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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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没有因为外国教练的到来威胁我的饭碗而影响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条，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这是硬道理。
　　外国教练执教申花队，已经成为申花队明年工作的现实。这个问题当时全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练还没有认识到，队员更不清楚。
　　当然，1996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七连平后，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我只知抢逼围，没有技术。甚至说，申花队要再上一层楼，必须请高层次的教练。就像郁知非在我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申花队要坚持枪逼围，又要补充新的内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变成四不像，当年国奥队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队一段成绩不好，1996年七连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深深体现到，要想得到完美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去追求，我决不会后悔。申花俱乐部最终还是决定请外国教练了。
　　整个赛事结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经明朗化了。俱乐部想用外国教练替代我，让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的教练来会诊，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后来我到松日队还获知，德国教练维也纳在下课后也曾被请到上海，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半天的面试。看得出，请外国教练的方针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稳获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约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话。李毓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反问道：“下一阶段领导有什么安排吗？”李毓毅说：“用外国教练基本上定下来了，这你也知道了。我们想，在用外国教练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这三年来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上海领导和你们体委的支持、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关系还在国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乐部考虑到要换外国教练，其实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阶段就有预感。职业球队换教练是正常现象，我不会因此而影响任何工作，外国职业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对中国教练的真正考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金主任说，你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很好的。他说，从上海市领导、俱乐部到我们体委，都希望你还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职务上要么给你在俱乐部挂个名，如俱乐部副总经理；第二，你可以在队里挂个总教练，工资待遇不变；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队，你就带上海市全运队。
　　我说，如果真的请了外国教练，我再跟队不是很合适，怕影响主教练的工作。我挂申花头衔，光拿钱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运会队伍，但我不亲自带，让一个年轻教练带。李毓毅说，你如果搞全运会，钱可能就没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再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江湾的当天，郁知非亲自到基地找我谈话。他很坦率地说，根宝，我们相信外国教练，但是现在没有找到好的。你先别走，万一我们找不到，主教练还是你来当；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方案：一，外国教练来，但你当主教练，他负责训练工作；二，你当总教练。郁知非还是想让我留在惧乐部里。
　　我说，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队里，因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总教练，但与队里的主教练都有矛盾；第二，一个教练在一个队确实不能呆得太长，时间长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间缺乏新鲜感。换个教练，让他们接受点新东西，对队员或许有帮助。郁知非认为我讲的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乐部既然已经决定请外国教练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经过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加上此时松日俱乐部盯得很紧，国安惧乐部张路总经理也找我谈过话，并几次打来电话，我想，我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还未完，联赛虽然结束了，申花队还要访问韩国对大宇队比赛，还有年底在西班牙进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赛。
　　12。在静静的楼道里，默默地告别申花队
　　我的离去没有来时那么地轰轰烈烈。当一切都定下后，俱乐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申花队三年，无论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环境，还是惧乐部让我工作的小环境，都给我实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与俱乐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谢上海的各级领导、申花俱乐部和上海的广大球迷关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结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将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和训练好队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赛。
