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三千笑-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上之前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经历，40岁真的还是风华正茂年纪，在那个年代，当官最重要的条件是候选人的名声响，在遥远的古代，传媒业非常不发达，口头传播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形式，虽然据戈公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邸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唐人记录来看，邸报其实只是政府传单而已。所以一个人成名，非常不容易，基本上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写文章让人传抄，二是行为放达，出位，就跟现在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一样。但是成名之后还能当上官，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个向皇帝推荐你。尽管当时选拔人才，从汉代起就规定地方官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民主的社会，一定会存在惰政，更何况当时社会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就是你推举的人才将来出了事，推荐人也要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个不相干的人上位，因此，这个看起来很周全的制度，实际上就催使了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只要你在这个小圈子内有名气，那么就一定有人推荐你当官。所以出身决定前途，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近许多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要追究当初提拔贪官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对于举荐人，如果没有利益输送的话，大家实在气不过，最多给他道德谴责就好了。
　　闲话少讲，再讲一句，古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在东晋社会，能不能当大官，最重要的还取决于你的人脉广不广，有没有更多的人撑你的门面，当然这对于谢安来说不成问题，对于本文却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先讲谢安的出身。
　　二、出身决定前途
　　谢安是陈郡谢家的第三代。这是他晋身高官的重要基础。
　　陈郡是谢家的郡望，在东晋社会，郡望很重要，它意味着你是否“根红苗正”，是不是可造之材。郡望就是我们现在写档案时要填的“籍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籍贯”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高考分数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这搁古代，上大学就是当官，所以“籍贯”好的人，当官就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点，对于大地方人，“籍贯”也是可以炫耀的身份，你在路上见一个人，问，你哪呀，他要是北京的，准会拉高八度讲：“呵呵，小地方，北京”，让我们这种真正小地方的人无地自容。这种“籍贯”的先发优势，在东晋社会尤其明显。
　　东晋是司马氏政权从首都洛阳渡黄河迁都建康（今天的南京）后建立的，我们现在叫人家东晋，那是后来写历史的人为了方便区隔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叫的，实际上人家司马氏政权可是从头到尾都只叫“晋”，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虽然定都在江东地区（现在我们叫作江南），但司马氏朝廷始终认为自已是那个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说人家只配干粗活。
　　东晋是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于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晋武帝一次和华谭开会时就讲，“吴人屡作妖寇”而且“难安易动”，是一群恐怖分子，西晋政权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有重用江东人才。武帝到晋朝衣冠南渡不过几十年，而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但是相对于江东人民来说，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双方对立更加严重。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终于导致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灵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可算是惨重经历。
　　所以东晋皇室就像无根的浮萍，他需要众多一同来自中原的大家族扶持，这就是所谓的士族。
　　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属于信得过的郡望，但是谢家的崛起，是东晋朝中后期的事。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按史家惯例，谢家前人，一定只是寒门而已，所以谢家不算是名门大户。在晋朝的文武百官中，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延伸到东晋，就是西瓜傍大边，最牛的家族，比如王氏家族，就权倾朝野。更糟糕的是，谢安的祖父谢衡是大学校长，当时大学，继承汉朝的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来有自，源远流长。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在他中年时候，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
　　为了说明这次改行的重要性，我要再加插两句儒玄异同。
