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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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基本采邑领达三十、四十、五十个，分别为三等、二等、一等有邑男爵……”
　　　　“拥有基本采邑领达一百、一百五、两百个，分别为三等、二等、一等有邑子爵……”
　　　　“拥有基本采邑领达三百、四百、五百个，分别为三等、二等、一等有邑伯爵……”
　　　　“拥有基本采邑领达一千、一千五百、两千个，分别为三等、二等、一等有邑侯爵……”
　　　　“拥有基本采邑领达三千、四千、五千个，分别为三等、二等、一等有邑公爵……”
　　　　这时，黄观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的智商极高，对算术也有所涉猎，因此当初一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时就不由自主地算了一下。
　　　　理论上一等有邑公爵需要有五千基本采邑领，而每个采邑领至少五十户，然后以每户人口平均为五人计算，则有邑公爵麾下人口最少需要一百二十五万。一百二十五万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因为不会恰好每个采邑领都正好是五十户。因此，差不多麾下人口达两百万方可获得一等有邑公爵的头衔。
　　　　黄观并不知道同期的英国只不过两百万人，也不知道三百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时美国人口也才三百万，但强闻博记的他至少知道苏禄国总人数是五十万。也就是说，哪怕某个有邑贵族掠夺了苏禄国的全部人口（忽略掠夺人口过程中的死亡人数），也只够他成为二等有邑侯爵。
　　　　又由于在扩张采邑领（殖民地）、掠夺土著人口资源时，有邑贵族相互之间也有竞争，而且帝国本土也不会坐视其中某个有邑贵族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想要成为一等有邑公爵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也就是说，在这种规定下想要成为公侯，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将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脑中抛开后，黄观继续回忆着那本《移民纪要》里的内容。
　　　　“贵族麾下直接管辖的贵族为其附庸。”
　　　　“附庸的权力：1、受领主保护之权：领主有义务保护附庸的生活、声誉、家庭及财产等。不可计谋对附庸有损害之行为，否则附庸可提出抗议或中止附庸关系。2、陪审权：附庸有违封建法律之嫌，有权要求由‘同僚’组成的法庭审判，领主单独不能处理。”
　　　　“附庸的义务：1、军事义务：若领主需要，附庸应提供契约所规定的士兵。2、经济义务：附庸应提供契约所规定的经济援助。”
　　　　“三位监国暂代国王行使职责，统领各级附庸，全揽王国直辖领地之行政、司法和军事之大权……”
　　　　“贵族可任命比自身低的爵位，被任命的贵族若无足够的采邑，宗主必须为其补足。有邑恩骑尉以上的爵位需得到国王或大明皇帝确认，有邑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
　　　　“犯官获得有邑三等男爵以上的爵位方可返回帝国本土，若未满足条件私自返回帝国本土，以弃职失土罪论处……”
　　　　……
　　　　一般而言，聪明人的性格中总会缺乏坚韧这个优点。因为，在人的一生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聪明人往往都能够通过其聪明才智轻松化解，因此很难形成百折不挠的性格。黄观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因此在得知建文皇帝自焚、朱棣登基的消息后，立即判断出未来的形势，然后果断选择跳江自杀——做出那样的选择并非黄观无惧死亡，而是因为他没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强信念，进而觉得死亡才是最好的出路。
　　　　朱棣派遣专人将黄观救活，却没有对黄观施加酷刑，而是将之流放。逃过一劫的黄观，如今心思已经开始活络起来。
　　　　无论如何，别说海外之地在黄观等人眼中只是荒芜野蛮之地，即便海外再好，“回归故土、叶落归根”的想法对黄观这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来说，仍旧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朱棣对他们这些“文职奸臣”的判罚轻重不一，有些人只是全家受牵连，有些人是三族受牵连，而黄观、景清等人则是九族均受牵连。对黄观本人而言，这个判罚反倒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味道。黄观的家族本身就是个大家族，而九族加起来更是多达五百余人，远远超过那些只是全家受牵连以及三族受牵连的。
