最高官署，集中行使原巡抚的行政职权和都察院之监察、弹劾、建议的权力，相当于在巡抚的行政权力基础之上总揽了类似于前朝御使台职责的一省最高政治机构。四川总志监守记载，“巡抚都察院，按察使前街，景泰四年建。”此外，天启图亦有相关的明确标注。至此，不难看出，城中蜀王府东为历代宫殿故址。

　　　　再说点闲话，算是普及点历史知识：公元1902年秋，本土义和团“红灯照”首领廖观音率部众三万余人于9月15日凌晨破成都南门攻入督院街，直驱清王朝封建统治于四川的核心总督衙门。一时间，市民奔走相告。“红灯教进城了”、“廖观音进城了”的呼叫之声骤起，守城清军惊惶无措，当时担任巡逻任务的靖川营兵丁被红灯教杀了个溃不成军。有一武官左哨营官李某，为表忠君，企图阻击义军，但他观望到义军那势如破竹、锐可不挡的气势后，直骇得上马三次皆堕，从此引为笑料。城中百姓有的忙着四下粘贴“迎接义和团，迎接红灯教”等纸条，有的敲锣打鼓，高声大喊为义军助势。对此段典故，有汪海如之啸海成都笔记中一段可佑证。书中记载：“壬寅乡试第三场，余方在家检束考蓝，忽闻门外呼曰，红灯教入城矣！急拔关出瞰，适见野民二十余，篷首赤脚，如癫狂。中一人拥三角小赤旗，若张若阖，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左右数人持长戈短刀，二人前导，挥长柄刀。城中都守不意“贼”骤至，胥仓惶失措，时满奎督闻变欲遁，赖护卫入伙，争荷枪械，环列东西辕。“贼”至走马街，距督院咫尺。”据说，就在义军进城后，时任川督的奎俊正卧榻酣睡，司衙门卫怕惊动部堂而不敢通报，待奎俊获知消息后，丧魂失魄，欲逃无路，只得急令紧闭辕门，以待援兵。眼看统治四川多年的罪恶枢纽既将攻破，却被靠镇压义和团发迹的老刽子手陈矞潜回臬台衙门提兵调将，又策马直奔鼓楼道，命司鼓勇卒擂鼓报警。大队清军齐往督院街而来，向着义军形成合围之势。在廖观音率领下被迫撤离，义军死伤惨重。这次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虽被镇压了，但此次行动极大地震撼了本已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川督奎俊亦因此被革职，朝廷又急派了另一名靠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官运亨通的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岑春煊率晋军大举入川，采取“整顿保甲”、“法严连坐”、“加强团练”、“有匪必诛”等强硬手段对付廖观音和红灯照教众。适时，四川尤其是成都周边掀起一阵血雨腥风。直至1902年底，廖观音被捕，次年元月5日，这位年仅19岁的巾帼英雄从督院街走上了刑场。公元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风潮狂涌而至，作为晚清封建政权在四川的中心和枢纽，督院街又一次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并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先导。民国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暴风雨前就是以廖观音被杀为开头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看着这一切，吴永麟皱了皱眉头，表情严肃的问道：“这里有小门吗？”

　　　　“老爷，今年头一遭就走后门，似乎不成礼法，更不合规矩啊。”

　　　　“让你去找就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

　　　　“老爷，要不我们还是走正门吧，我现在就去叩门。”

　　　　当张三冲上台阶再次回过头想确认一下的时候，背后的吴永麟早已和澹台玉瓶不知所踪，张三这才知道这个老爷真的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料想衙署里面的人这次多半没什么好果子吃。当张三跟过去的时候，吴永麟站着的脸门正对着的一道小门背后发出门闩被拨向两旁轻微的撞击声和门慢慢打开后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门缝豁然洞开的哪一刻，眉飞色舞的澹台玉瓶立在一旁，吴永麟抛给对方一个赞许的眼神，便迈开步子走了进去。三人鱼贯先穿过一段细碎的石子路，接着沿着石子路尽头一截墙根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才绕到了房间所在一道侧门，走廊旁边摆着各色花卉，千姿百态，馥郁流香，门前则是两棵长得葱葱翠翠的桃树，上面的毛桃儿夹杂在绿叶中若隐若现，他们似乎闯入了府衙的后花园。吴永麟推开那道虚掩的门走进去一看，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四围的墙壁上布满书画，堂中有画屏，上面布满了四时花竹，兔雉鸟雀，无不栩栩如生。最奇的是南壁的六只白鹤，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彩体态，更愈于生，这里似乎是衙署的一间画房。

　　　　就在吴永麟很认真的瞅着那副白鹤图若有所思的时候，张三在一旁打断道：“老爷，这可是后蜀画师黄筌的真迹，现在市面上想寻到他的一副墨宝几乎难于登天，想不到这里居然有一幅。”

　　　　“那这么说此画价值不菲咯？”

　　　　“可以说有价无市，千金难求。”

　　　　“那还愣着干嘛，麻溜的，给我卷下来带回家去，放在这地方哪天遭了盗匪，这可是衙署的一份损失。”从古至今，对于书画，古董的收藏所有人都保持着同样的热度，正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更何况这些软黄金呢？能够顺手牵羊，吴永麟觉得完全没有放过的必要，把这么一堆黄金就这么简单的挂在墙上，简直是助长贼心嘛，正所谓饥寒生盗心，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了自己。

　　　　张三表情很复杂的盯了一眼吴永麟，发觉吴永麟似乎并没有开玩笑后，连忙麻溜的从旁边端来一把齐膝的杌子，刚站上去想把那副画取下来，一个哈欠连天，方巾戴得东倒西歪，甚至提着裤子的吏胥就在这个节骨眼闯了进来，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等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觉真的有人在大白天大庭广众之下敢在衙署行窃之后，原本本能的想冲过来将这个小贼拿下。只是扭头发现取画之人的背后站着一个熟悉的背影之后，他不声不响的提着裤子由原路退了出去，向班房跑去，那里还横七竖八的躺着几个瞌睡虫呢，再晚去一会，估计这些人都得吃板子。

　　　　“站住，再往前走一步，信不信我在你背后捅一个血窟窿？”这个吏胥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一道人影如鬼魅般悄然而至，电光火石间，一阵刀剑出鞘的铿锵声在背后霍的一下响起，吏胥感觉背后一阵发凉，后心上似乎抵着一把随时可能让他到地府报道去的锋利兵刃，他身子一紧，再也不敢往前迈出半步，如钉子般钉在了原地，筛糠般抖着身子。

　　　　“老爷，是你吗？您总算回来了，您必须得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吏胥也是相当油滑，脑袋也活泛，刚刚在画房中偶然撞见那身再也熟悉不过的官服，内心早已有了计较，料想来人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此刻顺势大胆将身子转了过来，刚想朝来人跪下，一道青云皂靴影风一般朝他的面部冲了上来，完全不给他再次说话的机会，吏胥身子沉沉的往后倒去，头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脸上更是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对方这一脚下去的力道似乎不轻，这个吏胥顺势借机嚎啕大哭起来，吴永麟很清楚，这家伙在给里面的人通风报信呢，吴永麟也不理会，让张三端过来一把太师椅，顺势坐了下去，皮里阳秋的静观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被这个吏胥咋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