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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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端方来了，当着所有的人，没有畏惧，他来了。这才叫三丫断肠。看起来他的心中有三丫的。就算是真的死了，值。三丫的悲伤甜蜜了，三丫的凄凉滚烫了。她就想说，端方，娶我吧，啊？你娶了我的这条卑贱的小命吧，啊？
　　但三丫是不会开口的，她什么都不会说。无论是什么事，她做得来，却说不来。孔素贞都已经疯了，她死死地抓住了三丫的手，不要脸面地嚎叫：“三丫，告诉我呀，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喝？”三丫闭着眼睛，就是不开口。她不能开口。她要是说出了实情，那她就是“假死”了。“假死”太丢人了。全王家庄的人都是来看你死的，眼泪都预备好了，你却没有死，你对得起谁呢？现眼了，会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话把子。有一件事情三丫是知道的，四五年前，高家庄的高红缨就是这样丢了性命。高红缨和一个海军战士谈恋爱，被人家甩了，要逼对方，就喝药。禁不住医生灌肠，高红缨就招供了，“没敢咽下去”。高红缨的头从此就再也没有抬得起来。比方说，村子里有人要做鞋，需要鞋样子，刁钻的女人就会说：“去找红缨哎，人家会‘做样子’。”这样的话哪一个姑娘能承受得起？高红缨最后还是投井了。直到高红缨的尸体堵在了井里，高家庄的嘴巴才放过了她，用磅礴的泪水与飞扬的鼻涕给红缨送了终。
　　商量的时间很短，结果出来了。端方说：“送中堡镇。”端方斩钉截铁了，说：“立即就送。”
　　三丫平躺在凳子上，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端方的决定。眼泪从眼角下来了。直到这个时候，三丫的眼泪才淌下来了。三丫不能说话，骨子里是想到镇上去的。不管是“真死”还是“假死”，一送到镇上去，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三丫就是被医生“救过来”的人了。这一来就再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了。还有一层，正好给姓房的皮匠看看，你想娶，好，你就娶一具尸首回来吧。一吓，说不定他也就主动退了。三丫想，想来端方还是知道自己的心思的，他这是给自己铺台阶了，好让三丫下来。三丫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能没有端方，越发地伤了心。
　　端方命令红旗扛来了大橹，自己则背上三丫，叫上兴隆，匆忙上船了。王大贵不放心，想往船上跨，孔素贞却拽住了。虽说惊慌，孔素贞毕竟是个明白的女人，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头，多多少少放心了。看起来自己真是急糊涂了，还在这里呼天抢地地问自己的女儿，让女儿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当然要送中堡镇。翠珍哪，你的前世是怎么修的？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来。你死了一次男将，却得到了这样一个儿子，这是佛祖可怜你了。翠珍哪，别怪我老脸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由着他们吧。你发发慈悲，由着他们，啊？
　　上了船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一路上要用的。红旗很积极，抢先说：“我去！”兴隆就让他去了。红旗笨手笨脚，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细说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了。毕竟是十来里的水路呢。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拼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的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在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了。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鱼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鱼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鱼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鱼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鱼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鱼叉。老鱼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鱼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鱼叉嗫嚅着下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鱼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鱼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鱼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鱼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阳一定要升，这不是三年五年才来一次的事情，更不是十年八年才来一次的事情，它一天一次，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谁也挡不住。真是要了人的命了。老鱼叉没有病，要说有，哪只能是“夜病”？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这个病对老鱼叉来说是致命的，对兴隆来说夜一样地致命。只要天一黑，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随形。——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老鱼叉不说。兴隆问过无数遍，老鱼叉就是不说。兴隆坚信，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天就亮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他做好了老虎凳。但是，兴隆忍住了。不敢。对父亲，他还是怕。老东西的手有多毒，兴隆和他的哥哥是一路领教过来的。兴隆就没见过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六亲不认的人。除非把他打死。打不死，他一旦缓过气来，一准能要你的命。还有一点兴隆也没有把握，用老虎凳来对付自己的父亲究竟有没有用？兴隆没把握。知父莫如子。老鱼叉这个人兴隆是知道的，他有亡命的气质，磅礴的血性，越挫越勇。你问不出来的。越打，他越犟。越疼，他越是守口如瓶。弄不好就收不了场。——这可怎么办呢？一天一天的，一家子的人谁也耗不起呀！