　　　　这便意味着，抵达吕宋后将每一口男丁都单列成一户，然后尽量平均分配到十处营地中，那么黄观便可以升为有邑骑都尉了。接下来，再想办法弄建起新的基本采邑领，待获得三等有邑男爵的爵位后，他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国了！
　　　　想要成为三等有邑男爵，理论上只需要拥有三十座庄园。吕宋岛上有不少尚未开化的土著，因此倒也不必傻傻地等待人口自然增殖——掳夺的人口充实庄园显然比等待人口自然增殖要快得多。
　　　　虽说三等有邑男爵需要获得帝国本土的认证，然而黄观将《移民纪要》里面这些话掰开来、合起来，揉碎了、再捏起来掂量，虽然有些地方仍旧没能理解透彻，却怎么也无法从中看出朱棣有什么恶意。因此，返回大明本土之日倒也并非遥遥无期。
　　　　黄观半喜半忧地叹了口气，思路不由自主地转移到朱棣所公布的《爵位继承法》上。
　　　　“……世袭贵族之爵位可被继承，终身贵族之爵位不可继承。”
　　　　“……爵位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与被继承人拥有五服以内的血缘关系者自动拥有爵位继承资格，少数民族地区，其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
　　　　“……继承分值高者继承爵位，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继承人继承分值相同，爵位继承者由大明帝国皇帝指定。”
　　　　“……获得被继承人推荐的继承人加五分，被继承人最多只能推荐一名继承人。”
　　　　“……血缘关系为二服者拥有四分；为三服者拥有三分；为四服者拥有两分；为五服者拥有一分。”
　　　　“……继承人的生母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生母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生母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
　　　　“……继承人的配偶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配偶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配偶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
　　　　“……继承人在大明本土出生加一分。”
　　　　“……继承人十八岁之前在中国生活时间累计达到五年以上者加一分。”
　　　　“……继承人于国子监就读三年以上者加四分；于蕃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三分；在府（州）县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两分；在大明帝国本土市镇乡村民间社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一分。”
　　　　“……继承所得爵位降一等。”
　　　　“……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含子爵）爵位的资格。”
　　　　细细揣摩之后，黄观得出结论：朱棣绝非将他们赶到海外便不理不睬了。
　　　　从《爵位继承法》的字里行间分析，朱棣很在乎移民地区对明朝本土的向心力。这样看来，朱棣确实只是希望他们在海外建立一片隶属于大明朝的王道乐土。
　　　　想到这里，黄观无声地透了口气：难道朱棣真是天命所归的一代雄主？
　　　　注1：宗人府为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
　　　　注2：通常由状元担任。
　　　　注3：海边煮盐的住户，其劳役负担是为朝廷提供盐。
　　　　注4：所谓邑号，就是采邑名。假设某位有邑伯爵的采邑名为马尼拉，则该伯爵就应该被称为马尼拉伯爵。所谓美号，就是听起来好听的称号，比如说忠诚伯、定南侯。
第三章　穿越其实不习惯
　　　　正如黄观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周忱等人在议论一样，朱棣同样也不知道黄观现在满脑子都是关于他的疑问。当然，即便知道，也不会影响朱棣此刻所享受的微服私访的乐趣。
　　　　穿越到这个世界后，朱棣很不习惯：没电脑，没电视，没电话，没电灯，没冰箱，没汽车，没马桶，没味精，没青椒，没双休日……别的倒也罢了，朱棣虽说穿越了，但他却没有金手指，因此客观上没有的东西他也变不出来。只不过，没有双休日却实在是太没天理了。
　　　　知道穿越的事实已经不可改变后，朱棣便立志做一个英明神武的好皇帝。然而没双休日这个事实，却险些令朱棣的决心动摇。
