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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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到，只是一连地称“是”。居正把自己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完全提出。
　　还有一次关于居正进讲的事实，在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神宗十四岁。神宗早些时在习字的时候，进讲官写好太祖底《大宝箴》作为影格，居正看见便说：“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关切。皇上不仅是摹写，还要能背诵；不仅是背诵，还要能讲解。”
　　随后居正进《大宝箴注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华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来，高高地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居正站着，神宗把全文高声背诵一遍。背诵以后，居正再行讲解，关于《大宝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后讲到“纵心乎湛然之域”一句：“这不过说人应当虚心处事，”神宗说。
　　居正拱起两手称贺说：“正是虚心两字，可以解释这一条的意义。人心所以不虚的原故，全是因为私意底混杂。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后，水便不清；镜是最明的，蒙上灰尘以后，镜便不明。皇上只要涵养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镜、止水一样，自然好恶刑赏，无不公平，万事都办好了。”（奏疏十一《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
　　居正对于神宗，正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一样，利用一切的机会，要把自己底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学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迈进，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喜悦。然而他忘去学生只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底无限的光精，同样也有人底必然的缺陷。何况神宗是世宗底孙子，穆宗和李太后底儿子，在他底血管里，正动荡着倨傲，颓废，和那委曲迁就，伺机图逞的血液！
　　神宗在讲官们底教导中，逐日成长了，但是小学教师底眼光里，只看到一个驯伏听话的学生。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失于检点地竟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没有看到。
　　性质倔强的人，遇到压迫的时候，常会感到非常的烦闷，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时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师长底压迫以后，便对弟妹发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猫，也得踢一脚，这是方向的移转，发作还是发作。神宗对于居正，真是恭敬到万分，慈圣太后要他这样，他能不恭敬吗？还有司礼监冯保呢！这是管理宫内一切事务的人，慈圣太后都听他底话，自己更得听话了，神宗称他“大伴”，连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称居正为“先生”一样。小小的心灵，对于“大伴”已是非常地悚敬，何况在文华殿的时候，连“大伴”也肃然地站在那里，自己能不用心听话吗？居正讲到国家大事，“大伴”又那样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要得仔细听啊！”于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庄严，神宗驯服得和小羊一样。
　　但是神宗常时感到异常的烦闷。十岁的时候，慈庆宫后房毁了，御史胡涍请放归后宫宫人，内称“唐高不君，则天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经过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得到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十二岁的时候，内监张进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弹劾，神宗勃然大怒，认为言臣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欺蔑皇上。（书牍六《与南台长》）十四岁的时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盗“缚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认为抚按处罚太轻。居正说：“盖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故以失事为可道，而以隐匿为深罪也。”（书牍八《答操江王少方》）居正看到神宗因为自己年幼，常时痛恨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没有豫料到这和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样的心理根据。
　　经过隆庆六年的政变，居正所得的是国家的重任，同时他还得应付慈圣太后、冯保和神宗，——这三位不能轻易应付的主人。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政权落到居正手中了。他底志愿，是把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他还记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内阁中的斗争，愈演愈烈，自己底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两句偈语：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他对于政治的认识，是只有把握，没有放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现在是他底时代了。万历元年，他曾讲到这时的心理状态：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书牍五《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他认定嘉靖年间的废弛，和隆庆年间的混乱，一切的症结只是纪纲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饬纪纲。明代掌握政权者底武器是京察，京察底大权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肃官常。就在隆庆六年七月间，居正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责令自陈。京察终了，十六日神宗下诏戒谕群臣，这是居正底手笔：朕以幼冲，获嗣丕基，夙夜兢兢，若临渊谷，所赖文武群臣，同心毕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勅保�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书》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尔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百尔有位，宜悉朕怀，钦哉故谕！（见奏疏二《戒谕群臣疏》）
