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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吴掌柜-第3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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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揍他）
“如果向百姓收取二十石粮食以下的税，百姓就不会努力种粮，因为不用努力就够吃了；向商人收取九十石粮食以上的税，商人就无利可图，就不会经商了。所以，税赋应该在三十石到八十石之间，这样农民就必须努力种田，而商人有利可图，就会经商。那么最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商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库存也增加了。”
“种地不是傻种，要懂得自然的规律。月亮每十二年为一个周期，进行周期性循环时，大地万物也会随之变化……自然的周期是每隔六年一次丰收，每隔六年一次持平，十二年一次饥荒。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就会对你的统治没有信心，离你而去。古代的圣人由于能早早预知自然界的变化，所以预先做好准备……”
“越国国土狭小，如果单靠种地，恐怕很难富足。但是，我们越国的位置处在吴国、楚国和百越之间，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如果经商，那将是快速致富的方法。”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
之后计然又七条经商策略，计然七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商法则，可惜的是，失传了。上面陶朱公的《致富奇书》并不全，仅供参考。
不过范蠡后来经商的几条法则后人总结依次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贵出贱取”“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政府三八宏观调控粮价，其实运用到其它方面也适用”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合理的囤积”
“薄利多销，不求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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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5章 打蛇打七寸（三）
越王勾践最后能成事，范蠡居功至伟，隐忍了那么多年的段和誉，曾经也一度放弃了希望，哪知生命中的那个人就在他最失意，最彷徨的时候出现了，他和范蠡一样，同样不是本国人，同样狡智百出，原本枝繁叶茂的高家人，居然数月之间相继飘零，其诡异程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段和誉恍惚觉得自己这个皇位如白捡的一般。
段和誉在大理城第一次见到当世的‘范蠡’时，心里其实挺失落的，对方一眼看上去简直和山里的强盗一般无二，光脸上那条疤就让人心里犯怵。只不过对方却好像认识自己挺久似的，说了诸如六脉神剑，神仙姐姐等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怪话，他差点觉得对方也是一个疯子。
据说当年范蠡没发迹之前也是宛地出了名的“神经病”，人称“范疯子”，不过他的“神经病”是间歇性的，常常一阵清醒，一阵发作，还老是说一些常人听不懂的怪话，大家简直没办法跟他交流。其实，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世间的这些俗人就好像是“夏虫”，范蠡非要跟他们讨论“冰”是什么东西，当然会被“夏虫”们当成是“神经病”，或者说“狂生”。
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两人坐下来详谈之后，段和誉才发现这人聪明绝顶，文才武功，琴棋书画，算数韬略，以至医卜星相，奇门五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这人还提了许多令段和誉懵懵懂懂的治国方略，段和誉后来方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可惜匆匆一别，一直到大理战事止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甚至大理和吐蕃的边境线上开了榷场，两人都没能再次见上一面。或许对方有意在避开自己，毕竟自己的父亲死在崇圣寺，听说还跟他有关系。段和誉曾经一度想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只是最后越往下查，最后居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父亲段正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后，他大哭了一场，自那之后，他似乎突然长大了，对于这位功成身退的‘范蠡’，他不再恨，更多的是敬。
