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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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绳，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号召广大干部不受虚言、不兴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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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熟需要时间

　　　　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这套制度成熟起来时间就更长了。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的体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用了将近90年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用了80多年时间。就是日本，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体制。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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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制度的成熟，究竟是一蹴而就的突变结果，还是循序渐进的内生演化？当西方世界在“历史终结”的欢呼中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念时，他们恰恰忘了，他们的制度并非天然就是今天这样，而是曾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博弈、动荡与变革。

　　　　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莫不如是。比如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革命成功之后并未一步到位实现这些目标。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从1794年6月10日牧月法令通过到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短短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历史学家如此形容：“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革命以后的150年内，法国的历史一直在革命与复辟、共和与帝制、民主与专制之间徘徊。有学者研究表明，在1800—1949年期间，法国发生过8次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真正稳定下来。法国制度稳定过程之长，正说明制度成熟需要时间。再比如美国，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之后，更像是各个州之间松散的“邦联”，而不是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联邦”。直到林肯政府赢得南北战争，用武力的方式捍卫了美国的统一，才为美国作为完整的政治实体打下基础。这前后，用了将近90年时间。

　　　　习近平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制度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制度体系的成熟不是朝夕之功，而需要一个渐进改进的过程。由此也就自然形成对中国未来的启示：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也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一个渐进改进、渐趋成熟的过程。

　　　　习近平还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通过讲述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向人们揭示出制度成熟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思维、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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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不能是一纸空文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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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制作《东方红》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但是参演人员达3500多人。这一作品1964年10月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之后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东方红》通过歌舞形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部作品把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浓缩为可歌可泣的歌舞史诗。

　　　　周恩来不仅关心创作本身，还关心全体演职人员的思想工作。为了让大家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作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周恩来报告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重视纪律，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维护纪律权威。1927年秋天，在上井冈山途中，有些战士拔了百姓地里的红薯，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不久，他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其中一项就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由这个红薯引发而来的。周恩来同样也以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开会听报告时总爱搬把藤椅，跷起二郎腿。周恩来看见了，就把他叫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习近平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经典话语，都是为了强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生机蓬勃的改革时期，严明纪律，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有着清醒认识，对严守纪律有着明确要求。在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会见中外记者时，他就掷地有声地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并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与改作风双管齐下，既剜除毒瘤更净化生态，既治病救人更强身健体，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红线，共同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劲脉动，展示出抓铁有痕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刮骨疗伤的力度，使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其中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所言，就是“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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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国

　　　　900多年前，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写下不少描绘海南风景的诗句，如“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等。我到湖南去时，也对湖南的同志说，湖南自然风光秀丽。毛泽东同志在《答友人》中写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都是美景啊！那次还去了湘西，我就想起了沈从文在《边城》、《萧萧》等作品中描写的湘西风光。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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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文学作品遇到中国美景，就是一场适合心灵旅行的盛会。苏东坡贬谪南下，范仲淹登楼远望，毛泽东诗情飞涌，沈从文驻足倾听，景既铺陈，情遂生焉。

　　　　江山胜景，不仅能激发诗情，更能给人慰藉。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时，已经60多岁，此前他曾被贬到岭南惠州。在儋州的生活之艰难，更超过惠州。苏东坡刚到时暂租公房蔽身，而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后来，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命名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在当时的南蛮荒岛，苏东坡不仅用“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诗句记录下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涵养着物我两忘的豁达心胸，直到3年后离开儋州，他还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经被贬到河南邓州，当时他的好友滕子京也被贬到湖南岳阳，滕子京不因贬谪而心灰意冷，励精图治，重建岳阳楼，并力邀千里之外的范仲淹为楼作记。范仲淹面对滕子京派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展开想象的翅膀，一挥而就写下《岳阳楼记》，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其中所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近代以来，毛泽东的《答友人》同样寓情于景，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而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作品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片宁静的净土。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及生态文明建设时，习近平引述千古流传的美丽篇章，正是为了从这些隽永的文字中钩沉一个记忆中的“美丽中国”，一个曾让我们心向往之、更需我们悉心呵护的“美丽中国”。习近平曾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城镇化指明方向，这又何尝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留住文学作品中的美丽中国，也是为中华民族留住美好的记忆与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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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两百年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大概是100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大概又是100年时间，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侵略、政府腐败，长期战火连绵、动荡不宁、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国家建设，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上去了，我国在闹“文革”，错失了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国家和民族大踏步赶了上来。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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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两百年，是西方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世界历史发生巨变的时间段，也是中国逐步从封建时代汇入现代文明的转折时期。