　　在举行察典的当中，居正对于“以言干政”的人，确实去了几个，他自己也说“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居正自有相当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张佳胤的书中，引用韩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后来《与南台长书》（书牍六）又言“或曰，‘某为新郑（高拱）之党，不宜留之。’或日，‘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纷纷借借，日引月长，甚无谓也！”他在当时，曾把自已底主张和杨博说起；后来又和李渐庵说：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铨衡者，每杂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云“乏才”，误矣！仆之浅薄，虽不足以与知人，然一念为国之公，实无所作。故自当事以来，谆谆以此意告于铨曹，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管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用三驱以显比，悬一镜以虚照，故一时群才，咸有帝臣之愿。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一一而吹之。第恐人乐混同，必有以为刻核者。然非是无以考成绩而亮天工也。（书牍五《答冏卿李渐庵论用人才》）
　　居正进用人才，要求“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是为的国家，但是何尝不是为的士大夫。但是从那一群不能办事、履进履退、坐食养望的人看来，便是刚很刻核。直到万历四年，居正已经当国五年，大众还不能体谅，居正曾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尽管隆庆六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万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甚至永远不能体谅，但是居正抱定决心，为国家担负这一个重大的责任。他底待人是“旁求贤哲，共熙帝载”，（书牍四《答杜晴江》）他底自称是“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同卷《答郧阳巡抚凌洋山》）忍耐，忍耐！这是他从徐阶那里学到的秘密：徐阶忍耐着应付貌合神离的同僚，居正忍耐着应付千头万绪的政局。七月间举行京察，上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尊号。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赶到大峪岭，“周视山川形势”。（见奏疏二《山陵礼成奉慰疏》）烦真是烦极了，居正还忍耐着。
　　居正准备实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实行大政。他们读过圣贤之书，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们要行王政。他们还记得建文帝在位的时候，烽火已经照遍南、北二京，皇帝还和方孝孺这一群人讨论周礼应门、皋门底制度：固然那一次还是失败了，但是现在是太平时代，为什么不可以再试一下？然而居正底行为又使得他们失望了，他们甚至公然说道：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底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
　　居正听了以后，只是一笑道：“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到万历七年，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维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理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居正对于国事的认识，是富国强兵，但是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谈尧舜，谈周孔。居正便提出尧、舜、周、孔底议论和他们辨难。他们有时谈到宋朝周、程、张、朱底主张，居正便不客气地认为“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余谈”。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没有公开喊出，只是说，“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事实上，居正还是感觉很大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在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世宗时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时代，又因为内阁中的斗争，几个名臣底力量，都浪费在正负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说过；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文集十一《杂著》）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譬人元气充实，年力少壮，间有疾病，旋治旋愈，汤剂针贬，咸得收功：元气衰弱，年力衰惫，一有病患，补东则耗西，实上则虚下，虽有扁卢，无可奈何！（同上）
　　幸亏隆庆末年的积弱，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境界，这是一个关键，居正决不能放过。他正豫备实现自己底主张：“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同上）
　　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一件事：富国是中间的过程，强兵是终极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居正当国之初，在军事方面，广东广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断起义，情势固然相当严重，但是这些无关国防。重点只在北边，这是对于鞑靼的防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底事情已经确定了，接后，吉能、切尽台吉这一群西部首领底贡市又告成功。北边是安静了，但是居正始终只认为这是停战，不是和平。他永远主张“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他认为对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书牍三《答吴环洲策黄酋》）大杖始终要握在手里。他底计划，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说过：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强兵而务为去兵，则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故愿公留意焉。（书牍三《答王鉴川言边屯》）