几个月前，边境线上突然送来一封火漆信，居然是邻国国主赵佶邀请他去参加远在汴京的大朝会（宋徽宗在位期间只举办了四次，分别为大观二年，政和八年，宣和六年，政和二年，前面三次在元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年初一，后面一次在冬至，前几代皇帝甚至在五月朔也举办过，大朝会只会选这三个时间段），倘若高泰远还在，定然会派一些使节，带上一些礼物，按照约定的时间参加就行了。段和誉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饮马江湖，游山玩水，高泰远被诛后的这几个月来，大理国焕然一新，更是被底下一帮文臣武将管理的井井有条，他便动了亲自去汴梁走一趟的打算。何况大理国出了内讧这么大一档子事，若不向这些年摩擦不断的邻国示弱示好，摆明姿态，难保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引来新的一场寒霜。
这里说一说大朝会，《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根据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主水德，按“五行”水行配亥月（十月）与子月（十一月），故颁令以十月为岁首，“大朝会”定在新年亥月初一即正月旦举行。为扩大元旦“大朝会”，体现皇帝临朝时的庄严肃穆与盛大气派，秦朝修建起富丽堂皇的朝宫前殿，名曰“阿房宫”。此后，凡大秦重大国事，如议帝号，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均在此朝堂前殿颁布。
西汉前期沿用秦朝旧历，亦以十月为岁首。汉兴之初，刘邦与大臣们不懂朝仪，遂命秦朝旧吏叔孙通参酌秦法制订汉朝的“大朝会”仪式。朝会地点初在长乐宫，后改未央宫。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时，在此举行的“大朝会”记载于《史记·叔孙通列传》。朝会在天色微亮时由礼官引文武百官依品级进入殿门。宫殿中陈列着车骑兵卫及各色旗帜、仪物，礼官传言“趋”，文武百官即整齐有序地依次疾步前行，东西向分班排列。刘邦则在一片钟鼓礼乐声中，由内侍簇拥着乘舆临朝。此时，百官自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吏皆以次奉贺（贡献礼物）。礼毕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寿。朝会后刘邦大喜过望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列举参加“大朝会”的人员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见，……宗室诸刘会，万人以上。”可见汉朝时参加朝会的多达万人以上。这些人从全国各地赶赴长安参加“大朝会”，近则走上十天半月，远则便是数月计，这应该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差旅费”。
汉武帝时改易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大朝会”相应改至正月初一举行。此后，历代相沿袭。东汉时的岁首“大朝会”，皇帝幸德阳殿临轩受贺，公卿将相大小百官及地方各州郡长吏、诸少数族酋长、使臣均奉贡进表拜贺。当时，地方州郡的朝贡之物按辖地人口计，每人每年六十三钱献给朝廷，曰“献费”。
汉代的“大朝会”中还有一项“年终考计”制度，地方州郡的“一把手”或主要僚属需带上“计簿”（有点像现在的财物‘统计报表’），到宰相府上报年度的“地方政绩”，名曰“上计”。也就是说，你得上报一下辖区去年的GDP与财政收入，让朝廷从中考量你这个地方官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至于那“统计报表”中究竟有多大的“水份”，大概只有天晓得。这一“上计”，有时还由皇帝亲自出马“受计”，就是直接听取地方官吏的汇报。此制到隋唐时称为朝集，汉时的“上计吏”亦更名为“朝集使”。
大年初一（大朝会正式开始）天还没有亮，文武百僚就开始在丽正门外排班。负责议程的内侍更是神气活现，即便是皇亲国戚也要被他们呼来喝去地支使。小人得志是要有气候的，大朝会的庄严隆重赋予了他们骄横跋扈的底气。他们逐队厉声喝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逐一应答：“班齐！”那阵势就像军队结集时检查口令一样，庄严又肃穆。
队伍整顿完毕，宫门尚未开启，大家只好瑟缩在寒风中等待五更（这个是晚上3点到5点，正月初一汴梁什么天气，大家应该都能懂）报时。皇宫内计时的更漏比民间短，宫中五更过后，民间四更才结束（这算是官员的福利吧）。因此宫中打过了五更，梆鼓声就交替响起，称为“攒点”，也就是发布标准时间的意思。五更攒点的梆鼓声终于在城楼上响起。这时候，透过大庆殿殿角上的鸱吻犹见疏星点点。于是宫门缓缓打开，门轴吱吱呀呀的磨擦声尖利地划过晨光熹微的夜空。百官蹑手蹑脚而又神情整肃地鱼贯而进，正旦大朝会开始了。
