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私生子-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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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第123章　洛阳之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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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但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但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倾向于按部就班，这完全是一种性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出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子视为歪门邪道，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杨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范纯仁立即反击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处处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道吧？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高，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道，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范纯仁说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
　　　　“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处，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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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时穷节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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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使来之邵到文家求证文及甫所言是否属实，虽然用了诡诈之道，但文彦博沉默片刻后，竟承认自己以前常说刘挚是司马昭；无意中与文及甫的供词对上了号。＇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文彦博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老而成精；文及甫被押，来之邵突然到来，或许这本身就让这头老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当来之邵指责他背后伤人，暗骂刘挚是司马昭时，文彦博突然反其道而行，承认自己确实曾骂刘挚是司马昭；这样一来，反而让新党有些被动了。
　　　　文及甫和张士良这两个案情，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呼应，现在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章惇接到并报后，立即下令对张士良开审，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容有失。
　　　　同文馆里，同样是那间正堂，同样是何世宽和张商英主审，但张士良却没有文及甫那么幸运，一被拖到堂上，何世宽一言未问，就先下令打了二十杀威棒。
　　　　等张士良被打得皮开肉绽，何世宽才冷声问道：“张士良，你可知道罪？”
　　　　张士良哭喊道：“大人，小人真的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
　　　　“嗯？你这个祸国乱政的阉佞，都到了此时你还想妄言抵赖，本官问你，你与陈衍同为崇庆宫内侍，丈着宣仁太后信赖，多年来横行不法，内则离间两宫，外则频频联络元祐佞臣，欲行阴谋叛逆之事，罪恶滔天，至此你还想抵赖不成，来啊！鼎镬刀锯皆让这阉佞尝试一遍再说！”
　　　　章惇敢悍然杀了陈衍，对他张士良还会有什么顾虑？
　　　　文及甫是文官，何世宽施刑时多少还有些顾忌，他张士良是个太监，在文官眼中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行起刑来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望着摆满堂边的刑具，张士良胆都快吓破了，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惨然说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元祐年间，小人等确实经常联络吕大防、苏轼、刘挚等重臣，但并非是阴谋叛逆啊！”
　　　　“你们两个内侍，与朝中大臣频频来往，不是阴谋叛逆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说！”
　　　　何世宽须发萧萧，声音大得惊人，光那股子气势就能把胆小者吓瘫了。
　　　　张士良知道不说只会被酷刑折磨致死，只得艰难地说道：“大人饶命啊！小人等频频联络朝中大臣，实在是太皇太后每天要处理的政事太多，在朝堂上与大臣议政时，常常无所适从，于是让小人等多与朝中重臣接触，提前打听清楚大臣们第二天要汇报何事，使太皇太后心里有个准备，这样处理起政事来才会更加顺畅周全，大人，小人都说了，我等真没有串通朝臣阴谋叛逆啊！”
　　　　何世宽和张商英一听，脸上神色顿时怪异万分，被旧党捧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竟是个政治白痴，要靠这种可笑的手段，才能应对每日的政事！这真是……千古奇闻啊！
　　　　太好了！继续！
　　　　何世宽大拍惊堂木，接着森然问道：“张士良！宣仁太后病重期间，你与阉宦陈衍疏隔中外，离间皇亲，滥用职权，窃用国器，擅发钦命，种种行径罪恶滔天！来啊！大刑侍候，直到他招认为止！”
　　　　堂下的衙役立即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拉着张士良就往刑具上按；把张士良吓得小便都失禁了，一时臭不可闻。
　　　　他呼天抢地的嚷道：“大人啊！小人冤枉啊！小人当时只是负责记录，御玺是掌握在陈衍手里，他确实有滥用职权，滥发圣旨之举，可这与小人无关啊！小人当时还劝诫过陈衍，大人，小人冤枉啊！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啊……。”