　　世界五人制足球赛还是让我带队。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召开最后一次全队会议。我说：“尽管三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改进了很多，但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与别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遗憾没有把你们错误的动作都改过来。我希望你们今后把好的东西留下，如果丢了士气，丢了作风，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谢大家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全队离开赛地莫西亚小城飞往巴塞罗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乐部报到，因此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
　　在巴塞罗那机场，我与教练班子、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这样，不善言谈。虽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从一双双手里感觉到彼此对过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这时队员已经放假了，江湾基地空无一人。
　　我走进楼里，楼道上空荡荡的，惊起一阵阵脚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难以平静，队员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着，耳边响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声。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当我关上门时，初冬的上海已经刮起了北风。训练场上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尝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压在我心头。再见了，江湾！再见了，上海！我深情地与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道别。
　　第五章　松日是一道坎
　　1。潘苏通悄悄到上海
　　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有趣。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10月6日申花队在上海主场迎战松日队。10月3日，我忽然接到了利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利彪是广州《足球》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还挺熟的。
　　那时他已经离开足球报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但我还不知道。
　　我便问，你今天想采访些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足球》报了。那你在哪里？他回答说已经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
　　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这个时候去与松日俱乐部的人碰头，怎么说也不太合适。利彪也许是猜到了我的心思，打着哈哈说：“老朋友啦，见个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后来我到了松日惧乐部工作后，俱乐部人士告诉我，利彪打电话，还真有点起因。松日队原来聘请的德国籍主教练维尔纳，因为上任后战绩不太好，弄得松日队快要降级了，因此惧乐部决定将他撤下，换上了张宏根。维尔纳被松日惧乐部解聘后，一时没有离开广州。也就在这时，他被邀请到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3个多小时的答辩。回到广州后，维尔纳对松日俱乐部的人士发牢骚说，把我召到上海去答辩，完了后就让我回去，最后连个电话也不给……利彪打电话，正是从维尔纳的牢骚中，闻到了上海在考察外国教练，可能有请外教的意向。他们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根宝就可能离开申花，于是便来动我的脑筋。
　　利彪到了上海后，马上打电话，说要与我见面。正巧我不在队里，他便让桑廷良留了电话。
　　我回队后给他回了个电话。问他有什么事情？
　　那时候，松日队如果最后三场都赢了，还有保级的可能。但如果输给我们的话，就降级无疑了。我还以为利彪此次来找我，是要谈有关周日我们之间比赛的事。他忙说，不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说什么事情？我不太喜欢兜圈子。他连说没什么事。我便说，如果真是没什么事，那咱们局日比赛后再见面。周日的比赛，咱们都好好打。他说，这没问题。接着，利彪告诉我说，他们老板来了，他说你是全国最好的教练，对你的印象特别好，想跟你见见面，交个朋友，聊聊天。
　　我说那还是比赛以后再定吧。如果比赛申花队赢了，就碰个面。如果是打平或者输给你们，就不见面了，否则被人看到会引起误会。
　　这场比赛申花队以2比0赢了松日。我回到队里刚洗过澡吃完饭，电话铃就响了，是利彪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面？我想，球也赢了，即使被别人知道也没什么问题，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我们约好晚上10点半在离江湾不远的兰生大酒店会面。
　　我没有见过潘苏通，当见到他时，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松日集团的老总。他看上去也就30出头的模样。我说，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好年轻啊。利彪在一旁介绍说，现在广东的企业家老板都是这么个年龄。
　　潘苏通言语不多，但思路敏锐，很精干。也许当老板的讲话都很坦率，没有拐弯抹角。短暂的客套后，他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利彪约你时，我还担心你不肯来。你能出来是给我面子，谢谢你。我们是做生意的，说话办事都讲个实在的。今天请你出来，有点冒昧，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我们松日队要降级了。”说罢这些，他看了看我，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话让我没有准备：“我们想请你来松日队执教。我们知道很难请动你，今天只是大胆开这个口。”
　　利彪说老板要见我，与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否则谁有空千里迢迢跑来与你聊天？但没有想到他要我离开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阶段在申花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要离开？这些日子关于申花明年准备请洋教练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心里真烦着，现在给他这么一提，总觉得不太舒服。
　　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潘苏通接着就介绍了松日集团的发展情况。等他讲完后我才说，利彪打电话说只是聊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直率地邀请我去。说实话，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还真没有考虑过，申花俱乐部也没有与我谈过。今天是作为朋友交谈，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请，我很感谢。后面还有比赛，申花还没有确定最后的名次。如果我们最后三场都输，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赢，大连队再输，我们第一还有希望。现在的名次还没有明朗，我想，还是先把比赛打完后再考虑吧。