这一天的行程，简单来说，皇帝便起身上朝，先虔诚上香，随后，给太后拜年，然后文武百官向皇帝拜年，接着接受四方列国使者的朝贺，然后赐宴。
这一天，文武百官和外国嘉宾穿的朝服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所谓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公服，又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遥В愿锎ネ罚谄ぱィ酝豕烈幻浚ǚＪ糠蛭反魃搅汗冢着矍嘣怠Ｍ夤钩挤我螅毫晒笫雇反鹘鸸冢鸸诘暮蟪N又尖又长，像一片大莲叶，身着紫色窄狭紧身袍；辽国副使裹金带如汉服。西夏国大使与副使都戴短小制样的金冠，穿绯窄袍，叉手而展拜。高丽与南番交州的使节和汉族仪式一样。长胡子高鼻梁的回纥（hé，新疆那一片往外）族入朝时，都是以长帛缠头，散批长袍。于阗来朝者都戴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且都偕其妻子同来。南蛮五姓番入朝时都是椎髻乌毡，像僧人一样礼拜。
参与朝会百官与嘉宾周围是一干支撑场面的卤簿仪仗，诸如法驾、伞扇、仪卫、雅乐等等。光是黄麾仗的仪节就要动用五千余人，宋氏南渡之后数量大减。这里面夹杂着四方朝贺的外国使节，如西夏、高丽、交趾、回纥、于阗、真腊、大理、三佛齐等，和宋朝邻邦的这些国家，平时虽然你也打我，我也打你，到了这时候，化干戈为玉帛，都挺懂规矩，参与大朝会的使臣都会将本国的贡品、歌舞等进献给大宋皇帝，那场面真可谓是“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来，除了白吃白喝白住，临走时临走的金银比进贡的要丰厚许多倍，后来到了南宋，朝廷为了节约开支，除了高丽，一般不允许外邦使臣来了。
正史上作为大理王的段和誉派人参加大朝会是这么记载的：“政和六年，誉遣使爽愤李紫琮，以三百良马、百二十众入贡，并以乐工四十八演幻戏南曲。徽宗亲临观之，乐奏《五华爨弄》、《南诏朝天乐》，厚赐乐师段皓德。皓德，叶榆人，幼好五音，后随素兴入拓东，官爽陀司乐大夫。兴废，回叶榆，作《五华爨弄》、《三塔弄》，而名振南中。徽宗册封和誉云南节度使、大理王。。。。。。”段和誉和西夏的李元昊一样，称臣也许是一种策略，该动手的一样动手。宋朝的皇帝也奇怪，对方只要称臣，就收兵，从不赶尽杀绝，再反再打，李元昊反正一直反反复复，若不是因为抢了自己的儿媳被儿子所杀，这哥们说不定还真能干出一方事业，成为一方枭雄。
大朝会前面的程序依次为：陈设（布置场地，安排位次），朝贺（入场式，中书令奏诸方镇表，门下侍郎奏祥瑞表，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物，礼部侍郎奏诸番贡物，太史令州云物祥瑞），上寿（太尉率百官向皇帝上寿，殿中监四进皇帝酒，太官令行百官酒，尚食进百官食）。完全按照《周礼》上的礼仪来，一点都不马虎。
正旦的朝贺词为：“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尊号皇太后陛下，膺时纳祐，与天同休。”
冬至的朝贺词为：“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尊号皇太后陛下，膺时纳祐，与天同休。”
最后一道程序是官家赐宴，满朝文武外宾被折腾了半天，最后热热闹闹地吃一顿饭。但正如吃过国宴的人都知道这种宴会其实只是一种规格一样，大殿里的这顿饭也并不可口，其中的一道主菜即胙肉，是除夕夜里祭祀用的猪牛羊肉。
祭祀用的肉是不放盐的，执事们用刀子割成小块，分赐群臣，这种毫无味道的白肉，吃起来苦不堪言，但又不能不吃。有的大臣这种宴会吃多了，便在私下里有所变通，他们事先在家中把手绢放在五香肉羹里煮出味来，到时候一边吃胙肉一边拿出来擦嘴，这样，肉有了味道，又不会被参以无礼和不敬。但绝大多数的臣子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吞。因此，正如《水浒》中那位黑大汉所说的，一个个都“嘴里淡得出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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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6章 打蛇打七寸（四）
大理现在外事有谷松年，董法真，内事有李紫琮、小曦等一众得力干将，段和誉没费多少口舌，便获得了一行人的一致认可，其实谷松年，董法真也清楚，即使自己这些人不同意，这位国主也会冒险前往，与其不知道他哪天突然消失，不如安排好一切，在暗处保护，反而能让大家伙都安心。
诸事料理妥当的段和誉离开大理城时如谷松年，董法真等人料想的那样没有大张旗鼓，而是混在姐夫高长明商队中，带着同样女扮男装的段素贞，悄悄上路。父女同时外出还是第一回，相比较段素贞的从容淡定，段和誉这个做爹的，反而对沿路上的一切风土人情都充满了好奇，一直问这问那的。这也难怪，以前在大理皇宫，肩上扛着一副重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千万人的生死，现在抛去了所有的羁绊，真能不让人欢喜？
