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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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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求学的过程却成了肖喆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他的学习成绩曾一度出现不及格。尽管很要强的肖喆从二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已经大有起色，但他始终认为，要学就要到中国最好的地方去学。既然北大的无线电电子学系不如清华强，那么就干脆就退学吧。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决定对他的父母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但这次肖喆没有任何妥协，他主意已定绝不再失去任何一次人生的选择。一年后，肖喆以湖南省有史以来高考的最高分——703分，摘取了2002湖南省高考状元，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而就在肖喆重新确定人生的这次高考中，其作文的题目恰好是《心灵的选择》。
在上面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由于肖喆之母对她儿子自我选择的一次剥夺，因而导致了肖喆在历经三年之后的又一次选择。而且，肖喆最终还是没有回到他最初的兴趣点上——生命科学。或许是他依然成全了她母亲的一种愿望，抑或是在历经了三年的生命疲惫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但我认为很有可能因为这次变故，中国今后少了一个一流的生命科学家，而多了一个三流的电子工程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成果不是以一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没有兴趣的人只能为了生存而复制这个世界，而唯有强烈的兴趣才能激发一个人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斯宾塞在其教育学专著《斯宾塞的快乐教育》中曾经这样写到：
“兴趣是学习和求知最大的动力”，这句古老的谚语今天和以后都不会过时。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所包含的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法则。
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的斯宾塞，他一生都在倡导一种快乐的教育方法。他永远把孩子作为一个主体，而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不断的诱导和发现过程。据悉美国人受斯宾塞的影响很大，一位叫艾利奥特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曾经是这样评价斯宾塞的：“很少有人像斯宾塞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民中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他像闪电一样冲击着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在美国，他的思想统治着美国大学达三十年之久。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先锋。”
这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它主张的是一种挖掘人类无限潜能的方法，而不是人为的去制造一个人。所以，在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中，分数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更注重的是对一个人心智的培养。斯宾塞说：“我建议所有的父母，不要太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尽管它是一个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应该更多地去关心孩子的思维能力、学习方法，尽量留住孩子最宝贵的兴趣和同样宝贵的好奇心。不要用分数去判断一个孩子的优劣、好坏，也不要以此为荣辱。”
留住孩子的兴趣而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这是斯宾塞对教育的一种忠告。但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梦乞。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所关注的就是分数，因为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分数高低来论成败的。所以兴趣，这算什么东西？于是，被剥夺了兴趣的人就像皮影戏中的一个木偶，在一个他者的操作下翩翩起舞，而在舞台的后面，却同时坐着三个操纵者——应大爷（应试教育）、老大娘（老师）、还有家长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三位一体中，人从小就被抽掉了生命的气韵，并跟随着一辆已经被撞瘪的东方列车，驶向“远方除了遥远而一无所有”的极乐世界……
灭杀生命兴趣的一曲曲挽歌
有一个叫于苗的女孩，她从小就上了那辆列车并由她妈妈亲自押车，一路呼啸。可是她终于有一天发现，窗外的景色是如此秀丽，我为什么不下去在山花浪漫中把美丽收拾？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被规定的时间内放风我的视野？于是她终于有一天不顾一切地跳下了火车，并大声地向全世界的人呼喊道：我不是产品、我不是股票、我也不是六合彩。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浪迹天涯。
在过去的21年的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虽然我也曾无数次抱怨过现实，想与其抗争，可是我那么渺小。我能做什么呢？曾经梦里发现人生无比美丽，我却注定要回到现实中，走别人为我设计好的一条看似令人羡慕的、前程似锦的路……
我是个固执的孩子，纵然妈妈有千万个理由送我去英国读书，我也不希望因为我的花费而牺牲家人的幸福。花家里那么多的钱，好象像罪人一样，而我又一点儿也不快乐，出国真那么好玩吗？在异国他乡有多苦多难多孤独多小心翼翼多担心受怕，你知道吗？
妈妈每天像查作业一样检查我的日记，在日记中我甚至不敢讲真话。记得在小学时的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明天就要考试了，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考试算老几？不就是老师发张卷子做嘛。“其实写这些话只是为了讨好妈妈。说实话，我真的怕考试，每次都怕。那时我想，小孩子的心是多么可怜啊……想到小时候被强迫去做的许多事，我搞不明白。大人们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希望我们快乐地生活吗？
……
当然，对我而言，去英国读研究生就是一个绝好的看世界的机会。只是大学四年之后，在我身体里滋生出来一种渴望自我、向往自由的情绪。那种情绪不时质问着我：出国留学是唯一的出路吗？这是一条可以达到光辉彼岸的必由之路吗？人生原本是可以有许多种可能性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活法。
所以，我打消了去英国读书的念头，我要和小德一起去浪迹天涯……
