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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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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
按国际上通用的方式，职业俱乐部与每个队员的合同是互相不串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价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要求都不一样，这些都不是球员与俱乐部面谈的，都应该通过中间的经纪人。我们国内目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中国足协统一发下来的，全国统一，千篇一律。这其实是非常笑话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同怎么可能一样呢？
合同是保护俱乐部和球员双方利益的，并不是一方约束另一方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学习，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最近郝海东要联络去英国踢球，我与他谈起此事时他说中间人告诉他，应该签订几个合同：一关于订下多长的时间，二是本身的价值，三是出场费及生活费用等。甚至具体到什么地方什么消费由俱乐部付，什么事情自己负责，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双方都谈得满意，才能够顺心工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先小人后君子。但是我们却通常是先什么都好，到后来是什么都不好。
另外，合同签好后，便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不得违反。每个人都对俱乐部负责，因此双方利益一致，只有集体好了，自己才能好。当某位球员违纪，伤害了集体利益，俱乐部对他进行制裁时，球员们不会有一个人去帮腔，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不像我们这里，互相之间讲哥儿们意气。其实他们不懂得这种行为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李辉与古广明是中国球员中比较早一批去德国踢球的。他们回来后说，训练时老板们明确告诉他们，集训中受伤后的药费要自已承担。但是如果因为怕受伤而在训练中不去拚，你便选不上主力阵容了，没有出场费，收人便更少。李辉有一次在训练时受伤了，俱乐部老板平时对他非常客气，关系好像很融洽，但一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却说，按合同去做。李辉说，我们在国内时不是这样的。老板说，我们签的合同便是这样的。
讲到申思要求转会的问题时，郁知非对我说：“申思问题，根宝你考虑一下，是否用他当主力？”我说：“郁总，打不打主力我不能打包票，这是竞争机制的问题。这两年来我也没有少用他。他提出转会，我的意见是希望俱乐部能留住他，留下来后我要训练他，让他符合我们队的打法要求。”当时李晓和陈伟也提出转会，他们想去浦东队。我说，他们两个目前在队里打不上主力，根据他们的年龄，我想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接下来话题又转到目标的问题上。他们问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考虑？我说，我们教练组已经考虑过了。第一，甲A联赛保三争一；第二，足协杯争取好成绩；第三，亚惧杯争取好成绩；第四，室内五人制比赛冲出亚洲。在这4个目标里，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是重点。五人制比赛尽管与大球没法比，但毕竟也有个冲出亚洲的问题。后来，我们在取得全国第一后，在亚洲赛上又先后战胜了日本、韩国和香港队，取得了进军西班牙参加世界五人制足球赛决赛圈的资格。
2。在公开的签约仪式上，高佳突然提出不能签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中花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集体签约仪式。惧乐部请来了上海各大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过去签约都是俱乐部到队里与球员单个签，这次却搞得轰轰烈烈。正在参加集训的国奥队球员不在上海，也让他们的家长来代签。
集体签约那天，成耀东因病没有到。实际上他还是对合同有看法。事先俱乐部还向队员们讲好，那一天谁不来签就不签了。这种方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妥。
高佳在签约的时候发现，他的工资是1500美元，比去年只长了500美元。
高佳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球员都是比较老实的。但当时他就对我说：“徐教练，瓦洛佳到广州去定的工资是2000美元。他是上海不要的球员都有2000美元，我怎么还不如他？今天我是不是暂时不签？”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高佳要是不签，场面就难看了。正说着，电视台的记者围了上来。高佳的工资是我定的，当时我定好后没有跟他谈。我以为给他长500美元已经是很可以了，但我没有想到他会拿瓦洛佳相比。
我告诉郁知非，高佳不肯签，认为1500美元太低。如果他真不签的话，场面会是很难看的。郁知非听完很不高兴，可能是责怪我的工作不细。我又说，是不是给他长到2000美元？
郁知非同意了，说：“可以，可以，你让他快签吧。”我便过去对高佳说，老板答应你2000美元了。他说合同上要改一改。我说“现在打字已经来不及了，记者们都在看着，你还不相信我？”他听我这么一说，也就签了。