高长明这几年来靠着和段和誉连襟的这层关系，长期与蜀人之间进行着丝绸生意，大旗越拉越大，声势越来越壮，段和誉重登大宝的那一刻，颇有积蓄的高长明着实帮了他不少，段和誉想远行的那一刻，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他，自家兄弟，没那么多的道道，处着心安。高长明这些年风餐露宿，久经寒暑，奔波于蜀地与大理的他早已没有了先前的慵懒纨绔，反而精神焕发，精明干练，为了保证两人一路的安全，随行的伙计他都经过精心挑选，有些个甚至学过几年拳脚，明知这些人打起来可能会成为两人的负担，他还是得这么做，和段和誉心思一样，也求心安。至于混在商队中的段和誉，段素贞的身份，高长明则对外声称二人是自己请来保护商队的武师，段和誉、段素贞从小习武，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凛凛之气，眉宇之间不怒自威，和武师的身份颇为贴切，底下人见了他们躲得远远的，自己这些人原本就是粗人，平时粗声粗气，粗话说惯了，生怕言语上不中听，惹怒了对方，自己身上会凭空多几个血窟窿。先前高长明底下那些伙计被两人气势所吓，还不敢和这两人有过多亲近，后来见到段和誉、段素贞二人极好说话，人也随和，熟稔之后，才发现两人说话熨帖，平时看着一行人辛苦，到了驿站打尖，吃喝上很是照拂，这些人和这两位武师之间原本就互有依托，这一路下来倒成了极好的伙伴。
层峦竞秀，千仞争锋，一行人马铃声声的走在崇山峻岭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孤单，而且时不时能碰到在林荫小道上同样和他们一样南来北往、肤色各异，驮着蜀布、丝绸、邛竹杖和漆器等商品的马队，段和誉向姐夫高长明一打听，这才知道他们走的这条道正是连接大理与成都之间赫赫有名的‘西南丝绸之路’东段。
‘西南丝绸之路’在西汉时称为“蜀——身毒（印度）道”，它起于成都，止于印度。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
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青衣名山、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渡金沙江进入云南，至大理，到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最远达到印度和孟加拉地区。这条道路主要由西道、东道和南道三段组成。西道就是在先秦时，由成都至邛崃的“临邛道”。经芦山、天全，沿青衣江而下至荥经称为“青衣道”或“始阳道”。由荣经过汉源，汉称“灵关道”，又称“牦牛道”，唐则称“清溪道”。南诏以后，从西昌至会理（古会无）进云南段，称为“建昌道”或“会同路”，又称为南道。东道，则是先秦时由成都沿岷江南下，经乐山到宜宾的水路。蜀汉建兴三年（252年）诸葛亮南征，经此道，为便于行军和物资运输，对灵关古道作了整治和维修，使之更为畅通，后人为纪念他，将灵山改为相公岭，故此道又名为“孔明鸟道”。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御边，置清溪关，此道更名为清溪道。此外，还存在一些局部的便捷支道，从成都出发，顺岷江而下，越大渡河，翻越今凉山州东部山地直达西昌，《三国志？？蜀志》记载越嶲郡（今西昌一带），“郡有旧道，径牦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
五尺道：成都——宜宾（古道）——云南昭通（古朱提）——贵州威宁（古夜郎国地）——云南曲靖（古味县）——昆明（古滇池）——楚雄——大理。
永昌道：大理——永平（古博南）——保山（古永昌）——腾冲（古腾越）——缅甸——印度。
段和誉一行人走的是‘西南丝绸之路’靠北的五尺道，路程上要多花上数天。为何舍近求远？只因这些年大理与邻国在大渡河以南石堡林立，互成对垒，道路断绝，商旅不通。反而是当初开山铺路，遇水搭桥，在崇山峻岭间修筑的五尺道，因为耗时颇多，道路险峻，这些年反而成了商人往来于大理与成都，甚至远到身毒的财路。五尺道又称滇僰（bó）古道、僰道，是连接滇地（云南）与内陆成都最古老的官道，当初是为连接川滇汉人与古僰人修建的。秦时，由于西南各族人民和内地有着长期的交往，目光远大的秦始皇为了开拓西南，决定打通西南。于是派常頞通西南夷，常頞临危受命，广发众工匠在高山密林间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阨”，“道广才五尺”，故名五尺道。五尺道由宜宾市向西南延伸，直修筑至今云南曲靖，全长2000余里。
秦末及汉初因为战争曾一度废弃，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时期，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印度到大夏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历代统治者与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直到此时，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至大夏才算全线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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