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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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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也曾尝试着改变这种情况，但遗憾的是，他失败了。
在察觉了杨士奇是在让着自己，又和另外几名大臣下过棋后，朱棣大感恼怒，于是让黄俨找了位会下棋的小宦官陪自己下。下棋之前，朱棣郑重告诫对方，一定要认真下，赢了有赏，输了有罚，下完一盘就兑现一盘。那名小宦官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但棋力居然不低。结果五盘下完，朱棣输了四盘半——最后一局朱棣眼见局势不妙，于是提议和局，谁知那小太监先前四盘棋赢了四十贯赏钱竟然就忘乎所以了，居然不肯和棋！朱棣气得没法，但当时并未发作，只是拂袖而去。
过了几天，朱棣无意中听到两名宫女在悄悄谈论，说昨天有位小宦官下棋把皇上下得溃不成军。老羞成怒之余，朱棣随便找了个岔子下令将那名小宦官打了二十大板。结果后来再找别人下棋，无论如何都输不了了。慢慢的，朱棣竟然品尝到了独孤求败的那种寂寞心态。
现在好不容易有输棋的机会，朱棣自然心痒难耐。不过，周忱和钱成正下得难舍难分，朱棣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中断这局棋来和自己下。再说，朱棣对景秀这个文武全才的举子颇有好感，因此便没有推托，而是拿过他写的策论细细阅读起来。
读完，朱棣点点头又摇摇头。
景秀的策论题目是《论预防宦官为祸》，论点主要是两个，一是要禁止宦官识字，二是要杜绝宦官领军的机会。
朱棣之所以点头，是因为这两点确实与宦官为祸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中后期太监能够影响甚至是把持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索便是明宣宗让宦官们学习读书写字。
办一件事，按照权力的大小可分为具体的执行者、事情的策划者以及最终的决策者。就明朝的国家级事务来说，具体事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下级官僚，而策划者则是内阁及六部等高级官僚，至于最终的决策者，理论上应该是皇帝。
由于朱瞻基培养了一批识字的宦官，后来便将所谓的批红权交由太监代理行使了。批红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之一，朱瞻基本人倒是没有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事实上，历代明朝皇帝基本上都将这项权力抓得比较牢。只可惜，如同“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一样：既然明宣宗之后太监已经掌握了批红权，那么即便绝大多数皇帝都将批红权抓得很牢，但只要出现一个怠政的皇帝，那么掌握着批红权的秉笔太监以及掌握盖章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有机会把持朝政了。
至于领军权，景秀大约是从晚唐宦官之祸分析得出的结论吧。晚唐宦官权力之大，甚至能够废立皇帝。而历史上明朝中后期宦官虽然也为祸甚烈，但既便是有着“立的皇帝”之称的刘瑾和有着“九千岁”之称的魏忠贤，他们也只敢瞒着皇帝为祸国家。皇帝若下定决心处理这些权宦，只需两指宽的纸条便足够了。其根本的原因便在于：明朝的太监并无真正的兵权。
朱棣猜不出景秀是怎么想到禁止宦官识字这个办法的，或许是因为明太祖不喜欢太监识字联想到的吧，反正这个办法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宦官干政的可能。再加上禁止太监领兵也是明朝后期与唐朝后期相比，宦官为祸稍轻的主要原因，因此朱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但转念一想，朱棣又忍不住摇了摇头。
明朝的政治格局与前朝不同。明太祖禁止后世设丞相一职，其替代品内阁其实是皇帝的顾问，只是相当于后世的总统府秘书长。内阁大学士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其权力及地位与过去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理论上明朝的皇帝其独裁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
但独裁也不是什么人都行的。首先，必须有充沛的精力——没精力就办不了太多的事，管不了太多的事还怎么独裁？其次，还需要对政治怀有极大的热忱——光精力充沛还不够，如果对政务没有兴趣，自然也就不可能独裁。
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既有精力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但他们的后代却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因此不得不分权。
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想了个办法：允许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俗称批红。精力不如太祖父和祖父的朱瞻基也是不得已才会想出这个办法：若是能够立宰相，那么国家大事便可以由君相分担。若皇帝不称职，无论是曹操那种奸相还是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总之可以用相权在行政方面部分地代替君权的作用。如今不能立丞相了，好处是皇帝即使不称职也不会出现曹操那种可能篡国的奸相，但国家大事总得有人来处理吧？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吧？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因此宦官掌握的权力实质上属于皇权的延伸。所以，太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既然必须用太监来弥补皇帝精力不足的弊端，那么禁止太监识字便不怎么妥当了。
再者说，朱棣本人也有意使用太监。是否将“票拟权”和“批红权”分割出去朱棣还没下定决心，但有三件事是一定要重用太监的：一是下西洋，二是东厂，三是监军。
下西洋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强大，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离了郑和未必无法成功，但朱棣对此多少有点忌讳——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成功了，何必对此进行改变呢？万一换个人不如郑和，弄出点瑕疵来，岂不是让人很不爽？
成立东厂是为了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要知道，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的帮助来统治国家，但皇帝的“家天下”思维与文官集团内在的秩序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文官集团为了有效地统治国家，却必须维护某种秩序。
朱棣对于“随意加税、夺取私人财产、强娶民女或是任意杀戮大臣”什么的并不感兴趣，但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必定会遭受阻力。当阻力来自文官集团内部时，如果没有类似于东厂的机构，想要将改革强制推行下去显然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监军，一般来说监军制度会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伤害，但是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十五世纪，没有监军却又容易导致形成军阀势力，因此只能两害相较权取其轻。再说，现在军队里有了宪兵，只要将监军的权力规范一下，那么监军对军队造成的伤害将会减至最低限度——若监军超出职权范围而对军队指手画脚，相对独立的宪兵系统自然可以介入。
……
见朱棣看着自己的策论摇头不语，景秀忍不住问道：“毕兄，我这个策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朱棣想了想，便将废除丞相制度后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的理论阐述了一遍。然后又从“人性”以及“制衡”两个角度分析，证明皇帝加强皇权，利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秀听后，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时周忱和钱成已经下完了棋，听完朱棣刚才那番话，两人不禁失声赞叹“高论”。
半晌，景秀叹息道：“毕兄果然高见。听毕兄这么一说，似乎只能恢复丞相制度了。如此，此次科考的策论我就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如何？”
朱棣闻言失笑。
“本朝太祖皇帝曾言，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当今皇上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才登上大宝，你写这么一个策论交上去，先不说能不能中进士，能否保住脑袋也在两可之间。”
景秀皱着眉反驳：“当今皇上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显然是励精图治勇于改革的。依我看，只要我的策论有道理，皇上应该会接受。”
“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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