　　兴隆真的是困得厉害。他只想像红旗那样，平躺在船舱里，好好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五分钟也是好的。兴隆不能。主要是不好意思。好歹是在救人，他一个医生，睡在病人的旁边，要天打五雷轰的。那就闭上眼睛吧，手脚可是一点都不敢松。
　　红旗已经醒过来了，他端详着桅杆上的吊瓶，已经是好大的一会儿了。他在等。他在等这一瓶的盐水干净了，好亲手换一次吊瓶，过一把赤脚医生的瘾。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也许就只有这一回了。
　　三丫的不安就是在红旗换上吊瓶之后出现的。兴隆并没有在意。三丫突然动了。动了几下，似乎是不好意思打搅端方和兴隆，又安稳了。后来三丫轻声说：“端方。”端方也没有听见。等端方听见的时候，三丫的表情已经相当地痛苦了，眉眼和嘴角都变了形。情势急转直下，三丫的状态说变就变。端方一下子发现三丫的嘴唇乌紫了，嘴直张，张得极其大。端方失声喊道：“兴隆！兴隆！！”而三丫的小肚子却开始打挺了。她的嘴巴就那么张在那里，一口气就是上不来。只能拼了命地瞪眼睛，瞪得很大，很圆。嘴里似乎也衔了一样东西，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要紧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端方跳上去，一下子就把三丫搂住了，感觉到三丫正在努力，是最后的一丝力量。这股力量全部集中在三丫的腹部。她反弓起背脊，在往上顶，全力以赴。她渴望顶住什么。可她的眼神似乎顶不住了，有了妥协和放弃的迹象，在望着端方。那是最后的凝望。显然，三丫已经竭尽了全力，身子松了一下，就一下，全松了。最终落在了端方的胳膊上。
　　骄阳似火。三丫的身子却冷了，火焰一样的阳光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基本局面。端方一直把三丫搂在自己的怀里，两只眼睛痴痴的，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滴管上，顺着滴管，端方的目光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吊瓶。端方望着吊瓶，突然却把三丫放下了，直起了身子。他把吊瓶从桅杆上取下来，看仔细了。是汽水。端方拿着吊瓶，开始喘，喘了半天，这才想起来拿眼睛去寻找兴隆。没想到兴隆早已经盯着端方了，端方的眼睛红了。兴隆后退了一步，胳膊和下巴全挂下了，也在喘。小船停下来了，漂浮在河的中央，后面挂着一条大橹，水面上安静得一点涟漪都没有。红旗望着他们。端方盯着兴隆，兴隆也盯着端方。只是喘。红旗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最后还是端方先有了动静，他伸出胳膊，把吊瓶敲碎了，丢在了河里。一个，又一个，咣叮咣当的，全部丢在了河里。兴隆的两条腿一软，“咕咚”一声，瘫在了船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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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十三章
　
　　　　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任何时候，面对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你把空间放大一下，你马上就会释然了，正如王家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哪一天不死人呢？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他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斯大林同志说得更好，他在谈论起阵亡的将士的时候说：“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的确是这样。三丫死了，王家庄的乱葬冈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三丫的命不好，真的不好。活着的时候都那样了，不说它了。死了，照理说不该再有什么了。可她的丧事就是办得没有一点样子，连一点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喜气洋洋的了。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儿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她的好。谁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土家庄的鸡、鸭、鹅、狗、猫、猪、马、骡、牛、羊、兔、驴、鼠一下子出动了，热闹了。其实是有征兆的，一大早就有了迹象，谁也没有留意罢了。大清早最早撒欢的是那些母鸡们，它们并没有下蛋，可它们像生了龙凤胎的女人，大呼小叫的，撒娇了。而那些公鸡就更可笑了，它们平白无故地拿自己当成了雄鹰，企图在蓝天与白云之间展翅翱翔。它们蠢笨的翅膀无比地卖力，想飞，又飞不高，就从地面跳到围墙上去，再从围墙跳到屋顶上去，再从屋顶跳到树梢上去。它们在树巅上，像巨大而陌生的鸟。鸡一飞狗就跳了，这个是不用说的。狗一跳，动静大了，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全部出动了。它们雄赳赳，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还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嘴巴当武器，对着没有危险的前方慷慨赴死。它们没有仇恨，却义愤填膺，好像真理就在前方，等待它们去誓死效忠。它们飞腾、吼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而那些家畜和牲口显然得到了鼓舞，到底撂开了蹄子，龇着牙，还咧嘴，一副情欲难耐的样子，像发情了，骚得不行。就渴望交配。可是，当它们挣脱了缰绳，一公一母相互打量的时候，愣住了，水汪汪的眼睛迷惘得要命。它们没有情欲。公的并没有勃起，而母的也没有红肿。怎么办呢？不知道了。只能叫，只能跳。活受罪了，是守着活寡的样子。