这些做法都不是很严密、很完整的。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有经纪人，俱乐部不跟他们谈合同，而是对经纪人谈的。我想，当时我们的这些做法还真是初级阶段。
签约结束了，全队只缺成耀东一个人。我当时对成耀东的态度是冷处理。成耀东可能有其他要求，如要高工资，要车牌照，要特殊照顾。如果他实在不想签的话，就让他回去。
成耀东后来说，他没有到场签约是因为有病，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他对这种签约的方式有看法。其次，他认为他的条件还没有谈好，可以不签，所以那天没有到。从这件事至少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先进的。后来；个法国外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来后，在条件还没有谈成之前，在签约之前，根本不参加队里的训练，根本不参加队里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此时他们还不是队里的人，直到签约后才与队里一起训练。
瞿郁明后来与成耀东谈了话，达成了协议，成耀东也签约了。
第一年我们的工资是内定的，没有商量余地。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我的工资从；000元加到4000元。范志毅因为在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时打进了关键的一个球，俱乐部加了奖金，并另加了1000元，加起来他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后来听说大连万达的球员工资拿到了6000元，而我们的队员才拿3000元，大家感到非常不满，但是合同已经都签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他们在1996年签约前提出了不少要求。
3。一万美元，把我吓退了
1996年我没有像1994年和1995年那样亲自去俄罗斯寻找外援，是因为上海市足协联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二队来上海打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看上了其中的球员，可以买下。当时要挑外援不仅是我们队，还有豫园队和浦东队。泽尼特队计划打两场比赛，第一场对豫园队，第二场对我们申花。
尽管他们是二队，但有的球员能力够得上我们甲A的水平。经过两场比赛以后，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里选了两名队员，一个就是以后留下的拉德，另一个后来转给了厦门的米莎。其中1995年的外援我们放走了莎莎和瓦洛佳，只留下高佳一人。我们有5个外援名额，定了3个，还有两个名额，但当时挑不到好的也就不勉强补丁。
我们还有的2个外援名额，俱乐部已经通过经纪人去法国找了。记得从法国寄来六七份材料。当时我对郁知非说，外援的选拔首先是水平要高，其次是还要根据位置的需要，还要看能不能融人我们的风格。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选的拉德和米莎，尽管在能力上比其他队员看上去略差一些，但在位置和风格上与我们队相吻合。他们在昆明体测都在3300米以上，尤其是拉德，在比赛中敢抢敢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管他叫“劳动模范”。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在米莎和拉德两人中选一个，最后选了拉德。金志扬也来问过我，你们留不留拉德，你们不要的话我们想要。
1996年的选外援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正在这时，乌克兰有一支球队在柳州参加邀请赛并得了冠军。从柳州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乌队中有一两名队员非常突出。我立即打电话问在那里参加比赛的天津队助理教练左树声。他讲到其中有一个踢前卫的7号，速度快，控球好，还能得分。他说：“徐指导，你能把这个球员挖过来，今年的全国第一，还是你们的。”
我一听觉得奇怪，既然那么好的队员，你们为什么不挖？
左树声说：“我们想挖，但挖不起。我们最多出3000美元一个月，太阳神队也要挖，他们肯出6000美元，也没用。”看来，真是“好货不便宜”啊。
乌克兰队打完邀请赛后，马上飞南宁与大连万达队比赛。我马上向郁知非汇报，让小桑去南宁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可能的话，让他去与那位队员接触一下。
桑廷良与翻译小陆悄悄去了南宁。在那里桑廷良看了一场比赛。不巧的是，这场比赛这名球员只打了一会儿便被换下场了。乌克兰队显然对比赛不太重视，上了很多替补队员。
桑廷良经过与这支乌克兰队接触后才知道，这是支乌克兰联队，成员都是在各俱乐部中效力，联队的教练正好便是那个7号所在俱乐部队的教练。桑廷良与7号联系了，7号说，你去与我们的教练说一下。桑廷良又找到了教练。那位教练说，这个队员月工资，起码要1万美元。
对于当时的中国足坛来说，1万美元实在是个天价了。1996年高佳的工资才2000美元，按当时国内的“行情”，外援的水平到3000美元便封顶了。桑廷良一听吓了一跳。这1万美元还不包括转会费和租借费，真是太高了。桑廷良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后，我觉得没有戏，便要他赶紧回来。桑廷良却说：“最好你出面再去与他谈一次。”这个队员挺中的，但他身体和气质都好。他们正好从上海飞往莫斯科，在上海过夜，住在普陀区的江苏饭店。
乌克兰联队是下午到上海的。他们晚上肯定要出去买东西。那时正好是冬天，天非常的寒冷。我通过联系，约好夜里1点与他见面。
在江苏饭店的大堂里等了不短的时间，7号来了。果然，确如桑廷良所介绍的，他壮得像小中，身材不算高，1米76，但一看就像是天生的足球运动员。