　　儒家实际上是穷人学问，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入世，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大家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等学玄学穷了，再来学儒，谢家就是这么个例子，这是后话了。当然，这无关两个学问的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拘，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这一时期，谢家两兄弟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名士，提高家族地位，老二谢庾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谢庾是谢家老爸，他最后当到吏部尚书，为后来谢家子弟的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的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已家族带进士族前列。在这一时期，谢家还逃过的一次灭顶之灾，起因是当时谢鲲供职的长官王敦造反，这是大罪，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有劝王敦不要造反，并且经常与王敦抬杠，皇帝查证是事实，所以谢家就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朝廷更加信任。不要与上司抬杠，这是儒家的潜规则，所谓“天地君亲师”，长官属于师辈，都要尊敬不如从命的，倒是老庄玄学提倡独立人格。这回是玄学救了谢家，谢家出世的做法，加速了整个家庭入世的进程，所以出世入世相对而言，学问不问好坏，关键是活学活用而已。
　　三、路径决定成败
　　公元360年8月，谢安终于决定出山，而且在政敌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这个出仕时间点和方式都是处心积虑选定的。
　　先说时间的选择，实际上，在谢万当豫州刺史的时候，谢安就在军中辅佐他的这个华而不实的弟弟，关于谢万这个人，我们稍后再说。当谢万兵败的时候，虽然史书没有明写，但推断过去，谢安还在军中，虽然他无官无职，但也难辞其咎，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谢安不能马上说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对于桓温来说，豫州是谢家旧地，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而且也城要给准备出头的谢安一个下马威，所以也不能用谢安。
　　这样从359年冬天到次年夏天，谢安就呆在家里，当然他也没闲着，他等待一个闪亮登场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他的出场为期不远。
　　第一，在高官圈子里，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里占主导地位的王氏家族有人出头，替谢家说话，要知道，东晋政权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政权是王家一手扶持起来的，王家人出来说话，分量当然不轻。替谢家说话的，主要是太原王家，王家与谢家渊源很深，太原王家六世的顶尖人物王述是谢万的岳父，王述官至尚书令，也是就是中央各部部长的领班，相关于常务副总理，说话当然有分量。而谢安和与王述的儿子，皇帝的幕僚长、中书令王坦之又是儿女亲家。由于这种复杂的血源关系，两家结成了利益供同体。
　　虽然“共天下”的王家是临沂王家，但临沂王家一向重视同姓，视太原王家为一家。此外，谢安本人与临沂王家的王羲之也是长期交往，大家知道传世国宝《兰亭集序》是记录王羲之的朋友在他家游玩的事情，这里的朋友之中，就有谢安。有这样重重叠叠的关系，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这对于桓温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简直到了病危的境地，这种情况，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当然，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本来，当时占主流学术地位的是老庄哲学，这个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象很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年世纪30－40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在魏晋之间，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为了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人们或者他们自已才给他们取这些名字的。所以，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涛书》，因为与自已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反而拯救谢安，甚至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是，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这支军队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这样，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里，特别是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好象天下没有谢安，就不能转了。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类似王羲之这样的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反正这些人经常和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象递了内参一样，自然有人传给中枢，当然包括皇帝，也会包括桓温。在我们古代中国，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官，但是人们都不想跟“贪恋权术”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每个有抱负的人，都希望自已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所以舆论基础不可少。谢安做这些事，既是向社会吹风，又可以为高调出场作准备。
　　果然，来年8月，桓温就请谢安来当司马了。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一是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二是谢万病危，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40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一定要守制，否则强留下来，前途也不会光明。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呢？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前途来说，这很重要。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一个人如果只是当低层官员，可能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可能还有点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如果要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因为你决策就好了，执行是别人的事，基本上你只有权力，没有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是要站好队，你要很自觉的把自已归为谁的人，这样人家才能放心把权力交给你。所以谢安很自觉的就把自已归队了桓温队伍里去，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扮猪吃老虎，但对于势大气粗的桓温来说，重要的是态度，他才不怕谢安们造反。
