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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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看到报纸上说人的声音能被记录下来，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能在每个早上都会突然发现一样以前只能在梦里，只存在于神话，或者科幻小说中的东西真的成了现实，那该是如何让人激动的时代？
　　正是因为这个冲动，草根才写了《大发明》，在《大发明》上传以后，当时就有读者说草根崇洋媚外，因为草根写的是外国的东西，外国的技术，殊不知这也是一直折磨草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神奇的、跨时代的发明，几乎都是外国人发明，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呢？
　　新书《大明天工》的创意和《大发明》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换成了明朝的背景，也可以说是在弥补草根的这个遗憾，那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近代文明，自己的黄金时代呢？
　　大家都知道，明末，也就是十七世纪，是牛顿、笛卡尔的时代，可以说是西方科学真正奠基、发蒙、发展的开始；而在同一时间，中国也出了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李时珍等一批牛人，虽然说他们的成就比不上牛顿那么显眼，但牛顿出身于1641年，他提出力学三大定律也是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了。
　　正是在1644年，中国的历史发展再一次被游牧民族所打断，从此后一大批书籍被禁，一大批学者被迫害，指出人是用大脑思考的医生被杀，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然谈不上科学的发展。
　　假如，只是假如，假如没有甲申，那么站在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李时珍的肩膀上，中国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近代科学呢？还会不会有以后的百年耻辱呢？
　　《大发明》的书评区曾经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草根始终觉得，游牧民族之于中华，实在是破坏大于建设，也要怪中原的文明总是腐蚀太快，缺乏足够的强度。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终究是无法去假设什么的，不过小说不同，在这里，我们的梦想可以恣意绽放，这就是写作《大明天工》的最初想法，我想，这也会是各位阅读这本书的最初冲动。
　　有了《大发明》的经验和教训，草根也自信可以写出更好的故事，这个故事根植于梦想，根植于阅读的快感，也希望大家看到以后能喜欢。
　　简单介绍一下新书的内容，同样技术流种田派的历史架空小说，背景是万历末年天启年间。草根的想法是写一个穿越者傍上木匠皇帝朱由校，并借势发展科技的种田派小说，应该会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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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明》和《大明天工》的更新
　　《大发明》的更新算不上好，不过回过头来看，虽然中间断更了几个月，后面几个月也只能保持每天3K，不过草还是有一个优点的，那就是至少能保持长时间的连续更新，也就是说，只要不是出了状况，草的更新还是很努力地。比如《大发明》的新书期到上架以后的一个多月，基本保持了每天6k的更新，极少中断，后来恢复更新以后，也是每天都有更新，没有中断过。
　　当然，说起来惭愧，《大发明》这本书曾经断过几个月，原因也和大家说过，也就是去年过年后出现的状况，人都是要吃饭的，经济上的问题实在没有办法，不过呢，还是要向各位朋友道个歉，确实不管怎么说，断更是对不住支持的书友的。
　　好在现在情况稳定了，虽然时间没有以前充裕，却可以保证有稳定的心态来写作，所以新书《大明天工》的更新可以保证稳定，当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也会尽量提速，不过草根不是速度流，所以只能保证稳定。
　　不过，想来书友们也都知道，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你们的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一个孩子拼命学习，想要的也是家长的肯定是不？大家拼命工作，也是想要领导的肯定，公司的奖励对不？咱们努力表现，还不是想心仪的女孩子多看自己两眼？
　　所以呢，草根顺便拜拜各位的码头，希望喜欢新书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有票的就砸两票，当然最重要的是，既然都看书了，千万别忘记收藏，每一个收藏对草根都意味着一个追随新书的朋友，每增加一个收藏，对草根来说都是一种鞭策，希望大家多鞭策，草根会多努力。
　　当然，草根也喜欢看到《大明天工》的书评区可以和《大发明》以前一样，热闹非凡，不管什么想法，大家都来说说，不怕矛盾，就怕没有想法，没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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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还会对《大发明》好好回顾，最后呢，要在这里感谢各位书友一直以来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大发明》这一百多万字，也不会有新书《大明天工》，还请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支持草根。
　　　　正文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转）
　　　　　更新时间：2009…5…9　15：17：56　本章字数：14824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
　　张显清
　　经济史2006．1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明后期，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并由此引起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关键词：时代后期／粮食生产／人口／耕地／产量
