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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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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谁敢撞？”
“别忘了，你这样骑车是违章的。”
“违什么章？谁说我违章了？”
“你骑的是汽车道，难道你不是违章？”
“违章又怎么了，又没人管。”
“你不怕你父母担心你，这么骑。”
“担什么心，你看现在谁不是这么骑的？”
“你们老师跟你们说过吗？要遵守交通规则。”
“他还说呢，他自己还不是这么骑的。”
“那你父母也没跟你说过，骑车要小心？”
“说是说过，但他们也不是就这样骑的么。”
“难道你一点都不认为这样违章是不对的？”
“什么对不对的，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
……
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在这位中学生的反问中结束的。而且最终是以我无言以对为告终的。好象已经有很多次了，经常是在明明是对方的缪误中我却败下阵来。就像在本书中我一直在艰难地解读着一道又一道中国的功课以及中国的逻辑。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道中国的功课：一个中学生之所以能够在一种目无法规的状态中逍遥自在，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种违章行为是可耻的；是因为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以及他眼中的所有人“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是因为他被视为弱者而弱者是理应得到保护的；是因为我们的警察先生不管所以这就是意味着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助纣为虐；于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缺德”行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合理合法的氛围中光芒诞生。而且是显得那么的理直气壮、有一种非凡的“天降大任于我”之凛然态势。面对如此逻辑，我们除了瞠目结舌之外还能干什么？
2003年1月18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我亲眼目睹了两位老外在十五分钟之内无法穿越马路的“人间喜剧”。当时，只见两位老外站在马路边，红灯时他们自然等待，此刻尽管他们身边的国人个个“见红”不惧依然横穿路口；然而好不容易等来了绿灯，只见那老外刚想迈步却被依然横贯东西的车流、自行车流、人流栏住；于是他们只能期待着绿灯的再一次出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期间，我看见老外的肩膀随着他们穿越绿灯的企图一次次的失败而耸了无数次。当时，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争分夺秒，没有人注目于路边的两位尴尬的站立者。此刻，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耳边嘹亮响起：“绝对遵循德性而行，不是别的，只是依照我们固有的本性的法则而行。”
这是早在三百多年前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的。
我相信那两为老外一定是在遵守斯宾诺莎的诺言，遵守人本身应该固有的一种“德性”。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德性”又在哪儿呢？
1945年8月30日下午3点左右，盟军总司令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嘴里衔着烟斗从“巴丹号”走下飞机来到日本的时候，他曾经十分傲慢和鄙视地说，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这句话当时深深刺痛了大和民族。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以一种激烈的民族之尊感去与美国人较劲，而是在一种沉默中，默默地完成着一个民族高贵的梦想。几十年以后，当一个二战时期战败国的东方小国，以一位世界第二尊贵者的身份傲视群雄的时候，日本人终于以自己辉煌的成就，可以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墓碑上这样写道：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只不过比我们多了一个备用轮胎！
“战争结束时，日本列岛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唯一财富大概就是在日后缔造了一代繁荣的日本人了”。这是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公司一夜之间全部被火烧毁，那么我根本就无所谓，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全世界的大银行都会排着队来给我送钱。”这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总裁说过的话。
由此，我们应该体会到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贫穷甚至灾难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一代优秀的人以及具有“品牌”的人。可口可乐是一种优秀产品的“品牌”，有了这样的“品牌”就意味着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同样，一个人、一个民族抑或是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良好的“品牌”，那么任何奇迹都可以被创造。我认为，在人的“品牌”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德性”，那么一切东西都将有可能在自己“缺德”的行为中被毁灭。就像那两位被撞到天上的死亡者；就像名噪一时的蓝田集团；就像往日的中国温州。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众所周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产生一种尊敬之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于一种对其“人格”的仰慕。比如这个人彬彬有礼、谈吐优雅、遵纪守法、赋有爱心、责任心强、遵老敬幼、刻苦勤奋等等，而一个随地吐痰、乱闯红绿灯、公共场合肆无忌惮的抽烟和大声喧哗、缺乏责任性、对父母穷凶极恶、没有社会公德意识等这样的人，人们往往都予以极大的鄙视，尤其是当一个所谓非常有钱的主儿依然是这付“德性”的话，那么人们更加会对其嗤之以鼻。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常理，没有人会怀疑。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后一种状况，不管你走到哪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经常是这样一些场面：