一个与生命抗争了21年的女孩，最终以浪迹天涯结束了她长达20年的抗争并开始了她的新的生命里程。此刻，我相信于苗的母亲一定是怀着一种悲伤的情怀而在默默地流泪。因为她的女儿没有履行她们之间那份只有一方签字的人生合同。在中国，一个长者的最大悲哀莫过于一位小辈对他精神意志的背离。因为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长者对小辈之一切的越俎代庖，甚至包括小辈生活的一切细节比如查看日记、小辈的学习、小辈的高考、小辈的爱好、小辈的感情、小辈的工作、小辈的前途、小辈的婚姻、当然也包括小辈的兴趣……我想，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而中国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明的碎片》一书中这样写道：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眼下，当我们把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关在成人的牢笼里并按照成人的意志在“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母亲双手高举起他们的孩子在喊道“他还是个孩子！”可怕的是，我们几乎没有人在喊。我们都在自以为是的把一种蒙昧错看成了文明。我们都在用一种所谓的文明在持续剥夺着一个幼小生命本应有的快乐。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有人在高喊“他还是个孩子”时，换来的却是应试教育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及每个人必须起跑的发令枪声。我们原来以为孩子在人性的边界上应该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应该让他们拥有属于他们这个年纪应有的兴趣和游戏规则，因为人生的每一个脚步都有其不同的轨迹，而正是这不同的轨迹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金光大道。不管它通向何方，都同样精彩——通向科学是一种精彩；通向人文也是一种精彩；通向艺术是一种精彩；通向技工也是一种精彩；通向律师是一种精彩；通向环保同样是一种精彩……为什么成功就一定要出人头地？谁规定的？为什么成功就必须要荣华富贵？谁下令的？真正的成功从来就是自我生命的一种验证，管别人什么事？我成功不成功管你什么事？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认定我是否成功？我思故我在，我兴趣所在就是我的最大成功！
一个叫陈晓蔚的天才少年，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由于她优异的学习成绩，于是她取得了去美国读博士后的机会同时又得到了一大笔科研经费。要知道，这是多少家长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多少学子朝思暮想的荣耀。然而，陈晓蔚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她不管谁同意不同意，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这一让多少人口水井喷的机会。最后谁也不会想到她最终选择了做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化学，她之所以一路化学到博士，都是由一些他者来为她指定的。也就是说，她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兴趣生命，同时也过着二十年的“非人”生活。因此，当她有一天终于能够成为自己主人的时候，她就自我放飞了。她选择了她的兴趣所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这就是陈晓蔚的成功，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真正的成功！
于是，一大群自作多情的他者在为她扼腕痛惜；
于是，多少年的化学教育资源就这样被浪费了；
于是，被剥夺的生命兴趣终于挣脱了他者意志；
于是，一种真正的成功填满了心灵的每一角落；
又于是，陈晓蔚用自己的歌喉唱响了灭杀生命兴趣的一曲挽歌……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我有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他叫洛宾。大凡对流行音乐圈比较关注的人，一般都知道他。他写过很多优秀的歌词。记得好象是在1990年的时候，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间平房中，与大陆流行乐坛上最早的一批经纪人之一，王晓京会见。当时我也正好在场。只见洛宾身背一把吉它，一付深度的眼镜上搭建着一撮蓬乱的头发，在似乎有些狂野的气质中充满着一种音乐的韵律。他拿起了琴，双手拨玄，张开了他在北大每天念俄语的嘴巴，流出了一串略带忧伤而又凄美的旋律……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音乐，他从北大的俄语系退了学。前不久我在新浪网上浏览时，无意中发现了洛宾的踪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渴望当一个作家了，而之所以考北大的俄语系，也是一种自我兴趣被剥夺后的他者意愿：
很小我就喜欢写字。成都有很多毛笔字大家，我跟他们学，还跟我外婆学钢笔字。后来我写了一些讲我自己的东西，家里看见了，就逼我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很多我看不懂，但是喜欢看。有一阵，我每天要背不出几首唐诗宋词，就要罚站，或者挨手板心。小学四年级作文是《我的志愿》，我写道：我有五个志愿，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还是作家，从第三个到第五个，全都是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听家里的，进了俄语系。二年级我想转系，没有成功。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我想不停地创造，这是我从俄语系退学的根本原因。至于后果，是没有当成作家，而当了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这些职业干起来很不怎么样，但是现在看，却很有意思。
后来流浪北京，让校友李方介绍到王晓京那里，开始了流行音乐生涯。从小潜移默化以及父母带给我的艺术天份，使我在这一行干得比较成功。我把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就准备做更多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我被诞生。
七十年代，我被忽略。
八十年代，我被开除。
九十年代，我被眷顾。
零零年代，我被回归。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摘录的洛宾的一段自述性的文字。他现在已成为了一个网络作家。他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今天可能有爱情》、《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我是怎样变成核桃的》、《我是怎样变成累赘的》和《秋风十二夜》等等。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的梦，已经实现了。因此，他很得意。这个七十年代被忽略、八十年代被开除的苦命儿，终于在九十年代被眷顾零零年代彻底回归了。尽管洛宾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当过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但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执著的兴趣而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而且活得很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洛宾继续在北大兴趣寡然地读完他的俄语，他现在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地呢？是面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领导无奈地唱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是“真想抛开我所有的悲伤从前……”
就在洛宾离开北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据悉，从2003年起，北大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所有从2003年进入北大的学生，在头两年中一律以基础课为主，而后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成绩来选择专业。为此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这一主题在北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是：赞成北大这一做法的人比反对此做法的人数多了22倍！在这些赞同者中，有86。7％的人认为“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选择专业可以真正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其中，还有69％的人认为“如果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转系，会造成学生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变得面目可憎。人原本是可塑性很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讲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强迫他们只能学一种泳姿，只会一种技能，当广袤天地向我们展示其无穷色彩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对眼似的茫然无视。