　　　　朱棣在后世已经过惯了有着双休日的生活，一时之间哪里习惯得了这种每天都需要上班的工作环境？说起来，皇帝这份职业的自由度也不算小，如果朱棣真的罢工，朝臣们其实也没什么办法。在心情最为沮丧的时候，朱棣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再怎么享受也不可能获得后世的那些乐趣。这样一来，即便朱棣立志做个昏君，其生活质量仍然远逊于穿越之前。思来想去，世间之人不为求名就为求利，既然求利不得，那也就只好求名了……怀着这样的信念，朱棣总算坚持着熬过了那段最难适应的时期。
　　　　实事求是地说，坚持每天上班确实令朱棣的心情很不愉快。
　　　　首先，朱棣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因为明成祖以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为幌子而起兵，又以“恢复祖制”而号召天下。因此，将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对自己的统治才越有利。
　　　　明成祖本质上是个说话不怎么算话的无赖，而朱棣本人也不是那种愿意为他人的承诺而负责的迂腐之人。不过，食言而肥毕竟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偏偏穿越之前燕王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要“恢复祖制”——作为幌子，朱棣登基后只得装模作样地宣布“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随即又“复官制”。
　　　　对于前者，建文皇帝的本意应该是精简官僚机构。然而朱棣来自于四十多个百姓就要供养一名公务员的年代，因此并不迫切地觉得这个年代的官僚机构需要精简——官少一点百姓的负担轻了固然是好，但过犹不及：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后来好不容易慢慢增加了一些，建文皇帝却又精简官僚机构，即便加上吏员，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用后世的眼光看，一个大县也不超过30名公务员，这样如何能将统治深入到社会基层？
　　　　至于说后者，朱棣实在猜不出建文皇帝更改官制的动机。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很多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只有提高文臣品衔的改制稍稍有些意义——洪武年间，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状元所获官衔不如区区百户，这确实不怎么合理。但总的说来，“复官制”之举对朱棣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他可以用这个举动证明自己“恢复了祖制”。至于说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行动，那自然应该选择性遗忘——历史上明成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有利的或是没太大妨碍的，那便“恢复祖制”；但如果是他不喜欢的，那么“恢复祖制”这个口号就会立刻被抛到脑后去。
　　　　用“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以及“复官制”作为妆点门面的幌子后，朱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项改革。可惜的是，朱棣的脸皮比明成祖稍稍薄了一点，因此仍然有那么一丁点“食言而肥”的负面情绪。
　　　　另一个令朱棣不愉快的地方在于：皇帝这份工作真的很累。
　　　　朱棣很难想象朱元璋的精力为什么能够那么充沛！他不设丞相，所有的奏折都是自己亲自处理。更可怕的是，那时候大臣们写奏折时都习惯先写一大段华丽的、歌功颂德的、与内容毫不相干的东东，皇帝晕头晕脑地读完几万字后才发现，实际内容只是最后面的几百字而已。朱元璋当皇帝时，为此打过很多大臣屁股，甚至将一名还算正直忠诚的大臣给打死了，才勉强将这股风气刹住。
　　　　与朱元璋相比，朱棣已经是想方设法地偷懒了。首先，他命令大臣撰写奏折必须誊出节略。于是，朱棣不必每篇奏折细读，只需要看看多不过数百字、少不过几十字的节略便大致知道秦折的主要内容。然后，他提拔侍读解缙、编修黄淮、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值文渊阁，并预机务。这七个人组成的内阁目前是朱棣的顾问，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有了这些秘书长，朱棣的工作负担自然大为减轻。
　　　　即便如此，可中国那么大，大小事务那么多，又没有双休日放松心情，所以这段日子里朱棣总是觉得很累。
　　　　最后还有一个令朱棣不愉快的地方：皇帝这份职业实在很不利于心理健康。