在公共汽车站，一大堆人挤在那，车还没进站呢，人已经蜂拥而上，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拼命往前挤。于是鞋被挤没了，不管，继续挤；包又被挤掉了，不管，接着挤；人被挤倒人，还是不管，再继续挤；甚至在北京发生过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一个老者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竟然从他身上踩过去依然挤！然而这还没完，挤上车的人又开始了抢座，还是这样，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起抢，抢到的满脸春风，没抢到的气喘吁吁；你还可以看到：在老弱病残专用的座椅上经常坐着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站在他一边的是一位已经直不起身子的老妪。而此时，小伙子双目飘外视而不见，而那老妪却双腿颤抖欲站无力，那位无可奈何的售票员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那位同志帮帮忙请让个座，那位同志学一下雷锋请献一下爱心……小伙依然、老妪依然、车依然向终点驶去……
在餐馆里，人们围座在餐桌前，光着膀子，双腿在无衣无袜中潇洒抖动。烟一根接一根，视旁若无人。啤酒瓶连同啤酒洒在希望的土地上，桌面上一片杯盘狼藉。尽管两桌相邻，却听不见彼此说话，谁都在比嗓音，谁都生怕输给帕瓦罗蒂。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美酒飘香；今夜谁能与老子拚酒，今夜咱哥们一醉方休：哥俩好呀、五奎手啊、六六顺啊、你有种啊、跟哥比啊、看看谁啊、比谁牛啊……
在医院里，一个怀着39度的高烧者来到医院，你得首先排上20分钟队挂号，随后你得等上60分钟才能看上医生；然后你还需等上15分钟化验，化验前你还必须等待20分钟划价；此时你的烧已经上升至39。5度；别急，还没完呢；后来你再回到医生那儿，医生正忙着呢，于是你再等待7分钟；医生让你再去拍个片子，于是你又得等待15分钟划价，划完价后你发现X光室不知道在哪，于是你就问护士，护士告诉你X光室在北楼的东南角西则；发烧的人本来就晕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你必须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护士却说医生去吃饭了，你等着吧；于是你又等了将近30分钟，医生终于来了；这时你的体温已经上升至39。8度；无奈还得坚持一会儿；拍完片你回到医生那儿，见医生还忙着呢，于是你还得等待6。5分钟；终于又轮到你了，医生告诉你，没事！给你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于是医生开药，开完又得去划价，还得等待15分钟；没撤，只能等；划完价，取药，还得等20分钟；哎哟，快吃不消了，人都快站不住了；于是就心想，怎么就没有代看病的？如果有，还这么遭罪干什么？这叫看病？这不是折腾人嘛？但想归想，等还是得等；药终于拿到了，人也快完了，再一量体温：整40度！妈呀，赶紧“打的”回家，马上吃药，下次打死我也不来看病了。第二天，此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发现正好有一篇文章是写一个患者之遭遇的，末了，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原本一场小小病
住了二三家医院
看了四五位专家
吃了六七种药品
治了八九个星期
结果却十分无效
读毕，会心一笑，此人之感，比我甚唉，吾之遭遇，渺之如沙，不值一提！
2003年2月26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可以扼杀所有人笑容的消息：在北京通往郊区密云的京密饮水渠两岸，1200多棵硕大柳树被全部砍成光秃秃的树桩，干什么呢？是这些树病了么？不是。是我们人病了，而且是得了比艾滋病更为可怕的精神碳疽病！此刻，被砍去所有枝体的1200多棵柳树悲壮而愤怒地伫立在饮水渠边，它们正在英勇就义般地等待着有关部门把它们当作“人体盾牌”来充当安装铁丝网的天然卫士。18。5公里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一道秀丽的景观，两岸一排排的参天大树，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护卫着一条洁净的“生命水源”从密云流向京城，它是北京市民主要的饮水资源。然而，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随着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越来越牛气的今天，我们却连自己的一条“生命水源”都保护不了！两岸的公民们每天把他们脱贫致富后不断增加的垃圾倒在了饮水渠边，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一张张越来越弱智的脸上，完全无视着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水”啊！