　　一、人口和耕地
　　1、人口突破一亿
　　由于复杂的原因，时至今日，学者们对明代人口数量仍众说纷纭。据明代官书记载，明初人口峰值为6000余万；经历180多年之后，至明后期万历初年，人口峰值仍为6000余万①。对于这样的数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它低于实际人口数量；明后期人口应该高于明前期。
　　官方统计的在籍人口，是否包括妇女、老年男子、未成丁（16岁以下）男子、军卫人口、匠户、灶户等，以及是否有脱漏隐匿，学者们有不同见解，因此推算出的明初人口最高值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1亿以上；7000万以上；6690万以上；6500万以上；6500万—8000万之间。我们虽然还难以断定确切的数值，但明初人口最高值在7000万左右是可信的。它已分别超过北宋和元代的人口最高额，而与南宋与金的合计最高额相当②。
　　在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万历六年（1578年）的人口总量仍停留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人们就指出，“何生息久而反凋零”，“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③为了求得明后期的人口峰值，当代学者一般皆以明初人口数据为基数，选取有价值的参照系，推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而推算出明后期的最高人口总量。学者们大都认为，明后期的人口巅峰出现在万历中期，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但由于选取的基数和相比数据不一，因此推算出的人口总量也不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2．3亿～2．9亿；2亿；1．97亿～2亿；1．9亿；1．5亿；1．2亿～1．3亿④。即使以1．4亿而论，那么从明初（14世纪末、15世纪初）至明后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人口总量也翻了一番，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大关，达到历史最高值。
　　在全国15个省直行政区中，江南南直隶、浙江、江西的人口密度最高，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资料，这3个省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9．92％。而其土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4．25％。明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9人，而浙江为114人，江西为58人，南直隶为48人⑤。
　　长江以北地区，自东汉末年、特别是中唐以后，直至元末，战乱不息，致使户口下降，耕地荒芜，社会经济转而落后于南方。明朝开国以后，通过移民、额外垦荒永不起科、迁都，修通南北大运河等对北方的开发和优惠政策，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人口迅速增长，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扭转了北方社会经济的衰退趋势。河南布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257万余；成化十八年（1482年），增至476万余，增长85％；万历六年（1578年），增至519万余，比洪武时增长一倍以上⑥。山东布政司，洪武二十六年，人口525万余；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至762万余，增长45％；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增至771万余，比洪武时增长47％。北直隶，洪武二十六年，人口192万余；弘治四年，增至343万余；万历六年，增至426万余，比洪武时增长122％。山西布政司，万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长30％。陕西布政司，万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长95％⑦。
　　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又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在手工农业为主体的时代，人口的适度增长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全国范围而言，明代的人口增长幅度，即使在明后期，仍然处于土地总量的承受界限之内，经济增长状况的容许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多种经营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手工业、商业转移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多地少地区移动和华北、西北、华南、西南等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因此人口增长并非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外学人一向以为人口过多是朝代衰亡的基本因素。但是明朝的覆亡却肯定不是由于人口过多。”⑧
　　2、耕地突破十亿亩
　　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便将“田野辟，户口增”确定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复兴北方的首要任务。通过移民垦荒、减免赋役、遍设军屯等奖励政策和措施，全国耕地面积快速增长。洪武十四年（1381），在册田亩366．7万余顷，比洪武元年增长1．3倍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田亩387．4万余顷，比洪武十四年增长5．6％⑩。