　　　　皇帝称孤道寡并不是因为有趣，而是因为皇帝确实是一个孤家寡人。朱棣原本只有二十多岁，可是再加上明成祖四十多年的经验记忆，算起来已经有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了。臣子们奏事全都是循礼不悖，大局小局笼统一槛，一套一套满嘴都是慷慨陈词。但朱棣的人生经历既丰富又特殊，因此对臣子们的心思其实是心知肚明。这些臣子的真实想法很少会直接说起来，往往需要朱棣自己去猜测。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大臣们，主要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一不高兴就可以廷杖大臣甚至将其处死。如此一来，即便是正直而又富有能力的大臣，也总是喜欢揣摩皇帝的意思，以尽量不触怒皇帝为第一要务。
　　　　想想，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面对朱棣时都小心翼翼的，好象朱棣是一头随时会兽性大发的老虎一样。这样的生活，一两天或许还会觉得挺新鲜有趣，可是天天如此就让半道出家的朱棣觉得很痛苦了。
　　　　不久后，朱棣终于找到了一种减轻这种痛苦的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便是瞅着机会偷偷溜出皇宫微服私访。
　　　　既然一本正经地当皇帝太累，那么抽出一点时间好好了解放松一下心情当然好——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劳逸结合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理由后，朱棣便心安理得地享受微服私访的乐趣了。
　　　　高升客栈里没人认识朱棣，所以朱棣也就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普通人的乐趣。如果知道他是皇帝，谁敢在他面前大声嚷嚷呢？
　　　　原来，刚才周忱说到黄观时，朱棣谈性大发，聊了一些关于《移民纪要》的内容。得知黄观等人表面上是被发配海外，实际却是去建功立业时，周忱等人大赞当今圣上宅心仁厚。听到《移民纪要》的内容后，周忱等人尚在思索，周围的举子却被吸引了过来，并且纷纷参预了讨论。
　　　　很快，举子们便分为两派。正方大力抨击在海外建国的本质其实是侵略行为，而侵略行为不合泱泱大国气度；反方则极力赞扬开拓疆土的行为，又举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例子，认为历史上的名君必定重视武功。
　　　　朱棣刚刚认识的三位举子都加入了反方，可是周忱是从建文帝忠臣遗孤的角度考虑，认为那些人前往海外自建一国才是最好的归宿；而景秀则是认为既然吕宋岛上并无统一国家，大片土地无人统治，人遗我取合乎天理人情；至于钱成则更加干脆，大约因为是纯粹的武举人的缘故吧，钱成唯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天天有仗打以便封侯拜相。
　　　　正方人数本来就居多，反方人数较少且不说，相互之间又有分歧，因此在辩论中渐渐落了下风。朱棣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反方。别看朱棣生理年龄已经四十三岁了，但由于保养得好，看起来却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由于科举并没有对年龄进行限制，别说四、五十岁并不稀罕，甚至连七、八十岁的人都有，所以朱棣在参加辩论的人群当中并不显得碍眼。
　　　　朱棣原本以为自己拥有超越众人的见识，知道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轻松赢得辩论的胜利。可是只辩了一会儿朱棣便沮丧地意识到：他根本没有取得完胜的可能。
　　　　朱棣辩论的条理很清晰：无主之地谁都可取；忠于建文皇帝的大臣留在帝国本土对谁都不好。
　　　　而正方却紧咬一点不放：泱泱大国应有泱泱大国的气度，此举有辱斯文。
　　　　正方不讲逻辑不谈利益，只是死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对于这种读书读得已经犯傻的人，朱棣还真想不出说服对方的方法。唯一令朱棣庆幸的是，反方人数虽少，但就比例而言还不算很极端。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八股制举制度实施的时间不算太长，文人的思想还没彻底僵化的缘故吧。
　　　　在确定无法说服正方之后，朱棣下了一个决定：下次正式科考之前，一定要对科举进行改革。完全废除八股或许会造成剧烈反弹，但可以改变考试科目和顺序。比如说，第一天考策论，让举子们自由发挥议论国事；第二天考策问，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考士子，比如说水利、农桑什么的，是看看举子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天再考八股、经义等死记硬背的东西。如果前两场考卷中考生只是从古书上默写那么几段或是东扯西拉不知所云的，无论八股文写得多么好都淘汰！！！总之，不能再放任八股文荼毒国人了。