“傻的像博士”，这是我们曾经对一个所谓高学历者的无情讥讽。为什么说博士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学历者，除了自己的专业外，有时候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聆听科学大师的哲学思考”的文章。文中介绍了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对量子物理学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同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撰写的专著《生命是什么》以及《自然与古希腊》，充分展示了薛定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在《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职业科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受过良好科学训练、有较强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的哲学观点，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哲学思想，包括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家透过纷繁的经验现象把握隐藏在后面的客观规律，而这种洞察力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有没有“另一种活法”？
有时候我总在想，在中国本土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大师？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有哪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和哲学造诣。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个各自毫不相干的孤独体，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整体世界观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一本天书，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说八道的学术解释只能说明当今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精神亵渎！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比几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我们早已通过对自身的一种病态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残疾人一样。前些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进单位的博士毕业生，与他的两位本科毕业的上司去钓鱼，钓着钓着，博士就想上厕所，可厕所却在鱼塘的对面，而且看来要绕很大一个弯子才能过去。正当博士犹豫之际，听见他的两位上司说也要上厕所，还未等博士开口问究竟怎么去之际，只见两位上司竟然从水面上犹如轻功般地飞了过去。一会儿又从水面上飘一样的回来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张得能搁进一个微波炉。这时两位上司似乎已经读懂了这位博士的一脸迷惑，于是其中一位就略带鄙视地口气告诉这位博士：你没看到水中有一块板吗？今天因为水位有点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样可以走人……
不要以为这这只是一个笑话，这种一叶遮目的现象是“单向度人”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剥夺人对一种对整体事物认知的必然结果。美国科学家拉马斯和L·贝纳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剥夺之后，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证明：“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的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
这种生理学的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而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变化而使之病态。
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剥夺的，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兴趣，而且我们还被剥夺了对成功的很多种解释。应试教给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考大学；而我们的社会舆论也给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种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进哈佛、剑桥和清华、北大；或者是这个CEO那个董事局主席。于是，当人们一拿起报纸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有关成功的画面就定格在了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女孩谢舒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搜弧CEO张朝阳……
不错，他们的确是一个成功者，但只是一种成功。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对成功的解释就仅仅圈定在这些人身上？我对哈佛没有兴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华成不成？我对比尔·盖茨的金钱数字游戏毫无兴趣不行吗？我从不认为整天焦头烂额的张朝阳是一种什么成功，这不可以吗？
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出租司机，我就这样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不是一种成功？我就想当一位建筑工人，我每天挥汗如雨地为北京建造一栋栋高楼大厦我非常知足，这难道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我就这样秉公执法虽然清贫但我在精神上气宇轩昂，我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这难道又不可以吗？我在我女友身患绝症的最后几天里我仍然抱着她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留美学者陈屹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另一种活法”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精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
我们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义定义在金钱、财富、地位、状元等身上？我活得潇洒、快乐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干什么，只要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干什么都可以这不行吗？我们病了，我们真的病了，而且我们还病得不轻！一个本身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国家，却在一个劲地鼓励大家都去争抢一种资源。当一个民族用金钱和职业来划分一个人贵贱的时候，那么恰好证明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变态的“恋物癖”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有人强行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民工抱头蹲在地上的世纪壮举！
2003年2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名校太少诱发教育腐败”的文章。该文写道：
日前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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