在与我谈话时，7号倒并没有什么牛气，也许他知道我这个主教练亲自出马了。我们先唠家常。我问他踢过什么队，对上海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是从南京到柳州再到上海的。他感到上海非常好，我想，他转的地方，也就是附近那一带，淮海路、南京路、虹桥还没有去，如果多做点工作没准有戏。我说申花是去年中国的冠军队，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你喜欢上海吗？
他说喜欢。我说我们很希望你到上海来踢球，他耸耸肩，似乎表示无所谓。
我还不太相信这1万美元是从他的嘴里说出的。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俄罗斯，1万美元也能找到很好的球员了。于是便说，我来这里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到我们队踢球。我们能否谈一谈你来踢球的问题？
他说他和俱乐部的合同要到4月底结束，当时我一听就像一盆冷水浇了头。因为我希望他能在我们去昆明冬训之前就到队里来。现在想来，真到四五月份来也不晚的。法国的几位外援也正是要这个时候来。
他还告诉我说，他的月收入要1万美元。这时我才算是真正从他嘴里听到了。他接着说，是转会还是租借，还要与俱乐部商量。你最好找我们的教练去谈一下。
他又对我谈到：“我的家属也要来，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到时候你让我们住什么地方？”当时我们的确还没有考虑外援住地的问题。莎莎的家属来，是住在邻近的上海体院宾馆里，吃饭时他们都跑到基地在江湾与我们一起吃。每天三次，莎莎骑着自行车带着他的夫人来回跑。1995年高佳的夫人来探亲，才住在白玉兰宾馆。1996年高佳的夫人来上海长住，是住在惧乐部在江湾体育场边上租的一个两房一厅的普通民房里。
当时听他提这么多条件，我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在我去之前，我还听说有个11号也不错，便问他11号在不在？他便把11号也叫来了。11号开口也要1万美元。我再问一个中卫5号，他说也是1万。我便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你们教练是不是给你们串通好了？怎么全是1万美元？
确实在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现在想想，如果当初真的能谈下来的话，情况也许不一样了。好的外援在队里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1996年大连万达队找了佩莱和斯文森，万达队实力明显增强。
后来听说几个法国球员的工资，也都是在1万美元以上，我有点后悔了。桑廷良一直说，那几个乌克兰球员水平绝不比三个法国球员差。乌克兰外援的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4。三名法国外援，带来新问题
5月，三名法国外援到上海了。一个叫佩雷斯的曾踢过法国国家队，布雷和加西亚则在法国甲级队踢过。
法国外援来了两三天后，经过检查，佩雷斯的腰不好，要回去开刀，7月份以后才能来。当时，我对这个小个子球员也没太在意，直到他来了后才知道，佩雷斯的作用很大。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一年我们的运气实在不好，如果当时乌克兰7号来了，再加上佩雷斯，我们肯定会强了很多。
那位法国前锋加西亚是有能力的，布雷是后卫，也不差。法国外援来了后，提出的条件是不住队里，吃住都要在南京东路上的海仑宾馆。这也就意昧着他们把申花队两年多来对外援的规矩全给打破了。法国球员还要求三顿饭都在海仑宾馆，但经过我们协商后决定，上午训练完后他们中午在队里吃饭，晚上训练后才回饭店。
过去俄罗斯球员在队里，与我们都是同吃同住，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并没有什么特殊。法国人在江湾吃午饭，提出必须要有生的西红柿、黄瓜和青椒。
高佳与拉德过去吃饭时都是在一个桌上，这时增加了法国人布雷与加西亚。平时高佳每次都是最先到餐厅的。这天他一进来，见桌上有西红柿、黄瓜等，便叫了起来：“噢，法兰西！西红柿，黄瓜，啊！”那种感觉，又有高兴，又有讥笑，还有情绪。他认为因为来了法国人，他才有这许多新鲜蔬菜。
同样是外援，有区别后肯定会有矛盾。拉德后来也找到了我，说他也要住宾馆。
我说，你一个人住什么宾馆？他双手一摊说，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我为什么要住在队里？最终我们双方达成了协议，允许他在每周比赛前，可以在白玉兰宾馆自己点一顿晚餐。比赛后可以在白玉兰宾馆住一个晚上。当时高佳住在队里，放假时，只有我和他在队里作伴，还有管理员小陈，整个基地就2个人。他有时晚回来还要敲小陈的门。太晚了叫不醒，他便自己爬上来，也挺可怜的。现在的外援都是住宾馆，大连万达队的外援更是一人一幢海边别墅。
法国人与俄罗斯人经常会对比，好在这种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工作。也许是外援的“法制观念”比我们强，签好了合同就要遵守。但我看得出，高佳心里不太舒服，有时在我面前流露：“啊，法兰西，海仑！”好在我的威信在，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
经过外援的调整后，我们第一轮的成绩是20分，比1995年拿冠军时的第一轮成绩只少2分。进球1995年第一轮是23，这一次是21个，也只少两个。
应该说，我们上半年的成绩还是不差的，三个外援的能力确实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甲A球队来说，好的外援，确实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讲今年的山东队的3个外援就非常起作用，守门员加强了后防线，中场过去粗糙，现有了14号，灵活多了。而21号前锋有速度有拼抢，非常硬朗。