　　　　机遇曾主动来敲门，只可惜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闭目塞听中与之擦肩而过。在习近平划分的第一个百年里，几个细节可以反映清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当时，英国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而大清王朝竟对此一无所知，还把英国人和荷兰人统称为“红毛番”。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时，带来很多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甚至还带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然而，清朝的皇帝对工业革命的新鲜事物兴趣寥寥，却对“自行人”“机器狗”那样的精巧玩具钟爱有加，白白浪费了一次与工业革命对话的机遇。

　　　　19世纪中叶之后，“实业救国”的呼声折射一些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努力，实业救国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著名实业家张謇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仅一厂、二厂在1914—1921年期间就获利白银1600多万两。然而，长期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国家未能实现独立统一，实业救国只能是昙花一现，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步伐。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钩沉历史，清晰梳理出200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将中国放在世界视野中观察，让时代与历史对话，深刻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分析“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

　　　　与错失2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奋起直追。今天，改革已经站到了更高起点，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世界级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通过讲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以史实说话，让历史作证，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由此在历史景深中筑牢改革共识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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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感叹

　　　　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清代末年，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大局变革势在必行，各种观点沸沸扬扬，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搞得莫衷一是，张之洞感叹道：“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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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沿不废的历史传承中，“改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词。历朝历代有通过改革而富国强兵的，也有阻碍改革而江河日下的；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也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悲叹。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尤其是商鞅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逐渐废除井田制，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然而，在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之后，由于商鞅变法触及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由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最终遭到秦国王室的“车裂”，写下了改革者的悲壮，也为改革之难写下了沉重的注脚。

　　　　晚清时期，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改革维新已是势在必行。张之洞曾担任湖广总督，是一个主张维新的改革人物。他在湖北开办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开办湖北枪炮厂，从1895年底至1909年底，平均一年生产将近一万支枪。“汉阳造”步枪，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使用最广、制造单位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步枪。从1896年开始，“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武装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张之洞力主改革，因此对改革遇到的阻力更有切肤之痛，这才有“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感慨。

　　　　习近平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讲述历史上改革者面临的困境，提出在改革中“凝聚共识”的重要性，正是为了给改革者撑腰打气，给予正向激励，避免改革者在激进思潮和保守力量的双重夹击下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事实上，凝聚改革共识，也是习近平的坚定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力推进改革，展示出动真碰硬的决心、激流勇进的魄力、壮士断腕的勇气、统筹兼顾的智慧，唤起亿万人民的期待和信心，使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最强劲动力，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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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戴贫困帽

　　　　我看了一些材料，反映说2012年初，某省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县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热烈祝贺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还有一个案例，说两个县争戴国家级贫困县帽子，落败的县长含着泪说，我们这次没有争取到贫困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县真的太穷了。再有，有一个地方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其实2005年就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2011年因媒体曝光，国家级贫困县资格才被取消。据说，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国中部百强县、中国西部百强县评比榜单上，竟有17个国家级贫困县。对这种现象，有关部门要研究一下，该摘帽子的就要摘，不该戴就不要戴，没什么好照顾的！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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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习近平讲述的这些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揭示出扶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2012年初，湖南某县挂出大电子屏，堂而皇之地写道：“热烈祝贺×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在落款上注明是县委、县政府宣。这幅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来舆论广泛关注。该县官方网站上一篇题为《×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文章称，该县为抢抓“十二五”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机遇，县政府把进入国家重点扶贫攻坚范围作为“两重点三主要”工作体系中的首要目标任务，“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成功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对此，不少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被评为贫困县为“喜”，实际上是以获得扶贫资金为喜，“炫贫”看重的是对贫困县的资源倾斜。

　　　　习近平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十分强调扶贫先要扶志。他经常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在宁德推动扶贫工作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

　　　　一顶“贫困帽”，不仅能换来大额财政转移支付，而且意味着各项政策倾斜和特殊照顾。事实上，争戴“贫困帽”，背后是缺少脱贫斗志，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习近平通过讲述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正是要表明“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不能失去脱贫斗志、产生依赖心理。争戴“贫困帽”，对其扶贫就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摆脱贫困，首要不仅是摆脱物质上的贫困，更在于摆脱精神上的“贫困”。习近平反复强调，“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焕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外在帮扶才能激发内生动力，扶贫攻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总而言之，全面小康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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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中国人吗

　　　　我1979年出访瑞典，在一个广场上遇见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他用很生涩的汉语问，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很激动，说终于看到华人了，在瑞典见到华人很不容易。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人。上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从市政府大楼朝外面一看，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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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人在海外的情况，能够建构一种从世界观察中国的视角。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很少到海外，所以才会有“你是中国人吗”的发问。改革开放前，在广东还有过偷渡潮，一些人想方设法往外跑。深圳的中英街，两边泾渭分明，香港那边是一栋一栋小别墅，深圳这边是参差不齐的破旧房。这些细节，折射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状况。

　　　　“你是中国人吗？”在1979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如此少，而中国与世界的隔绝也是如此深。但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扬帆起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