　　第二，谢家传统的当官路线图就是从桓温幕府开始的，谢安的亲大哥谢奕，在桓温没发达时，就是好朋友，后来也当了桓温的司马，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神侃唠嗑，被桓温称为“方外司马”，后来，在谢奕、谢安之后，谢家最有了息的后代谢玄也当桓温的司马。司马是军府里的二号官员，名义上权力很大，掌管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顾问，幕僚长的角色。这对于文人出身的谢家人来说，非常适合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职，而对于桓温来说，又不用担什么实际风险，最关键的是，还能体现了桓家与谢家的通家之谊。这种关系，对于桓、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东晋王朝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兵权是强权的核心
　　谢安入了桓温的军府，这令桓温非常高兴。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让谢安很不爽。
　　第一件事是桓温的态度。谢安一来军府，桓温非常高兴，跟他畅谈好几天，有什么东西这么好谈？其实是桓温自已在倾诉过往的辉煌历史以及谢安的家世。也就是说谢安一进门，就被领导带去听讲座，拉去洗脑了，对于这种会议，说者兴奋，但听者很苦，因为不仅要听，还要非常巧妙的捧臭脚。更何况，谢家的荣辱，其实都是拜桓温所赐，谢家之前发达，谢奕、谢万能够当上豫州刺史，是桓温力挺，之后谢万被贬，也是桓温造成。桓温拉谢安讲这番话，一是炫耀，二是打压，虽然后来写历史的都说，他俩的这番见面是欢声笑语，其实是有人欢笑有人愁。
　　更可恶的是，桓温聊完之后，还让人传出话去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这样待客的？”，这句话的恶心在于，第一，他是向那些贵族们吹风说，其实我还是对谢家很好的；第二，他是向主流的舆论界思想界人士喊话，你们的精神领袖已经降服于我，而且我们交流的很好。桓温对于清谈人士有刻骨铭心的恨，因为这些人认为桓温不过一个武夫，而且还激进，在早几年，桓温在现在河南安阳打了一个败战，这对于打了无数个胜战的人来说，兵家常事而已，结果那些清谈界人士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写了赞歌，搞了桓温很火，就找写歌人的儿子谈话，这个儿子怕惹事，就偷偷改了歌词，这事传了出去，可想而知，又变成强权打压舆论的恶例。所以桓温这下子请到了谢安作司马，可真是擒贼擒到王了，连半夜睡觉都要偷笑，可不得到处说去。
　　这事很还没完，过不久，桓温又突然对谢安作个袭击，当时谢安正在理发，古代人头发长，搞了好久才办完事，戴上帽子，刚要绑上头巾，桓温在客厅里发话了，说算了光戴帽子来就好了。这本来是芝麻大的一件事，结果又被传了满世界都是，而且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人家桓温很重视谢安，这个传言与今后桓谢公然对抗埋下伏笔；二是说谢安动作很慢，这句话很值得有心人玩味，既可以说谢安听说领导来了还故意摆架子，也不抓紧，也可以说谢安这个人身手太慢，有点木讷，不堪大用。
　　我们前面说过，谢安本来是扮猪吃老虎，借桓温的势而已，结果反被桓温利用了。大家想想看，桓温是什么人？虽然他是带兵打战出身的，但是光会打打杀杀能当上全国总司令吗？《孙子兵法》说，打胜战的关键在于庙算，事前的策划是最重要的，所以像桓温这种从基层打上来的总司令，智慧和权谋自然不低。
　　所以我在这里要诋毁一下《晋书》的作者群，《晋书》原来有十八种，有的是私撰，有的是官家编修，到唐太宗时候，这位也是从基层打战上来的皇帝一看觉的这些书都是垃圾，就下令让房玄龄带人重写，大家都知道，那一阵子是“贞观之治”时期，大家都忙着搞经济，就象我们现在这样，谁还会有心思搞“文化事业”，特别是历史这种极其无趣，又没有效益的事情，但是国家有拔款，上级有指示，不能不办，于是房玄龄组织了一批主要是科举上来的文人，抄抄写写，因为大家不象司马迁等前朝史官那样，是史官世家，所以这些人把写历史当成写历史随笔了，怎么好看怎么来，抄了好多晋朝人的文章、小说、笔记，而且细节也不详加考证，人云亦云。比如说对于桓温的评价，简直把人家当大凯子了。《晋书》关于桓温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晋朝清谈家们的所谓“品题”，大家都知道，一群人，如果没有工作，没在阅历，还净讲话，那么他一定跟长舌妇的前途一样，讲人家是非，只是长舌妇讲人是非叫拔弄，文人讲人家是非叫“品题”，但本质一样，都不能轻信。所以后世认真的史家，随着对晋朝的考证越细，对《晋书》批评越多，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还照抄书中观点，那我们也把自已当凯子了，所以大家会发现，本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是跟史书反着来，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毕竟也是还历史清白的一种努力罢了。
　　好了，言归正传。谢安到桓温府里，还有一件事很刺激他。这就是军府里的中丞高崧的一番话，他说，以前朝廷几次三番叫你当官，你老是抗旨，而且外面还有风声说，谢安不当官，老百姓没法过，现在你当官了，你预备叫老百姓如何过？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震惊了谢安。中丞说白了，只是桓温的秘书，而且是谢安的下级，高崧的问题，是不是桓温的意思呢？很有可能。这句话表面上是嘲笑谢安，实际上是提醒谢安两个问题：第一是提醒关于“禁官令”的事。前面说了，谢安曾经当过一个月的官，是在桓温的政敌庾氏家族的军府里当官，辞职之后，朝廷还不断的叫他当官，比如他愿意当散官的话，可以当琅琊王友，琅琊王通常是皇帝起家前的职位，基本上琅琊王都是现任皇帝的亲兄弟或者儿子，王友这个官是个闲职，顾名思义，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友，相当于国策顾问，地位超然，但是谢安不愿意，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叫他当吏部郎，这是实职，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还是不当，所以，朝廷就急了，觉得很没面子，下了道命令，“禁锢终身”，也就是永世不得录用，这是非常严厉，而且很不寻常。因为自汉代以来的惯例，就是当不当官随便，辞不辞职也随便，所以有好多人，当官当几天就辞职了，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陶潜陶渊明，当官当不爽，说不干就不干了。因此可见朝中官员对于谢安的愤怒。所以这也是谢安把再次出仕的起点选择桓温府里的原因，至少没有人敢吭声，但是只有桓温敢提起这事。第二个意思是打探谢安的底牌，大家看到，谢安两次出仕都选择从军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