　　　　既然无法取得胜利，朱棣自然也就没兴趣继续这场辩论了。扯了个理由，朱棣和景秀、钱成、周忱打过招呼，然后施施然离开了客栈。
　　　　看看天色渐晚，朱棣体谅身后那两名侍卫已经精神高度紧张了，于是决定回皇宫。
　　　　其实皇宫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朱棣面前都战战兢兢。至少，皇后徐贞静（注1）对朱棣并非伴君如伴虎的态度。
　　　　皇后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幼贞静，好读书，人称女诸生。明朝公办学校招收两大类学生，一类是凭借祖荫，另一类是凭自己能力考进去的，后者统称为诸生。由此可见，皇后还是颇有才学的。朱元璋听说此女贤淑的名声，便亲自向徐达提亲。1376年，徐氏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十六岁的徐氏和十八岁的燕王正式成亲。成亲后，徐氏助夫治内，慈俭仁厚，上孝下恤，温良恭俭让竟是五德俱全，令燕王满意得不得了。
　　　　建文元年，建文皇帝在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影响下实施削藩。在靖难之役前夕，燕王曾向徐氏悄悄诉苦：如今想做一个富家翁也不可得。这位看起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却说：既然“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那么行为处事但求问心无愧也就罢了。在此之前，僧道衍就一直在拾掇燕王造反，燕王早有反意。在听闻徐氏说出“但求问心无愧”这句话之后，燕王得到红颜知己的支持，于是真正下定决心发檄文“清君侧”。
　　　　靖难之役展开不久，燕王打败征燕大将军长兴侯耿炳文。建文皇帝在黄子澄的建议下换李景隆为主帅。李景隆是李文忠的儿子，而李文忠则是朱元璋的外甥，因此从亲戚关系上讲李景隆实际上是燕王的表侄。因为李景隆和燕王是亲戚，而且年纪差不多大，从小相互间就很熟悉。所以，燕王对这个表侄知之甚详，知道这家伙连赵括都不如。但燕王又判断：如果自己坐镇北京，李景隆必然不会冒然攻城。所以燕王策划了一个诱敌之计：在李景隆进袭北京之前，率领大军远袭大宁。
　　　　听说朱棣带大军开赴大宁，李景隆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下令攻打北平，军队直插北平城下。
　　　　数十万军队迤逦北上，刷刷的脚步，得得的马蹄，隆隆的车轮，在冻土上响成一片。李景隆军来到北平城下，在北平留守的世子朱高炽闭门坚守不出，李军遂于九门环筑堡垒围困之。官军在北平城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特别是丽正门上战斗激烈，李景隆的军队有十万人，而城内连老疾孱弱都算上也不及一万，力量单簿几乎不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燕王的诱敌之计几乎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了。
　　　　然而在这危急时刻，王妃徐氏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动员官校士民的妻室也穿上护甲登上城墙，向攻城的敌人投掷瓦砾石块。在王妃的表率下，守军士气大增，还常常派勇士追出城外，对官军进行骚扰。结果，官军的进攻被打退，不得已退后十里扎营。后来，获得宁王“相助”的燕王回师北平，大败李景隆。
　　　　待到燕王成功夺取天下后，朱棣穿越了。在登基之后，朱棣仍然毫不犹豫地册立了徐氏为后。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朱棣保留着燕王的人生经验、记忆和残留的感情；也不仅是因为徐氏是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的生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朱棣与徐氏接触后，感觉她确实是一个令人倾心和佩服的红颜知己。
　　　　此时徐氏已经四十一岁，但岁月并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明显的痕迹，怎么看都觉得她只是三十出头的样子。徐贞静的举手抬足之间，总是不经意地散发着成熟诱人的魅力。徐贞静在容貌方面的遗传基因显然极好，她的母亲年轻时是当时极为有名的绝色美女，当年追求徐贞静母亲的人数非常多，以至于徐贞静的外公谢再兴（朱元璋手下大将，后来叛乱被诛）都挑花了眼。如果不是朱元璋下旨，仪表堂堂而且前途非常看好的徐达甚至都无法抱得美人归。
　　　　朱棣不知道自己的正牌子岳母到底有多美丽，但徐贞静年轻时候的容貌却深深地埋藏在燕王的记忆之中——充满了古典美的瓜子脸型，大而明亮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