1996年大连万达有佩莱和斯文森，1998年我在万达队的时候，有汉斯、金斯和内梅切克，最为明显的是国安队。这几年国安队全是靠3个外援打天下。今年一度不行，后来把卡西亚诺召回来，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我在中花的三年里，1994年、1995年与1996年相比，1996年在外援身上花的代价最大，外援测试的人数也最多。1995年莎莎、高佳和瓦洛佳，只有瓦洛佳作用不大，但是其他两人作用太大了。好在1995年其他队都没有外援，大连万达队几乎没有，只有我们和广东队有。
1996年外援各队就招得多了，但是我们申花队1996年的外援只是在法国球员来了之后，才算到位了。应该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加上拉德和高佳，这5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太短，法国人5月才到，佩雷斯下半年才打比赛，在时间磨合上不够。
法国的外援打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0比2落后，我调上佩雷斯，队伍马上打得很漂亮，后来扳成3比3。另外在对澳大利亚联队，对天马一和队时，也是佩雷斯和布雷打得好。加西亚虽然打得慢，但他能够拿得住球，也有作用。
回顾这六年以来，申花队的外援与全国相比，不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就像今年的大连万达队。
寻找外援的工作并不是有钱就能行，与队伍的风格融合才是最为关键。万达队找北欧的，身体壮、粗矿，与大连万达队的队员情况相同，北京国安找南美的，个头、球风与自己差不多，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
5。足球有时说不清
1996年甲A联赛，我们没能如愿蝉联冠军。在争夺冠军的道路上，我们与大连万达队一直咬到最后第二轮。其中我们数次有超过的机会，但是一直没有把握好，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七连平”的一段战役。
如果说1995年夺冠我们一开始准备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1996年的联赛，我们一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场我们大放异彩，主场3比0大胜气势汹汹的四川全兴队。这场球我们打得真是漂亮。原来我们担心可能实力下降，担心外援能力可能不行，但这场比赛后我们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空。大家认为我们的水平，绝不比1995年差，我们似乎在激情不减的情况下，比1995年踢得更理智。当时所有的上海球迷都认为，1996年申花还能拿冠军！
第二场在昆明客场对八一队。为了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我们差不多提前了一周，并带了自己的厨师奔赴昆明的，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世博大酒店住了一夜，陈良宇副书记请全队吃了一顿饭。吃饭期间他再三叮嘱我，到高原后第一天不要动或者少动。这是根据他从多方面了解到的有关高原地区的经验。他还告诉我，胡耀邦同志当时去西藏，到了拉萨以后当地人劝他先休息一天不要工作，但他不听，下了飞机马上工作，结果来了高原反应，病倒了，第二天就送回去了。我对陈副书记说，昆明我们常去，体育运动的高原反应与普通人还不同，完全不动还不行，但你说的少动还是对的。他说，根宝，我和匡迪同志也谈过此事，希望我们认真对待高原反应。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要记住啊！”
第二天我们到了昆明后，基本上是听从了陈副书记的提醒，结合运动队在昆明高原训练的经验，我第一天在慢跑、做操后，主力队员基本上自由掌握活动，上一场没有上场的替补队员加强了一些对抗训练，也只是小范围的抢截训练。
由于八一队第一场赢了国安队，我们又是去年的冠军队，因此大家对这场比赛挺关注的，再说我们提前近一周到高原，特别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专门委托云南电视台拍我们在昆明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第一天，他们把我们跑步、做操以及对抗训练的场面都拍了下来，第二天，在当天晚上的体育新闻中播出来，并解释说，为了打好对八一队的比赛，申花队到达昆明的当天，徐根宝就带队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大运动量训练，这个报道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周日，我们与八一队的比赛，先赢两球最后被八一队以两个角球扳平，到手的胜果丢了。
回到了上海后，第二天上午，俱乐部便通知我去郁知非的办公室。到了那里后我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两人在等我，一脸的严肃。沈立恭说今天找你谈这么几件事。第一，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临走前陈副书记所说，到高原后要先休息和少练的提醒？我说我们的量已经是很小了。他说中央电视台已经报了，你们进行了大运动量训练。我说这里面是有出入的。第二，定位球的训练一直是个问题，你们昨天却输了两个角球，你们总结了吗？
沈立恭还说，陈副书记一再让我关照你，不要把他作为上海的领导来看，而应该把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意见。
我们没有拿下八一队非常可惜，在最后关头场上确实出现了队员体力不支的情况，而且也更如陈副书记所说的，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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