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第3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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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命令，允许布莱克尼入内与被告们谈话。
　　　　被告分为两组，被判处死刑的关押在左侧候审室里，其余的则被关在另一间。这些遭到谴责的人随意而坐，一边抽烟一边闲聊，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东条英机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探望，立即站了起来，其他囚徒跟他一样。
　　　　“辩方尽了最大努力，请你们相信，法庭的判决是历史判决。”布莱克尼刚刚说完，东条英机便深深的鞠了一躬，代表其他人感谢布莱克尼所做的一切。最后递给布莱克尼一首古典的俳句：
　　　　高贵啊你们这些年轻人
　　　　无言的樱花悄然而落
　　　　多么可爱呵多么宁静呵
　　　　五点二十分，囚犯们被押出了陆军部大楼。7名死囚在一辆车上，其他囚犯乘另外一辆车。将被绞死的唯一文官广田的两个爱女几近崩溃，向父亲洒泪告别挥舞手绢时竟然弄错了汽车。
　　　　轰轰烈烈的东京审判秀终于落下了帷幕，韩立国心情无比复杂的走出了大楼。就在他准备乘车去机场返回琉球之时，胡适领着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梅汝璈走了过来。
　　　　“梅先生，你们是怎么搞的？竟然让这么多战犯逃过了一劫。”不知道回去怎么向老警卫营兄弟们开口的韩立国，毫不犹豫的把火撒到了梅汝璈的身上。
　　　　梅汝璈钻进了汽车，苦笑着说道：“立国，有这个结果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在审判委员会最后的合议中，印度法官帕尔要求将其意见记录在案。他认为25名被告都应当无罪开释。荷兰法官罗林也要求将他的不同已意见记录在案，他宣称无一被告应该被判死刑。”
　　　　胡适也倍感无奈的说道：“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审判的结果。不过单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远东军事法庭的起诉和审判，都是在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
　　　　想到以色列对纳粹战犯的单方面追究，韩立国立即说道：“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胡校长，梅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像犹太人那样追捕日本战犯，并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判决？”
　　　　这个问题可把胡适和梅汝璈难住了，要知道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实在不怎么样。他们对纳粹施行的“以牙还牙”政策，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如果琉台南三地政府也这么干，必然会影响到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国际形象。
　　　　但追捕对华人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又是增强民族血性的最佳方式，胡适怎么也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便若有所思的说道：“也许我们可以避开琉台南三地的法律，以华人互助会安全委员会的名义进行。”
　　　　尽管琉台南三地的法律是胡适等人一手制定的，但他们谁也不想干自毁长城的事。韩立国当然明白胡适的意思，便咬牙切齿的说道：“行，就这么干”
　　　　梅汝璈长叹了一口气后，忍不住的提醒道：“立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旦你们在国外的行动失手，那琉台南三地政府只能看着你们被所在国绳之以法呀”
　　　　“这一点请二位放心，我们决不会连累到琉台南三地政府的。”韩立国沉思了片刻后，异常坚定的说道。
　　　　“这件事太大了，还是回去跟月涵兄他们商量商量再定吧。”胡适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忧心忡忡的说道。
　　　　身边这位年轻人可是率领几十万大军，一举击溃印共部队，为南洋华人打下江山的将军。梅汝璈意识到韩立国已经下定了决心，连忙说道：“立国，这件事还是和博文商量下再作决定。或许他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通过联合国国际法院。”
　　　　韩立国无奈的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梅先生，在追讨非法资金时，国际法院已经与日本方面达成了不再追究的协议。不但国际法院不会同意，美国方面更不会同意的。”
　　　　梅汝璈可不相信韩立国所说的追捕，一旦让他行动起来，多半是绑架和暗杀，而这样的行动是所有国家都无法容忍的。想到这些，梅汝璈便焦急万分的说道：“立国，为了那些猪狗不如的混蛋，搭上小伙子们的性命，不值”
　　　　胡适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点头说道：“是啊，太不值了立国，只要我们把遏制行动继续下去，那比干什么都强。”
　　　　“胡校长，遏制行动是你们这些文化人的事。让这些漏网之鱼得到应有的下场，是我们这些军人们的职责。”韩立国顿了顿之后，继续说道：“我相信老板会同意的。”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而且还是韩立国对琉台南三地军方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年轻人。梅汝璈长叹了一口气后，意味深长的说道：“有你们这些杰出的年轻人，民族幸甚，海外华人幸甚啊”
　　　　“梅先生，您言重了。事实上我们只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就此放过那些混蛋，我将无法对躺在畹町河边陵园里的兄弟们交代。”韩立国深吸了一口气后，继续说道：“如果没有那个条件也罢，可现在我们却有这个条件。于公于私，我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老警卫营的团结，老警卫营兄弟们对远征军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前维和公司中国籍队员，现琉台南三地军方各部军官，都是来自前中国远征军。
　　　　甚至连韩国政府军各级军官，也都是与日军有着血海深仇的抗战勇士。想让这些人放过日本战犯无疑是痴人说梦，胡适意识到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便凝重的说道：“立国，这件事要好好计划一下，特别是追捕的战犯名单要仔细斟酌。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决不可莽撞行事”
　　　　“胡校长，这一点请您放心，琉球海军的PEA中队、联合国的SCA中队以及南华的红尖大队，在这方面都具有着丰富的经验。必要时我可以从他们当中抽调老手，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胡适点了点头，随即说道：“另外要多听听叶先生的意见，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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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六章　日本威胁论！