　　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潘苏通的邀请。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在国内很风光的教练，带领的又是甲A的强队，现在让我去摘什么甲B，觉得有点大材小用，还真有点想不通。当时的甲A教练去甲B，绝不像现在这样正常。再说，对留在申花我还抱一丝希望，还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这次谈话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握手告别时，潘苏通说，今天只是随便聊天，以后再多联系吧。这次见面谈了约1个小时。当我开车离开酒店江湾基地时，心里并没有多想。
　　2。国安与松日，我终于选定南下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还没有最后定。这段时间松日队与我的电话不断，我也很认真地与他们谈着各项条件。
　　3。签下台同，潘苏通鼻子突然出血不止
　　我正式决定离开上海去松日，是在不久后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和足协秘书长胡康健找我谈话后。他们找我谈话，“正式”透露了申花队明年可能请外籍教练，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考虑了半天后说，如果让我当主教练，我干。如果不干主教练，我就离开。我不愿意对新上任的主教练和队员有什么影响，我的性格也决定了不可能干那种在别人手中讨饭吃的活，我害怕别人对我怜悯，这种施舍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徐根宝再落魄，也还没到这个份上，请我的还大有人在。自此，我在申花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11月11日，申花队在汉城打完与韩国LG队的友谊比赛后，郁知非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你离开申花队要惊动多少人啊！
　　他还告诉我，申花惧乐部宣布我离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11月14日，也就是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我听后没有说话，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言的滋味。不管怎么样，我在申花这三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申花队给了我重振旗鼓的机会，我也没有辜负俱乐部和家乡人民的希望。当真的要离开为之奋斗并取得一些成就的家乡时，那种心情是别人无法体昧的。我虽然一生在外漂泊，东奔西走早巳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软弱的孩子，有一种被别人抛弃的感觉。我甚至默默地对自己说，申花，我终将回来，以我的实力让你们再请我回来。
　　11月14日，在申花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俱乐部向新闻界正式宣布我离开申花队的消息。我记得参加那次发布会的记者很多，尽管大家在事先都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消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对我的未来非常关心，都问我将去哪里？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我还是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我的去向在上海的南面；二，我去的队不会同申花队比赛。据此，他们已经猜出我的大致去向。那次新闻发布会给我的印象挺深的，当会议结束后，许多以前一直攻击我的抢逼围、对我好像也不够友好的记者，跑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一些道别的话。那时候，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是足球扭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一旦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我们之间竟可以变得那样轻松，像朋友一样愉快地交谈。
　　15日，潘苏通从广州飞来上海，一个人悄悄地住在新锦江大酒店。我们的这次谈话就更加直截了当。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就达成了最终协议。由于在此之前，我与潘苏通和俱乐部人士的电话联系没有断过，话题早已牵涉到假若当教练，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拥有的权利，以及我的待遇等问题。因此这次在新锦江的谈话，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了。那时，潘苏通还要让我当副总经理，他说，当时的总经理古广明的合同大约明年3月就要到期，到时候他要我担任总经理，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我。
　　谈判很顺利地结束了。我们两个当即就在房间里摊开合同签字。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祝贺的人群和香摈酒，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枝笔，就在合同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后，潘苏通的鼻子突然出血了，大量的血从鼻子里流出。他几次跑去洗手间用纸塞住鼻子，但仍然流血不止。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是不是上火？”
　　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心想，潘苏通是不是太兴奋了？
　　后来潘苏通到美国后，有一次与人谈起这事，说他不明白那天与根宝签字时鼻子为什么会突然出血，因为在生意场上签字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位先生对他说，那个人（指我）的命硬，压过了你。后来潘苏通告诉我说，我们两人的命都硬，但你压过我。我当时听了一笑了之，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在松日冲击甲A成功后，有报纸写“根宝命硬，松日大难不死”，看来，我的命确实够硬的。
　　4。王后军突然“辞职”，蔺新江紧急“补位”
　　自合同签字后的那一刻起，我便是“松日的人”了。我的目标是冲甲A，这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人家不会花那么大力气请我。潘苏通给我的职务是惧乐部副总经理兼主教练。球队一切的一切，从队员到教练班子全由我组织。
　　尽管与松日惧乐部签字了，但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申花俱乐部，因为还要带队去西班牙参加世界室内五人制足球赛。申花队是亚洲区唯一获得进人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俱乐部要求我打完这个比赛后再离开。播苏通的意思，我先把班子搭好，队伍先去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