一个曾经推翻过三座大山的民族，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铁丝网来隔离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水与一群野蛮的饮水人！这是一幅具有何等讽刺意义的真实画面！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一个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从哈佛大学获得景观规划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俞孔坚，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的教授，面对此事他表示，在沿河设置防护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同时俞教授呼吁，政府部门还要从管理和教育上提高人们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生命之源”的保护意识。面对此事，只有俞教授提到用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的，而我们其他的专家们只是在想如何用防护网来隔开，如何在人群居住集中的地方用暗河来“曲线救国”。然而使这些只具备理科思维的专家们烦脑不尽的是，你今天刚刚编织起来的防护网，明天就会被人凿出洞来，然后在这些原本只有宠物才会钻进钻出的地方，人流却川流不息。难道不是吗？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全封闭轻轨铁路上，一个老太太因穿越防护网被列车当场撞死。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就在老太太的死体尚未冰凉之际，就在记者为此事赶到现场采访之际，很多人却仍然从早已被凿开的十多个防护网洞中旁若无人地钻进钻出，他们眼中木然地看着躺在铁道旁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继续续演着《铁道游击队》的当代版本，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编剧和导演，一切是演得如此的流畅和技艺高超，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全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连自己喝的水中都可以亲自撒尿；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视为粪土，那么你还能指望他能遵守一种公共道德吗？你还能指望他能代表一个民族去昂扬地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民素质吗？真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脑子是麻木的，手脚也开始僵硬。因为这种景象与那些所谓的WTO啊、小康啊、强国啊、国民经济增长7％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文明古国啊等等，实在是无法相连接而且在心灵的距离上也实在是相距太远太远了。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民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的草帽，飘落在沙尘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际中。
一本书上说，前几年当俄罗斯还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时，当人们排着队在抢购面包的时候，就在他们排起长队的头顶上，满街的樱桃树上挂满了樱桃，但没有一个人去摘它，用来填饱肚子的面包和象征道德境界的樱桃以一曲高贵的重奏，和谐而平静地安抚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尔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们的魂灵……
与此同时，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这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缺“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与头上的星空是并存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已经把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视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生存原则；于是这种理念就导致了对道德的教育不是去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就像人的生命存在必须要吃饭一样。所以，康德把遵守道德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嘱咐。因此，西方人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在延续一种道德意识。这种过程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像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均产生于西方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管是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法，都是强调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教育。比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到了一个人的学龄前。蒙台梭利说：“人类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重要的祈求和平与和谐的问题在内，其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于儿童的发现以及建立人格巨大潜能的发展之上。”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和平的主题与一个小毛孩会有什么关系？这绝对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一个路都走不稳的孩子，你跟他谈什么交通规则？一个饭都吃不利索的孩子，你跟他说什么饥饿？一个活得如此幸福的孩子你跟他聊什么苦难？
然而蒙台梭利却告诉我们：“在发展儿童的这些真实的天性以前，学术界一直不明白构成人类心理现象的法则，研究敏感时期对于如何引导人类正常发展与形成将成为最具实用价值的科学之一。”
“人性、民族的气质、或共同社会所拥有的爱国心、社会习惯、专门技术的志向、偏见、以及构成人格中所有组成因素的心智特质及道德性格。”
关于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方法以及它对我们当下教育的启示，我会在以后的书中进行阐述，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实施一种真正的教育，将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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