　　　　第五一六章日本威胁论！
　　　　自南洋华人立国之战打响后，“影子内阁”就中止了每月一次的例会。这与备战行动的完满结束，以及南华战后重建计划全面展开有着莫大的关系。
　　　　同时，这也象征着琉台南三地政府已经走上了正轨，不再需要千里之外的大学岛过多干预了。
　　　　“影子内阁”彻底淡出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活，是梅贻琦等人由来已久的打算。但拿得起放得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啊？
　　　　尽管大学岛给琉台南三地量身定做了一系列法律，规划了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蓝图，但琉台南三地政府的历史太短，国际国内局势又瞬息万变，老狐狸们怎么也无法做到真正的放手。
　　　　李老板让朱明带回的“华人大脑集中营”企划书，让梅贻琦意识到组建一个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与傅斯年、王世杰等人一番讨论后，梅贻琦毅然决定召集琉台南韩三地政府决策者，以及各高等院校校长、院长，各研究所所长和琉球科学院华人院士，召开“影子内阁”扩大会议。
　　　　毫无疑问，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亚元区历史上与会人员级别最高、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会议。为了加强亚元区内的交流，“影子内阁”一致同意会议安排在釜山举行。
　　　　鉴于会议的规格和规模太过惊人，为了不引起国际社会的猜疑，亚元区国家和地区对此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被冠名为“亚洲经济发展论坛”。
　　　　1948年11月的最后三天，海外华人互助会代表团、南华政府代表团、台湾省议会代表团、琉球共和国代表团相继抵达釜山。
　　　　这可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以东道主身份承办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继加入联合国、参加奥运会之后，又一次提高韩国国际地位的机会，韩国政府上下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了迎接各国代表们的到来，已成为韩国第一大城市的釜山到处张灯结彩。不但加强了保安措施，甚至连市容市貌都因此得到了大幅改观。
　　　　12月1日上午8点，韩国总统崔用德、外交部长金得西、财政部长李在旭、教育部长朴喜皓等人，分部将下榻在三个酒店里的琉球总统曹朴、南华总统林群贤、台湾省议长吴炳国、海外华人互助会秘书长胡文虎、海外华人基金会主席荣一心等人人，迎接至南浦洞不远处的龙头山公园。
　　　　而早在一个小时前，韩国警察总局局长金贞烈就亲自率领一队便衣警察，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王世杰、陆志鸿、陈垣、李季谷等人幕后大佬们，秘密护送进了会场。
　　　　琉台南韩四地大佬们在龙头山会场外的草坪上，分别对记者们热情洋溢的发表了一通对亚元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演讲后，才鱼贯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会场。
　　　　不得不承认，会场的布置别出心裁。近千张桌椅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弧，将演讲台围绕在会议厅的中央。而与会人员则按照政府、科技教育、经济金融、军事四大块就坐，尽最大可能的促进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之间的交流。
　　　　见众人都与身边的异国朋友打完了招呼，韩国外长金得西站了起来，走到会议厅中央的讲台边，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并邀请琉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琉日友好协会理事、琉球共和国驻日代表刘晓忠发言。
　　　　“尊敬的崔总统、林总统、曹总统、吴议长，以及韩南台三地政府的朋友们。受大会组委员会的委托，我很荣幸地给大家介绍下日本的最新情况。”刘晓忠司长绕着演讲台给众人礼貌的点头致意后，侃侃而谈道：
　　　　“对日研究一直是我们亚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我们得到了韩国政府驻日代表处、琉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互助会以及日本台湾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国外交部向上述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着得意弟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刚从国内解放区归来的邵华强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peopl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
　　　　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结束后，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科学”。
　　　　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科学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准。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
　　　　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现在的日本，“科学”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
　　　　吉田内阁已经将“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定为“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尽管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用以“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
　　　　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问道：“刘司长，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皇民教育”。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
　　　　“朴部长，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苦笑着解释道：“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首要的是欺骗国民，虽然败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压抑体制和战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体制，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又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