　　明代各朝官方的田土统计数字在空间地域上只包括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而不含东北、西北边疆地区；在覆盖面积上，只是登记在册的纳税田亩，而不包括豪强隐漏田亩及未耕荒田，在相当时期内也不包括“永不起科”的垦殖田亩。因此，洪武二十四年将近400万顷的数额应是在册的纳税田亩。官书又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各省直共有田土849．6万余顷⑾，时隔仅两年，即增长1．2倍。对于这个数据，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⑿，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明中期以后，随着荒田垦耕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耕地面积继续增长。但由于法度废弛，富豪欺隐，册文讹误，以及因循照征、恪守祖宗常额等原因，在册田地往往仍保持在明初的400万顷上下。万历年间，改革家张居正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和气概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以求解决“田粮不均，偏累小民”的尖锐矛盾。万历六年统计，全国各地田亩701万余顷⒀。万历十年至十一年，全国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亩182万余顷⒁，加上万历六年田亩数，此时共有耕地达883万余顷，比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增长一倍。由于荒田和山区的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12254291顷余⒂。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⒃。
　　明初耕地400万顷左右，以人口7000万左右计，人均耕地5～6亩；万历三三十年耕地1225万余顷，以人口1．4亿左右计，人均耕地9亩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两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耕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由此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增长。
　　直至明后期，京畿地区、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湖广平原、西南山区仍存在大量未垦荒地，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弘治年问丘浚说，“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⒄嘉靖年间，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已“颇称殷庶”，但“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⒅。万历年间，左光斗说：“西北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⒆
　　二、农业生产基本要素投入的加大
　　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明代后期，农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劳动投入增多而且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加大，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同期欧洲粗放式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1、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农具犁、铧、耙、镪、搭、锄等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二是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畜力条件，因地制宜，因户制宜，除使用牛、马、骡、驴等耕畜外，还创制了一些新的人耕农具，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有效进行。用牛耕田，南北皆较普遍，“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耙土”⒇。在南方，“上农多以牛耕”＇21＇；在北方，种麦之“镪”，以牛牵引，靠“牛行摇动”的机械动作播种＇22＇。但也有许多地方用人力耕具者。成化年间，陕西有创“木牛”耕犁者，二三个人驾驶，“一日可耕田三四亩”＇23＇。嘉靖年间，湖北郧阳山区，使用人耕农具，“力省而功倍”，“百姓赖焉”＇24＇。江南地区，有一种人力耕具，“一人一手之力，足敌两牛”＇25＇。还有两人以杠悬耜起土，可敌一牛之力；两人以磨耙耙轧，可敌三牛之力＇26＇。太湖地区的稻田，许多都用铁搭翻地，而不用牛耕。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土质黏重，一般先用人力铁搭深翻一次，再倒翻一次，而且在晴天操作，以达到深、透、晒的功效，此乃牛耕所不能胜任，故张履祥说“吾乡田不宜牛耕”；另一方面，用牛耕则成本较高，因此“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27＇江南耘水田，原皆“匍匐水中，以手耘之，故农人惟耘田为尤苦”；明后期出现耘水田的工具“耘躺、耘爪”，乃“江浙间新制也、古无此器”，“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28＇。由此可见，是否用牛耕田，并不一定是“进步”与“倒退”的标志。
　　2、施肥技术的新发展
