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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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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由此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在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关税收入。
“十三行”中以四大巨富潘绍光、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伍家经营的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在中外商界的名号最为响亮。
在清代的三大商业群体盐商、晋商和行商中，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其中经营长达百年的伍氏家族更是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伍家的怡和行就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自1810年到1850年之间的这四十年，“伍浩官二世”伍秉鉴掌握伍氏家族，伍家在大陆的力量达到了巅峰。在伍国华的这位伯父商业天才伍秉鉴的努力下，怡和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伍秉鉴被美国商人称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盛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伍秉鉴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商行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伍家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们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因而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不为人知的是，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向伍家借贷。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持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的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1834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伍家的财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600万两白银（总价值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伍秉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也由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广东行商的鼎盛时期，但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东行商集团的辉煌却在战火中走向了没落。
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以伍家为首的广东行商们，并没有就此走向消亡，而是转移到了海外生根发芽。
就在伍氏跨国财团达到鼎盛的时候，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这时年事已高的伍秉鉴，也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由于“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做的，东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然而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却被英国政府取消了。而当时中国“一口通商”的方式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对外贸易活动，“十三行”与英国自由商人的贸易摩擦日渐升级，已经逐渐变为19世纪中西关系危机的焦点。
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在货物里夹带鸦片。对于伍家来说，一方面是朝廷官府，一方面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因此，他们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居中化解这些危机。
在林则徐至广州禁烟后，伍家积极配合，将外商上缴的一千余箱鸦片交给了林则徐，但是，林则徐认定这些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才交出来的，于是派人锁拿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面对官府的淫威，伍家只能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林则徐甚至还下令将涉案的伍绍荣革去一切职衔，逮捕入狱。伍秉鉴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经过如此几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可以说斯文扫地。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父子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垄断贸易地位，一旦英军获胜，毫无疑问，广东行商集团的独特贸易地位将完全丧失。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伍家和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炮台、建造新式战船、制作火炮枪械。纵然如此，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清军仍然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钦差大臣奕山统领的清军无力抵抗，奕山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一条计策——命令行商们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和行商们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共计11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任何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为国家和民众做了多少贡献，也摘不去这个帽子。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廷完败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随后的赔款中，伍家被勒索缴纳了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清政府在1843年还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此时的伍秉鉴已经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白银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此时，深谋远虑的伍秉鉴已经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经不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了。然而，在完成了移资海外计划后的伍秉鉴，此时却已是心灰意冷。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许多行商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没完没了的压榨，也纷纷向伍家学样，移资海外。
如今这些在中国大陆消亡多年的行商们，已经完全的融入了西方主流世界之中。
谁也想不到，现在的伍氏家族可是汇丰银行和皇家英格兰银行的大股东，也是太平洋大铁路、纽约城市银行和摩根财团的重要投资者！
而这位受英国皇室诰封的“巴本伯爵”伍国华本人，其实就是皇家英格兰银行的执行董事之一，而这家银行却掌握着“世界货币”——英镑的发行！
如今的伍氏家族，已经可以说是和著名的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的“隐形帝国”！
“故土没人记得我们，也许是好事。”伍国华收回了思绪，拍了拍女儿的手，安慰她道，“那个满清朝廷把我们看成是背弃故国的假洋人，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而我们为所在国尽忠，如今也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说是你刚才所说的‘正确的***’吧。”
“我们应该和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尽量不要参与到政治当中。”伍嘉媛握住了父亲的手，说道，“我觉得，傅家这一次似乎做的有些过火了。”
“傅家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立足于国内，想要生存下来，不参与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伍国华说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很可能选错了人。”
“您认为那位段祺瑞将军没有能力让中国稳定下来，是吗？”伍嘉媛问道。
“以我的观察，段祺瑞的军事才能，应该在那位袁世凯皇帝之上，但他的政治才能，却远远的不及那位皇帝，甚至是皇帝的儿子。”伍国华说道，“他是军人，如果从事军人的本职，会做得很好，但作为政治家吗……”伍国华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之色，“也许，现在还不是我们重回故国的时候。”
“那这位小杨将军，您怎么看？他也是一名军人，但似乎不是正经的军事院校出身。”伍嘉媛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信，好奇的问道，“他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吗？”
“这个人是难得一见的奇才，似乎无所不知。”听到女儿的问话，伍国华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只是，他的身世疑团太多，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关于他的信息太少，而且以他的年龄和阅历，和他现在所建立的功业太不相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个人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和年龄的关系也许并不大。”伍嘉媛说着，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未婚夫婿，俏脸不由得微微一红。
“也许你说的对。”伍国华象是在对女儿说话，又象是在自言自语，“对他，我们还需要仔细的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正在这时，一位仆人走了进来，将当天的报纸送到了伍国华的面前，然后鞠躬行礼退出。
伍嘉媛望着渐渐陷入到沉思当中的父亲，微微一笑，她没有打扰父亲的思考，而是随手取过了报纸打开。
而当她的目光落到报纸的头版消息时，目光立刻变得专注起来。
北京，新华门广场。
“号外！号外！顾品珍倒唐成功！已经占据云南！唐继尧下落不明！”
“号外！号外！傅良佐就任湘督！”
“号外！号外！美国东海岸发现德国潜水艇出没！”
“号外！号外！俄国***加剧！蔓延全国！”
“号外！号外！协约四国约定共同出兵海参崴！”
“号外！号外！国会重开再即！”
心事重重的梁启超听到报童的叫卖声，上前将一张钞票递给了一位报童，报童接过钞票，高兴地递给了他一卷报纸，然后继续叫卖起来。
梁启超接过报纸后并没有马上打开来看，他看了看表，招手上了一辆人力车，并告诉了人力车夫要去哪里。听了他说的地址，人力车夫竟然面有惧色，但在梁启超又塞给他一张钞票之后，人力车夫不再犹豫，而是将梁启超载在车上，然后拉着他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梁启超便来到了杨度的首相府门前。
让梁启超感到意外的是，今天的杨府门口，已经没有了那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军人。
梁启超下了车来到门口，敲了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门房小心地从门缝里探出头来，他看到梁启超后，显然认出了他是谁，本来有些紧张的面孔出现了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是梁先生啊！快请进！您等着，我马上就去给您通报！”
梁启超点了点头，随着门房来到了客厅里，门房急匆匆的进去通报，不一会儿，杨度便出来了。
“想不到今天圈禁的日子结束，第一个来看我的，竟然是你梁任公。”杨度看着梁启超，笑着说道。
“皙子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就是瘦了些。”梁启超看着面色消瘦的杨度，知道他在这段“圈禁”的日子里应该是没少吃苦，不由得感叹起来。
“能看到皙子如此，我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梁启超说道。
“是啊，我是弘宪帝制首逆，按道理本不应该活得这么好来着。”杨度不无自嘲之意的苦笑了一声，在梁启超面前坐了下来。
“段芝泉还不至于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梁启超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将手里的报纸递给了杨度。
“好多天没看到报纸了，感谢卓如给我送来了这上等之薪。”杨度笑着从梁启超手中接过了报纸，打开看了起来。
“顾品珍倒唐成功，又通电宣布滇省归附政府，这西南之乱，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杨度看了一眼报纸，叹息了一声，“可惜大行皇帝和嗣皇帝都看不到了。”
听到杨度说到死去的袁世凯父子，梁启超也禁不住长叹了一声。
“项城公一代雄杰，于国于民皆有大功，竟落得如此下场，实是可悲可痛。”
“吾所可痛者，乃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中国之日。吾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当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
（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
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猪脑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不敢去杨朔铭的后院骚扰，却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湖南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淫、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凯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使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也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对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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