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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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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底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皮不高兴,居正给他说:师翁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当路且欲虚接席以待,贵阳开府,只暂借耳。比奉手教,乃有东山之怀,岂群材所望乎?(书牍十五《答贵阳开府霁岩吴老师》)
这里很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地位。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嘉靖四十年)但是因为裕王底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原任少师大学土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是时先帝潜居藩邸,世庙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检成祖之于仁宗故事,阶为之从容譬解,其疑乃释。此一事则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得闻也。(奏疏十一《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庭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面,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底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底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文集一)还是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敬修《文忠公行实》言嘉靖四十一年居正领副总裁,甫八阅月,手自脱稿,为十二纪以献。今案《承天大志》成于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以书成进官谕德,前八阅月为四十二年,不应言四十一年。“十二纪”之说,亦与本集不合。)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底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留下一个基础。一切看出徐阶为居正作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书牍十四《答奉常徐仰斋》又同卷《答符卿徐继斋》)流露了他中心底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奏疏一《请宥言官以彰圣德疏》)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指裕王)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底计划,认定自己底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底事实。两人底被杀,固然是严嵩底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底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底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底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底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底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底名字,放在白莲教徒底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底张本。这是皇上底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底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底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底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底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从五品)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文集六)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底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底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底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底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底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么?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么?上帝底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土们底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土: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底病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底嘴里,看不出一点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底办公室里徘徊。徐阶底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罢。”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底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底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底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底中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底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的中间,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底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视,所以实际和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是在一个浑乱的局面以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底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底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中间,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底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辨,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底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底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底疏忽,他们底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底种子。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底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底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庭里面,他有他底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地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他底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溥、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隮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复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郧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万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底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底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明史》卷二四八颜继祖传)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给事中掌科印故日掌篆又称科长。〕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明史》卷二四《陈有年传》)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底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底制度,永远和会推底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底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底推荐,便是出于近幸底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底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底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底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底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底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书牍一《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深惟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惟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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