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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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他还说过，“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铿锵话语，既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承载着对全党同志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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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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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应当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努力向有道德的人学习。而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早已诠释过严以律己这个命题。

　　　　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官拜上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惕厉自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伛恭于偻，俯更恭于伛，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三命”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即便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你，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等典籍均有记载。《孔子世家》中写道：“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彰显出他严以修身、清廉从政的品德。他教育子女家人守德持正、谦虚恭俭，同样传为佳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说：“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根据“正考父粥以糊口”，预见正考父家族必会出现贤达之人。如今，由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将正考父的事迹搬上舞台。正考父廉洁为官、谦恭用权、忠义传家的优秀品质，还会影响更多的人。

　　　　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放低一点。

　　　　正确看待权力、规范使用权力，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第一道门槛。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正权力观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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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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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在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中这样写道。欧阳修分析后唐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秦朝二世而亡，唐朝安史之乱，都可以从中探得逸豫亡身的历史教益。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嬴政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选取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如此人员众多，足见日用生活的奢侈靡费。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提醒全党同志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像他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对于反腐败问题，习近平一直都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多次表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早在主政宁德时，他就说过：“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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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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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文情才气为标准给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绝对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对促使诗歌的格律规范、奠定隋唐诗歌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宝沉迷于俗脂艳粉、灯红酒绿，终致兵败亡国。《玉树后庭花》因此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刘禹锡也感慨“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杜牧夜泊秦淮，听闻歌女吟唱《玉树后庭花》，也不禁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

　　　　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亡国之音”还有一层寓意，就是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为政者抓起，“关键少数”先把自己摆进去，方能“上行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行程中没有戒备森严的安保，也没有欢迎横幅。到河北阜平访贫问苦，他跟陪同人员一起，吃简单的饭菜。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他卷起裤腿、自己打伞，现场了解情况。这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让干部群众看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以身作则的政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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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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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尖锐批评，逆耳之言，越是有含金量的话，可能越难以被接受，能听进去需要胸襟，能讲出来需要胆量。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也就是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只有敢于听真话、鼓励讲真话，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胸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方能让真话诤言蔚然成风。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他强调，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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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这方面的逸事较多，有两则小典故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则是《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钱俶进宝犀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惭服。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缠足》记载：李后主嫔妃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决不是小事。

　　　　——《生活情趣非小事》（2007年2月12日）摘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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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之下效之，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古人说：“不躬不亲，庶民不信。”《论语》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里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民间俗语里，同样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的说法。宋太祖和李后主的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有力印证。

　　　　钱俶是钱镠之孙，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宋太祖平定江南，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出兵助宋灭南唐，而后归降宋朝。史书记载，归降后钱俶以器服珍奇进献宋太祖，宋太祖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宋人轶事汇编》中收录了钱俶向宋太祖进献贵重腰带，反遭奚落的故事，刻画出宋太祖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清正形象。钱俶虽为亡国之君，但他遵循钱镠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归降宋朝避免一场战事，吴越老百姓深感其恩，至今西湖边仍留存有钱王祠、保俶塔等纪念他的古迹。

　　　　缠足陋习起源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南村辍耕录·缠足》的记载，有人提出缠足始于五代之说。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着素袜翩翩起舞，使舞姿更加优美。世人遂皆效仿，以纤弓为美，足见上行下效的威力之惊人。

　　　　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讲述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阐释执政者所能起到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在作风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率先垂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他引用“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一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再次表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自青年时期起就是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会形成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从带头遵守“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躬身践行“三严三实”，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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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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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史记》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汲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位列“孔门七十二贤”。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