　　　　三丫的尸体就是在这样乱糟糟的场景下面搬出呢？没想到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水里的鱼虾也折腾起来了。起初的水面还是好好的，平整如镜，偶尔也只是一两个水花。接下来却不一样了，水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走到河边，吓了一大跳，岸边的水面全是鱼的嘴巴，白花花的，却又是黑乎乎的，一张一闭，仿佛水鬼在召唤。还有虾。它们青黑色的背脊一溜一溜地贴着水面，脑袋一律对着河岸，长长的须漂在那儿，密密麻麻，看得人都起鸡皮疙瘩。而许多大鱼居然飘上了水面，它们躺着了，白色的大肚子一闪一闪，已经失去了力量，失去了它们神秘、优雅而又雍容的姿态。——这可是鱼啊！有人就跳进了水中。榜样的示范作用彻底地体现出来了，更多的人跳进了水中。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家禽、牲畜和水里的鱼虾疯了，人也疯了。消息很快就传递到送葬的队伍里来了，有人捞出了鱼，有人捞到了虾，用“捷报频传”来说一点也不为过。捷报传来，送葬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热闹了，松了，眨眼的工夫就溜掉了一大半。到后来，差不多走光了。他们在哪里呢？在河里。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外快，错过了那可不是傻×么。要知道这可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想捞多少就捞多少。谁也没有料到共产主义就这样实现了。
　　　　哀伤被鲤鱼、鲢鱼、鲫鱼、鳊鱼、鲶鱼和虾取代了。人们忘了，三丫还在下葬呢。可话也要说回来，不能因为三丫下葬其他的人就不过日子。人们的心情好得要命。尤其是孩子。到了黄昏，河面上又漂上来一些鱼，但是，人们不要了。够了。这个傍晚的炊烟真是出格的妩媚，无比的轻柔，袅袅娜娜。伴随着夜色的降临，红烧与清蒸的气味蔓延开来了，很鲜，在厨房、天井、猪圈、草垛、巷口和晚霞的边沿飘荡，笼罩了王家庄。盛大的鱼虾晚宴开始了。人们在吃鱼。人们依靠嘴唇与舌头的精妙配合，把鱼肉留在了嘴里，而把鱼刺剔在了外面。就在家家户户吃鱼的时候，王家庄突然响起了笛子的声音。笛子到底是笛子，俗话说得好，“饱吹笛子饿吹箫”，一语道破了笛子和箫的区别。箫是凄凉的，它千回百转，哀伤，幽怨，不如意，一脑门子心思，是吃不饱肚子的穷酸秀才们喊冤的方式，自哀自怜了。笛子不一样，笛子饱满，激越，悠扬，有充沛的吐气，体现出酒足饭饱的气象，荡气回肠。谁会在这样的时刻不好好吃鱼，跑出来吹笛子呢？当然是王大贵了，气息和指法
　　　　都在这儿呢，听得出来的。王大贵吹的是《我为公社送公粮》。这个曲子有它的难度，气息要饱满不算，关键是指法，有一大串忙碌而又豪迈的跳音。想想看，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趁着阳光明媚，秋高气显而易见了，一定是人欢马嘶，手舞足蹈，不用跳音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说明广大社员对公社——也就是“国家”——憨厚的、痴迷的、一竿子到底的、无条件的爱。王大贵在吹，说得高级一点，在演奏。他拚了命地吹，竭尽了全力。因为用力过猛，好几次都失声了。可以想见，他的十个手指头这会儿正像扑灯的飞蛾，啪啦啪啦地颤动。王大贵肯定是在用他的曲子送他的女儿了，希望三丫到了阴间好好劳动，不要忘记了送公粮。既然大贵卖力气，那就听着吧。挺好听。一边吃鱼，一边纳凉，一边听曲子，这样的好日子哪里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千年的光阴不能等，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谁能想到王家庄会有今天？谁也想不到。王家庄就是天堂。
　　　　但王家庄到底不是天堂。王家庄只是王家庄。就在当天的夜里，在凌晨，所有的人都还流淌着口水、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大地突然变成了水，波动起来了。波动起来的大地再也不像平日里那样厚实了，一下子柔软得要命，娇气得很，像小嫂子们的肚皮，十分陶醉、十分投入地往上拱。这一拱王家庄就醒了。即刻明白了过来，地震了。但只是一会儿，令人陶醉的波动顺着大地的表面去了远方，“嗖”地一下，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再也无迹可求。人们冲出了房门，不少社员顺手操起了锄头和扁担。他们在等，等它再来，他们要和地震作最后的搏斗，有种你就再来。而那些睡得太死的庄稼人并没有感受到大地迷人的扭动，他们黑咕隆咚地站在地上，心里头只有遗憾，反而憧憬起来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地能再波动一次，他们就是想看一看大地是如何像小嫂子的肚子那样不要命地往上拱的。
　　　　人们彻底失去了睡意。在漆黑的夜里，他们扶着钉耙，还有锄头。他们开始讨论了。王瞎子已经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王瞎子呢？王瞎子四处走动，对他来说，黑夜和白天是一样的，反而方便了。王瞎子到处发表他的权威性的看法。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湿漉漉的凌晨传来了吴蔓玲的声音，她的声音在雾蒙蒙的水汽中特别的洪亮。吴蔓玲的讲话时间并不长，提纲挈领，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是警告。她警告了王家庄的敌人，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那将是徒劳的；第二则是祝贺。吴蔓玲热情洋溢地告诉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他们在与地震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吴蔓玲从全局出发，对抗震工作做了全面的展望，她告诉王家庄的社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最后的胜利属于谁呢？当然是王家庄。
　　　　和以往一样，吴蔓玲在高音喇叭里说得最多的其实只是一样东西，那就是“胜利”。吴蔓玲这样说，显然带有王家庄的特色了。要是细说起来，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吃的，穿的，喝的，这些东西都很要紧。然而，在胜利面前，这些东西就次要了，它们是附带的。人们要吃，要喝，要穿，首先是因为胜利就在前面。你不吃不喝，你就走不到那里去。同样，你光着屁股，走到胜利的面前你也不体面。“胜利”是什么？胜利就是结果。反正什么事情都是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