　　这还是隆庆五年的事。居正对于北边的国防，永远没有松手。但是他对于一般人谈守边设险的计划，总还不能放心。隆庆初年，有人提议沿边种树，居正就说“种树设险，固是守边要务，但如议者所言，决无成效。”当时大家不以为然，但是尽管种了多年的树，一株也没有长成。居正只有切实地说：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这也是隆庆五年的话。就在这一年，居正说过：
　　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人臣受国厚恩，坐享利禄，不思一报，非义也。（同上）
　　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进的私交上，更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一封信：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键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甚有关系，幸留意焉。（书牍四《与戚继光》）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底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见；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贤者，效之于上。士生于今，义无所逃，以其时则可矣。公乃独傲然远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时，此愚蒙之所未譬也。虽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为道其区区如此，惟高明裁之。（书牍五《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
　　吴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时候，便发生困难。宣大总督王崇古惟恐百朋要来掣肘，百朋底朋友又认为这是一种贬滴，居正无法，只有向双方解释；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随答，然诸所请者，一一具如尊指，属所司复行矣。尧山少司马（吴百朋）行时，已屡嘱之云：“宣大事体，与他镇不同，北门有寇公，诸无足虑者，归来但可告成事耳。无烦刻核，徒乱人意。”然此公爽朗阔大，必能成也。（书牍四《答王鉴川》）
　　辱教，满纸皆药石之言，但谓仆骄抗，轻弃天下士，则实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无不可也。吴尧山奉命阅视宣大，仆数年以来，经营此地，颇费心力，今以托之，属望匪浅，不知肯为国家措一臂否也？（同卷《答参议吴道南》）
　　百朋去后，着实做出一番成绩。他以（一）粮饷、（二）险隘、（三）兵马、（四）器械、（五）屯田、（六）盐法、（七）番马、（八）逆党，一共八项考核边臣。他对于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以及山西总兵郭琥这一群人，都分别指出功过，奏请升黜。同时他对于大同总兵马芳，严重地提出弹劾。他认定马芳行贿，当然非严加惩处不可。百朋是阅视大臣，这一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居正是首辅，便不免有无限的迟疑。明代的军队，久已是一个腐化的机构，从下层到上层，是层层的剥削。总兵官是最上层的了，他再把剥削所得，分润京官。科道受贿，兵部受贿，有时大学士也受贿。舞弊贪赃，成为一般的风气。遇到清明的高级长官，谈不到贿赂，总兵官便和长官底家丁联络，高级长官也难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叶以后，武人在社会中底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当他们到兵部领取公文的时候，三军司命的总兵官，都要长跪，这是奴才，不是长官。他已经取得奴才底身分，那么和大官底家丁联络，也正是恰巧适合，整个国家底命运，付托给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虑。居正看到这一点，所以到万历元年便有西北边用书生为将的意念。（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书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会比较地注重名节和操守。这是后话。但是隆庆六年，居正还是迟疑。吴百朋弹劾马芳的奏折到了，言官们又在弹劾宣府总兵赵奇，居正只是说：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纇，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土大夫乃独不谅鄙心，谓之何哉！（书牍五《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吴道南正在攻击居正，认定他是包蔽马芳，忽略吴百朋。怎样办呢？马芳免职了，同时居正再给百朋去信：马帅褫职，国法已彰。仆以浅薄，谬肩重任，虽不足以当天下事，然一念公虚平直，则可以告于天地祖宗之灵，不敢措一毫私意于其间也。乃昨吴少参（指吴道南）有书，甚为公不平，其辞怨愤，使人难堪。今九边之事，宣大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为心知故也。又面请于上，特赐命服以宠其行，公视仆此心为何如哉！渠乃以仆为厚猾帅而薄故旧，岂不厚诬我哉？区区之心，惟公垂鉴焉。（同卷《答阅视司马吴尧山》）
　　居正底一番苦心，没有得到同僚底谅解，但是他对于北边的布置，始终是着着不懈。对于九边重镇，他派人巡阅；对于九边督抚，他注重人选：这是对内的事。他对外的策略，也是不断筹措。北方的鞑靼，除了土蛮一支以外，俺答这一个系统，已经通过封贡手续，和明朝处在停战状态中了。俺答对于几个重要的领袖，如他底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底儿子黄台吉，本来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因为那时的鞑靼，是一个组织不健全的部族，实际不能合作。居正底计划是要尽量地使他们分离为无数的单位，单位底增加，便是力量底减小。鞑靼没有联合向北边进攻的能力，国家底安全便增加一层保障。
　　隆庆五年，谣传昆都力哈（即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准备扶植把都底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他说：把酋之子，不知何如。仆料黄酋必思东并，今当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黄酋。黄酋若有东并之志，只可责之以大义，亦不必力禁之。待其两敝而归命于我。（书牍四《咎总督王鉴川计处黄酋》）
　　把都、吉能，一时俱殒，黄酋亦且病发，天之亡彼，于兹见矣。但在我处之，须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于顺义，奏请袭职，不必择贤。要令其势分而衅构，则我可因其机而制之，数十年之利也。（同卷《答王鉴川论东运之衰》）
　　俺答底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黄台吉，连俺答也无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联络永邵卜，不肯进贡，事情有些棘手。隆庆六年居正当政以后，又说起：昆妇愚悍，似无来期，永邵卜虽为所牵，终贪嗜关市财物，可招而致，然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