　　施肥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明后期，无论对施肥的认识，还是积肥的方法、施肥技巧及新肥的研制都比以往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一些农书总结道，“用地”必须与“养地”相结合，施肥是增产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惜粪如惜金”、“积地莫如积粪”。制肥、积肥的方法增多，肥料种类扩大，除人畜粪肥、绿肥及一切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外，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副产品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成了优质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除麻饼等外，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广泛使用多种无机肥是又一特点，明后期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农学家徐光启创造了一种由植物性有机肥料与动物性无机肥料、动物性有机肥料混合炮制的合成种肥——“粪丹”，“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是肥料史上的一大发明＇29＇。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用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30＇，也具开创性，早于欧洲用兽骨作肥料的历史。在施肥方法上更注意针对性，讲究宜时、宜土、宜物，不同季节、不同土壤、不同作物，所施肥料亦不同。根外追肥（“接力”），看地施肥，看苗施肥，都是明后期的新发展＇31＇。
　　3、栽培技术的进步
　　我国是世界粮食和蔬果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明代后期作物栽培和管理技术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在药用植物性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栽培作物性状的研究也开始有了进展。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考察了大麦、小麦、玉米、甘薯等作物的性状，开栽培作物特征研究的先河。对水稻密植的认识和实践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32＇。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现在的水平＇33＇。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棉花栽培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这是植棉技术史上的巨大贡献＇34＇。在我国粮食作物中，甘薯最早应用无性繁殖，将无性繁殖技术推进一步＇35＇。在太湖流域等平原水网地区，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水利、种植业（粮食作物、桑树等）、畜牧业（猪、羊、禽等）、渔业、农副加工业联为一体，多种经营，互促互荣，形成生态农业＇36＇。种子对于作物“犹人之有父也，地则母耳。母要肥，父要壮”，因此必须选育良种。耿荫楼在《国脉民天》中讲的“留种田”，即种子田，在选种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发展。此外，在深耕、中耕、光照、除草、土壤、嫁接、移植、杂交、播种、浸种、育秧、温室以及防治病虫害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明和进步。
　　4、水利的兴修
　　明代水利，从投资兴办来说，可分为官府督办和民间自修两类，而以官府督办为主。官办水利的主要范围，一是对南北大运河的疏通；二是对黄河、淮河及泇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干河、胶莱河等北方区域性河流的治理；三是对江南和其他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兴建。官办水利的主要实施方式是，或朝廷拨银招募民夫，或督率民夫以工代赈；为了鼓励北方垦殖水田，官府有时还向农民配发农具、耕牛、种子，减免赋役。“终明水政屡修”，水利工程的规模超过前代，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路交通的运行。
　　明太祖朱元璋视水利为农业根本，给予高度重视。仅洪武二十八年一年，在朝廷派出的圈子生督率下，全国各地即修筑塘堰四万九百余处。洪武二十三年，修筑苏州府崇明、通州海门决堤，动用民夫25万人。洪武二十五年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招募民夫35．9万余人。水利工程不限于财富之区江南，各地皆有兴建。南直和州铜城堰闸、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河南磁州漳河大堤、河南洛堤、陕西泾阳洪渠堰、广西兴安灵渠、四川彭州都江堰、四川永宁水道等工程，皆为明朝开国后或新建，或修复。永乐朝，不仅开始了围绕开通南北大运河而对黄河、淮河的治理，而且进一步在各地兴修水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水利工程，对于这些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湖广安陆京山汉水堤岸、安陆州渲马滩堤岸、京山景陵圩岸、石首临江万石堤、广济武家穴江岸、监利车水堤；南直隶西部地区（今属安徽）安庆府潜山怀宁陂堰、和州含山崇义堰、宁国府宣城圩堰、太平府芜湖圩岸、凤阳府安丰塘等皆为永乐年间或新建，或修复。在北直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府也都有不少水利工程。
　　水利设施可以较长时间发挥功能，明前期的水利建设为后期奠定了良好基础。明后期，水利虽受政治腐败的不利影响，但仍有发展。嘉靖初年，对北直隶卢沟河、琉璃河、胡良河、白沟河、沙河、唐河、滹沱河等河流及白洋淀进行竣疏。隆庆年间，开通湖广竹筒河。江南巡抚海瑞疏通吴淞江、白茆河。万历二年，修筑湖广荆州采穴、承天、泗港、谢家港诸决堤口，复筑荆州、岳州等府及松滋诸县老垸堤。六年，吴淞江中段疏浚工程完成。万历中期，特设苏松水利副使，督率治理太湖地区水利，先后“浚吴淞八十余里，筑塘九十’余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万历年间，还在京畿地区设坝、建闸、引流、通渠、筑堤，开垦水田，种植水稻＇37＇。
　　黄河、淮河历来多害。明代国家治黄、淮多与疏浚南北大运河、保障漕运相结合。永乐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征调民夫30万人，蠲免租赋110万石，修浚会通河，全长450里；同时征发民丁10万，修浚黄河故道，南人于淮，与会通河相汇，于是南北漕运畅通＇38＇。以后黄、淮屡屡改道决口，朝廷不断兴工修治。成化年间特设河道总理，专负黄淮等河的治理。
　　明后期，也兴办了一些较大的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