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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2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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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的关系相当微妙，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但又会在一些时候合作，而且配合默契。象有一次施特拉塞尔曾威胁要带领一批国社党人士脱离国社党另组新党，希特勒为此差点自杀。但后来二人却又言归于好。此后希特勒奇迹般地获得了原本讨厌他的兴登堡元帅的支持，在施特拉塞尔的帮助下，统一的国社党又获得了多数选票，希特勒被德皇任命为德国首相。此后，施特拉塞尔便成了国社党内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1934年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施特拉塞尔险些被人暗杀。”
讲到这里，周冠笙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没有告诉杨朔铭，施特拉塞尔在“长刀之夜”得以脱险，是在德国的中国情报人员的功劳。
“这个施特拉塞尔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是国社党的左翼领袖，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取代希特勒出任德国首相的可能性最大。但根据以往此人的表现，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所以他要是想上台的话，还充满很多的变数。”
“不过，此人和希特勒之政见有很多不同，他要是上台后，肯定会改变希特勒的政策。”江雪莹说道，“德国将不会按照希特勒的道路前进，犹如俄国没有象列宁期望的那样改变。”
（四百）苏维埃铁甲
“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即“中心势力”的五项原则。常氏认为：“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象普鲁士，撒丁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治，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治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燕生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地方割据势力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和**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出现这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对杨朔铭来说，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现象。
而受西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的独裁论，则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而声势大减。熟知历史的杨朔铭，对于希特勒之死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施特拉塞尔虽然对社惠主义有认同感，但若是他掌权，德国并不一定会发生‘赤化’。”水井说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国和苏联目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却日益紧密。”江雪莹说道，“我听说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队，规模已经超过了我国。”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杨朔铭明白江雪莹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苏联方面的动向，点了点头，“将来主宰陆地战场的，就是这钢铁洪流。”
在结束了会议之后，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记起了刚才江雪莹说过的话，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位情报军官将有关苏联坦克部队现阶段情况的情报送了过来，并附带有一些照片。
接过文件之后，杨朔铭将它们打开放在了桌子上，他并没有急于去看文字的内容，而是将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杨朔铭拿起一张照片看了起来，照片上是一辆有着圆形炮塔的轻型坦克。
熟悉各种历史上的武器装备的杨朔铭，不用看说明，便认出了这辆坦克的型号。
这是一辆苏联代号为“бт…2”的快速轻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苏俄用内战中缴获的坦克建立了一批坦克支队，后来合编为坦克大队。1929年，苏联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运用上（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年至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与此同时，苏联着手研制中型坦克，主要用于伴随步兵作战。后来，受德国装甲兵运用理论的影响，苏军逐渐摆脱了坦克兵单纯伴随步兵作战的观点。
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苏联一直重视轻骑兵的作用，所以要求坦克具有很高的速度。1925年，苏联向美国购买了两辆“克里斯蒂”高机动性坦克，并于1926年在沃罗涅什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同年设计了一种基于“克里斯蒂”坦克的简化型坦克，称为“бт…1”快速坦克。1926年底又设计出了“бт…2”快速坦克，经试验后，在1927年1月该坦克获准批量生产。虽然“бт－2”快速坦克是苏联坦克发展的明显进步，但该坦克的性能仍然不能满足苏联军方的要求，因此后来又研制了“бт…3”和“бт…4”两种车型，主要改进在武器部分。1927年底，苏军提出研制另一种“бт”快速坦克，要求该车不仅要火力强，而且要通过采用本国研制的新型发动机来提高机动性，这种车即“бт…5”快速坦克，装有一门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1928年，苏军又提出重新设计“бт”坦克，要求将车体装甲改用焊接装甲，并加大装甲板倾斜角度，以增强防护力。1928年10月设计出“бт…7”快速坦克，该车采用新设计的炮塔，安装一门45毫米火炮和2挺7？62毫米机枪，还换用了发动机，使机动性有明显提高，装甲防护也有所加强。
бт快速坦克经过多次改进，已经具有现代坦克的特点了。为了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苏联人在该车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变型车，主要有“бт…3”坦克架桥车，“бт…5a”火力支援车，“бт…5…ot”喷火坦克，“бт…5y”指挥车，“бт…7a”火力支援车和“бт…7y”指挥车等。而“бт…7”的设计经验成功运用到了更新型的“t…34”中型坦克上，因为从“t…34”坦克身上明显可以看到“бт…7”的影子。“бт－7”坦克的高速度是依靠奇特的“轮履方式”实现的，公路行驶时使用轮胎方式，越野行驶时使用履带方式，不过这种复杂的轮履结构造成相当程度的使用不便。