　　　　直到张士良痛得一声惨叫出口，何世宽才下令停刑，这让张士良有种虎口逃生的感觉，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正当张士良松懈下来之时，何世宽突然狂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说！宣仁太后数月不能视事，致死不还政陛下，任由崇庆宫一个太监窃掌御玺，欺压陛下，她意欲何为？说！宣仁太后是不是打算废除当今陛下，另立新君？”
　　　　张士良先是愣了一下，立即抢天大呼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啊！小人从未听过太皇太后有废立当今的言语！大人，太皇太后不可诬啊……”
　　　　“来啊！给我大刑侍候！”
　　　　对张士良，何世宽确实是大刑用尽，但可惜的是，无论何世宽对张士良施加何等酷刑，张士良都咬死不松口，就是不承认高滔滔有废除赵煦的心思。
　　　　高滔滔或许真没有明确受意过大臣，要废掉赵煦，但由于她早就预知赵煦亲政必会重拾神宗新政，这一点，可以说是她不能容忍的，加上她致死不放权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她确有废掉赵煦的打算；
　　　　否则，当时赵煦已经十八岁，也已经大婚过了，在她自己病重不能理事之后，根本没有理由不还政于赵煦；
　　　　或许，她只是以为她的病情还象前几次一样，还能好起来，她以为她还有时间，因此没来得及废掉赵煦而已。
　　　　何世宽和张商英在张士良身上，没有得到最终想要的结果，只得如实上报章惇，新党突然间又重新面临严重的危机。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无法追究高滔滔的罪行；
　　　　无法追究高滔滔，就无法废掉向太后；
　　　　一但赵煦出现不测，皇权最终还将会落到向太后手里；
　　　　新党到时就要死无葬身之地，新政就要再次被人践踏在地，所有新党为之努力的一切，又将变成镜花水月，过眼云烟。
　　　　为此，章惇又招开了一次新党核心层的会议，商讨对策；曾布、蔡京、蔡卞等人都参与了这次私会，但结果令人失望，大家依然没有想出什么良策，各人背负着沉重的心情匆匆散去。
　　　　曾布的府邸位于兴国坊，和遂宁王府离得很近，高墙大院之中，新年时张灯结彩留下的喜庆之意尚在。府里的廊阁庭院，水榭楼台，处处透着幽与雅的气息，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
　　　　曾家无愧于这幅字的称颂，从曾布祖父一辈算起，几十年间，曾家三代人共出了十九名进士。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其兄曾巩年刚弱冠便名满天下，在后世更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布中进士后，先是在地方为官，后来被时任开封府尹的韩维看中，委以重任，神宗皇帝拉开变法大幕，曾布再经王安石推荐，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新党的主要骨干之一；
　　　　然而在熙宁七年，迫于旧党及高滔滔等人的压力，神宗变法之心有所动摇，下令曾布彻查市易法，曾布查过后为认，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并如是上奏。
　　　　王安石和吕惠卿因此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
　　　　凭心而论，曾布对市易法的结论是非常公允的。
　　　　但是，曾布作为新党的骨干之一，不可能不知道王安石施行市易法，急欲敛财的用意；
　　　　当时大宋的外部的战略态势，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北边的辽国咄咄逼人，更要命的是，青唐的吐蕃已经与西夏和亲，两者一但结盟，大宋的关中就成背腹受敌，川蜀恐怕也要完蛋。
　　　　宋神宗，宋朝最有为的一个君主，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卓越宰相，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制定的新法全部冲着敛财和强军而去；
　　　　青苗法、差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主要冲着一个财字，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冲着一个军字，而且连试点都不及搞，推行得是如此的急，难道他们急于把国家刮空，只是为了给庞大的官僚队伍发薪俸？或是为了中饱私囊？难道这就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真面目？
　　　　剥开历史的迷雾，你就会发现，宋神宗和王安石抛开吏治，而专注于敛财和强军，无非是急于扭转外部越来越恶劣的战略态势。
　　　　从王韶上平戎策起，大宋在熙宁五年拉开了熙河开边的大幕，洞庭之滨，章惇也在对南方叛乱的山蛮大举用兵，横扫十数州，大宋此时正在两面开打，而打仗是要烧钱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作为新党骨干的曾布，竟迫于压力拿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的论断；
　　　　确实，市易法就是官府在搞垄断，但王安石为什么这么干，曾布会不清楚？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曾布的论断看似公允，却是背叛了新党的，王安石贬他不冤。
　　　　曾布之所以重新得到新党认可，源于后来司马光让他主持修改役法，他严词拒绝了，导致再次被贬，也重新得到了新党的认可。
　　　　但他投机的本性终究难以完全消除，今天的新党私会，让大家都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曾布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一回到自己的府上，曾布立即把自己的幕僚石曼舒叫到书房。
　　　　见到曾布阴沉的脸色，石曼舒低声问道：“相公，可是前方又起战事？杨逸不是已经和辽国议和成功了吗？”
　　　　韩忠彦被贬谪后，曾布接任了枢密使，因此石曼舒有此一问。
　　　　“非也！比前方再起战事严重十倍。”曾布一五一十将事情始末道出。
　　　　石曼舒听了神情也立即凝重起来，确实，随着赵煦的身体越来越差，文及甫与张士良一案是新党唯一的希望，此举一但失败，赵煦若是驾崩，皇权毫无疑问将会落到向太后手中，若是不及早想好对策，到时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然而在没有弄清曾布心思之前，石曼舒也不敢胡乱献计，于是谨慎地问道：“相公有何打算？”
　　　　曾布脸色阴晴不定，内心正在做着艰难的决择，再次背叛新党，是他不愿意做的，第一次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说得过去；
　　　　若是再来第二次，他曾布必定迎风臭十里，恐怕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对他都难以见容了。
　　　　然而眼看前面是火坑还往下跳，又是智者所不为，这是一个两难之局，难啊！
　　　　“有时间，曼舒你不妨到王诜府上走动走动，其它的不用我多说了吧！”
　　　　曾布突然来此一句，石曼舒稍稍凝神，不禁对曾布的决定拍案叫绝；
　　　　王诜与遂宁王来往密切，而遂宁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