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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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还说，“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落实好“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在凤凰涅槃中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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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吃亏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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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习近平讲述的这个故事，就体现了这样的底线思维。

　　　　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就在人们准备欢呼之时，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却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甚至出人意料地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战后“中国可能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提法。毛泽东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条困难”。这体现了毛泽东“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和领导艺术，也为我们坚持和善用底线思维谋事创业提供了范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不少，各种矛盾源、各类风险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善用底线思维的故事，以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警醒：“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嘱咐：“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他还多次强调：“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善用底线思维，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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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伍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后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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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盛世不仅永远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而且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代表着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峰。

　　　　唐朝在极盛时期，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抵贝加尔湖，有人认为总面积达到1251万平方公里。说到盛唐，总能想到它雍容华美的大气、海纳百川的开明、礼尚往来的文明和从容不迫的自信。当时的长安，可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中亚、南亚、日本、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云集于此，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阿拉伯的“胡商”最多。这些“外籍”商人不仅在长安经商，而且还能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甚至还能入朝为官。有资料显示，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而做官的外国人则多达3000人。王国维的《读史》诗云：“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可以作为唐朝强盛与开放的写照。

　　　　中国的发展繁荣在宋代延续，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记录着宋代的工商业与城市发展盛况。但是从明清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封建王朝却日益僵化保守、闭关锁国，错失了现代化的良机。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都有实现工业化的追求，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推动一个农耕古国向工业化转型，让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抽出了现代文明的新枝，完成了10亿级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相结合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比较，在他的讲话中，常常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观察现实、思考未来。他在时间之轴上溯流而上，追溯古代中国的灿烂业绩，着眼近代中国的落后屈辱，分析当代中国的弯道超车，展示出一幅中国自古及今的发展图景；从信手拈来的历史数字、历史细节、历史镜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强劲脉动，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今时代的历史方位。

　　　　在习近平的宏大视野里，5000年灿烂的农耕文明，100多年跌宕起伏的屈辱历史，30多年激情燃烧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华民族前后相续的历史坐标，在这样的坐标系里，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未来的意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习近平把新发展理念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为的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审视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在时代与往昔的对话中，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新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与时代意义，并使之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与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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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其中，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发的短短几天内，致死人数高达4000，随后2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连续发生多达12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因工厂把含有甲基汞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俣湾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鱼和贝类后患上极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胁者多达2万人。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这些状况作了详细描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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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用这样大气磅礴的方式，说明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但科学技术在创造出惊人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世界级的环境公害事件，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呈现出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悲惨后果，从而对人类提出刺痛神经的警醒。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包括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日本骨痛病事件。

　　　　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最早的污染事件，也是20世纪最早记录下的大气污染惨案。在马斯河的一段长达24公里的河谷地带，许多重型工厂星罗棋布，包括炼焦、炼钢、电力、玻璃、炼锌、硫酸、化肥等工厂。从1930年12月1日开始，整个比利时被大雾覆盖，马斯河谷的雾层尤其浓厚，在气候反常的第三天，就有几千居民呼吸道发病，63人死亡，为同期正常死亡人数的10。5倍。只可惜，这些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反思，工业的铁蹄依然以环境为代价高歌猛进，不断酿成环境污染的悲剧。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促进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第一次对“人类向大自然宣战”的绝对正确性表达了质疑，如同空谷足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的反思。

　　　　习近平通过讲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介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表达对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挥之不去的雾霾带来“会呼吸的痛”，地下水污染引起的普遍忧虑，植被破坏带来的沙漠化问题……多年积累的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民生之痛，更容易催生社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这为正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指明方向：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奋力走出一条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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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蹲点皇甫村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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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青，原名刘蕴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4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60年，柳青又结合在农村生活14年的亲身经历完成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柳青还活着，2016年刚好100岁。与别人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不同，他主动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达14年之久，对农村各种人物、风俗习惯和心理结构熟稔于心，这为他创作《创业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源。正因此，柳青才会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勤奋实践者，成为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

　　　　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因而成功塑造出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文学形象，并由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展现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柳青并不是单线条地勾勒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描绘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没有14年扎根农村的经验，就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接地气的作品。

　　　　正因为扎根人民，才为《创业史》赢得了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指的便是《红旗谱》《红岩》《红日》，以及《创业史》这部公认的红色经典。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70多年风云激荡，“为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底色。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讲述柳青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故事，正是为了在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多元文化不断产生的今天，重申“文艺为人民”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校准航向。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他看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就不能停留于口号，更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把根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文艺才能获得向上生长的不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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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府来了

　　　　我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走遍了所有村，有时候骑着自行车下乡。我当市委书记、地委书记期间走遍了福州、宁德的乡镇。当时，宁德有四个镇没有通路，我去了三个，后来因调离了，有一个没去成。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他说这条路还稍微近点，顺着河边穿过去。一路上，老百姓说“地府”来了。他们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老百姓箪食壶浆，自发摆着各种担桶，一桶一桶都是清凉饮料，用当地土草药做的，还有绿豆汤，说你们喝吧，路上辛苦了。那个地方叫寿宁县，明代写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地方很小。南方的桥是廊桥，我们就在一座桥上办公，摆几把竹椅，中间用简易屏风一隔，开会、吃饭、休息、洗澡都在上面。现在，下党乡面貌已经完全变了。当时，我在那儿看到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采取八个方面举措。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我们又不是小孩子，还让人家喂？现在，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多了，电话、微博、微信都很快，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好了。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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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戏曲家，收集创作了合称“三言”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鲜为人知的是，冯梦龙还是勤政爱民的一代廉吏。1634年，年届60岁的冯梦龙远赴福建寿宁担任知县，在他的四年任期中，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冯梦龙上任伊始，就对寿宁做了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他关心农业生产，发现寿宁很多田地是凿石而成，只要稍有沙土，就可以栽种禾苗。他深知“大抵田滋于水”的道理，水脉畅通，田地就肥沃；水脉淤塞，田地就贫瘠。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施肥对农业生产很重要，但冬日烧山取灰，随处有灰厂，又因为害怕烧到了树木，所以把落叶和衰草集中在空地上烧，每每造成火灾，应该禁止。这些都是他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到的一手资料。

　　　　习近平曾在寿宁所属的宁德地区工作两年，与冯梦龙有了地理上的交集。与冯梦龙一样，习近平在宁德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这其中就有寿宁县的下党乡。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第一次来到下党乡时，这里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所在地通往四处毗邻乡镇，都得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买卖东西只能靠肩挑背驮。习近平在崎岖山路上，步行了几个小时才走到下党乡。1989年7月26日，他再次冒雨步行3公里到下党乡下屏峰村察看洪水灾情，慰问受灾群众。这样的调查，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所推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习近平讲述冯梦龙“上任走了半年”的故事，联系自己“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下基层的经历，正是为了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勉励领导干部俯身向下、联系群众。

　　　　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他以“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勉励广大干部到基层“墩墩苗”，以“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告诫广大干部以实践作为判断准绳，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号召广大干部不受虚言、不兴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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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