“бт…2”坦克一经出世并装备部队就深得苏联红军的钟爱（“次爱”就是由英国入口的“威格士”坦克；苏联称之为“t…26”），其实这种坦克是有很多缺点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发动机性能欠佳；开不了多久就会过热；驾驶舱空间狭少阻碍了乘员的工作进度，比如在1932年11月7日，10架“бт…2”坦克负责参加莫斯科红场巡行，就有两架临时坏掉了，这可以看得出“бт…2”性能的不稳定。
“бт”快速坦克主要供苏军远程作战的独立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使用，但因其装甲防护薄弱，在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中明显不敌中国坦克，所以苏军使用该种坦克主要用来攻击敌人的后方，以夺取诸如司令部，补给基地，机场等重要目标。苏联人明白“бт”快速坦克的缺点，于是大力发展了“t”系列的坦克，包括“t…12”（此款坦克拖后到1929年才完成研制，而仿制的t…16，1925年就仿制成功），“t…16”，“t…18”，“t…19”，“t…24”，“t…26”，“t…27”，“t…34”等。
“t…26”坦克和“бт…7”一样是早期苏军坦克部队的主力装备。其原型是英国“维克斯”型坦克。t26坦克于1931年正式定型，1932年开始正式装备部队。
“t…26”轻型坦克的车重为10。5吨，车长为4。88米，车宽3。41米，车高2。41米，乘员3人，最大速度每小时30公里，最大行程225公里，武器为一门45毫米46倍径火炮，配有炮弹165发，7。62毫米机枪3挺、机枪弹3654发，装甲厚度10至25毫米。
（四百零一）西班牙的“军援”
“t…26”坦克是苏军首次大规模装备的坦克，但由于“t…26”坦克在中国边境的“非正式冲突”中表现不佳，根据其作战实践，苏联工程人员对“t…26”坦克采取了一系列升级改进措施，以延长其服役期。扩大了油箱容量；一些型号增加了探照灯，以应用于夜战。重新编号为“t…26s”型的轻型坦克安装了更加坚固的25毫米前装甲，炮塔也加装了厚装甲。后来苏联工程人员又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改进措施，给整个车体包装了一层装甲，一些坦克加装了钢板，使其装甲厚度达到了50毫米。经过测试，改进后的“t…26”坦克的45毫米火炮能够击穿华军轻型坦克和绝大多数装甲车的装甲，但是由于苏军坦克手的素质相对较低，“t…26”坦克无论是机动性还是装甲厚度，事实上仍然无法与华军抗衡。
杨朔铭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苏联坦克的照片，在这些照片当中，他还找到了“t…26”、“t…27”、“t…28”坦克和参照中国“陆巡1”坦克制造的多炮塔坦克“t…35”，却没有发现在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赫赫有名的“t…34”中型坦克的身影。
杨朔铭将照片放在了桌上，他拿起笔，在“超级电脑眼”的提示下，写出了“t…34”坦克的主要数据，然后取过一份机密材料，对比了一下上面介绍的中国最新的已经定型并开始陆续装备部队的“行者”（代号ztz…36）主战坦克，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对于这种各方面性能远远超过“t…34”的中国坦克，目前中国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
1936年5月7日，山西，太原。
“大雨天的，这都运的他娘的什么东西啊？鬼鬼祟祟的。”
穿着军用雨衣和水靴站在飘泼大雨中的山西省长阎锡山看着柏油公路上排成长长一溜的车队，有些不解的咕哝了一句。
听到堂堂省长竟然说出了一句“鬼鬼祟祟”，坐在一辆轻型全地形越野车中的中国陆军上校钟离卫不由得一阵好笑。
作为押运官之一，他当然知道，这支车队运输的是什么装备。
“是给咱们部队配备的最新式的坦克，阎省长。”为了得到山西省长的理解和支持，钟离卫还是向阎锡山透露了一些情况。
“看样子我是冤枉你们总装备部那帮人了。前一阵子我还说他们偏心眼，有好的装备都不给咱们晋军，呵呵。”阎锡山笑着说道，“虽然说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但我老阎还是宣布将那番背后说的坏话收回，呵呵。”
“不过，这新装备到达的事，还要请阎省长保密才是。”钟离卫笑了笑，说道。
“放心，我老阎虽然不管军事已经多年了，但这点规矩还是懂的，你钟老弟就放心好了。”阎锡山摆了摆手，示意他明白保密的重要性，“这些好东西，要是让外人学了去，弄出更厉害的家伙，咱们就惨了。”
钟离卫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腕上的防水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又看了看在雨中缓缓行进的车队，并没有显得太急。
此时的他，脑海中又回想起写在日记本当中的内容来。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喜爱任何武器，也喜爱各种与军事相关的装备，总有一天我要开办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我喜欢的东西……但我为博物馆买的第一件展品将是一辆带有浓浓的美国风味的全地形越野车，美国人管它叫‘吉普车’——这是一件真正神奇的武器，它的设计极为优秀，仿佛一个忠诚的士兵，从战争的第一天到战争结束。它曾经曾经浸泡在海水河水之中，它的轮子在蒙古坚硬如石的荒漠中被磨破，它的车身曾陷没于沼泽之中，它也在青藏高原的高山上跋涉过，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出没。我记不住有多少武器装在这种车上……火箭炮、迫击炮、机关枪……它被用于执行侦察任务，当作救护车、巡逻车、指挥车和普通运输车辆……在它的时代里，它不象坦克、大炮、飞机、潜艇这些重要武器那样引人注目的，它一直是被忽视的，但它却无所不在！在沙漠，它比骆驼可靠；在草原上，它比豹子还快；在冰原，它比北极熊还能吃苦耐劳……”
“我的博物馆里还将陈列的另一件展品，那就是我们的新式突击步枪（我现在还不能提它的正式名字）……这不是犯罪分子用来抢劫银行的那一支，也不是我拿着它进入蒙古的那一支，我说的是我国海军陆战队员们爱不释手的那一支。它简单而可靠，就象一个亲密的战友。它结构简单，性能可靠，而这两个特性在战斗是最为重要的。”
“我的博物馆将要有来自世界各地——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的武器，但绝大多数将来自于我的祖国。我为什么这样喜爱我们自己的武器？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到一个最朴实的真理——只有简单而可靠的装备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现实中同样的道理还有：只有简单而易于了解的计划才能成功，只有最简单和最耐磨损的战地服装才是最好的军服……我们中国人对武器的要求是：它必须易于生产，结构简单，容易教会士兵使用，并易于维护和修理。”
“我国的钢产量现在和英国基本相同，但是我们生产坦克的数量却远远超过了英国，还有苏联和日本。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的坦克因为结构简单的关系。有可能临时修复几万辆这样的坦克，以便两次甚至三次地让它们重返战场。我们的坦克有很多是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工厂安装的，有的甚至是露天工厂，但就是这样的工厂，生产了世界上结构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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