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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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郑公智给出的谢礼要多出二十贯，但最后愿意成为商仁封臣的人数反而稍多一些。因为商仁拉拢别人成为封臣时劝说：宗主的实力越强，就越能给予封臣保护。他有二十三块基本采邑领，而郑公智却只有三块基本采邑领。当封臣遭受辽东的蛮人攻击时，他又能出动多少兵力帮封臣解围呢？
　　　　除商仁和郑公智外，当场还有一些人也试着用这种办法增加封臣数量。这些人用老乡之情，用采邑的位置（采邑相邻，方便相互救助）等各种办法来打动别人。
　　　　最后，商仁成了一等男爵，而郑公智则成了三等男爵。除了五个人之外，其余的人要么成为了别人的封臣，要么就是让别人成为了自己的封臣。
　　　　周家在省城就有好几家铺子，而周武之所以固执地认为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人是地主，其他人都是商人，正是因为其余的人都参与了这笔“买卖”的缘故。
　　　　其实，周武对于那种提高自家爵位的办法也不是不心动的。但之前周武买了牲畜，剩下的钱总共还不到两百贯，这点钱在出现意外情况时用来应急都怕不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武想着自己反正有五个基本采邑领，若是小股蛮人袭击，五个基本采邑领守望相助也够了。若是鞑子大军进袭，即便整个辽东的有邑贵族联合起来，那也照样是螳臂当车。周武是个倔脾气，宁为鸡头，不为牛尾。既然不能用那个办法收下封臣，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他便干脆拒绝了成为他人的封臣的建议——皇上的直属封臣有什么不好？听起来还尊贵些！
　　　　……
　　　　此刻看到商仁的管事，后悔的情绪却隐约浮现在周武的心头。
　　　　当有邑贵族的册封仪式结束后，正如当初商仁所料，钦差确实宣布皇上把低级直属封臣的管理权暂时交给别人代管。但商仁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暂代管理权并非交给辽东都司，而是交给辽东地区等级最高的有邑贵族，也就是商仁！
　　　　如果早知道会是这种结果，周武倒是宁愿当初就直接成为他的封臣呢，至少可以获得五百贯的谢礼！
　　　　这么想
　　　　武便板着脸望着那个越来越近的管事，准备给他一个
　　　　谁知管事根本就没有减速的意思，经过周武身边时，他将一个令牌扔向周武，喊着：“征召！”，然后又继续向前飞驰而去。
　　　　周武下意识地接过那块牌子，发了一会儿愣，突然激动地再次握紧了腰间的刀柄。
　　　　征召？
　　　　这岂不是意味着要打仗了？！
　　　　知道即将要打仗却如此高兴，并不仅仅是因为周武天性逞勇好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官府对辽东移民有严格的限制，各屯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二十里，每个移民屯的人家不得超过五十户。因此，移民屯附近有着数不尽的可耕种土地，却严重缺乏劳动力。
　　　　其实辽东地区的汉人并不少。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元年五月乙巳，仅仅东宁卫千户王得名前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一次就招徕了男女老少共计一万五百二十五口。可惜的是，有邑贵族接受分封的仪式上会造出一式二份的资料清册，一份存户部，一份交给宗主。之后，有邑贵族不得藉词容留他乡居民。
　　　　很久以后辽东的有邑贵族们弄明白皇上制定这条规定的目的。原来，当今皇上为了安置宗室远亲，专门派了内官王彦和亦失哈分别前往辽东和奴儿干地区收拢流民建立基本采邑领。
　　　　王彦和亦失哈都是永乐年间很牛的太监。
　　　　王彦原名王狗儿，建州女直人，其父萨理蛮在明初率部属归附明太祖后，王彦则侍从燕王于藩邸。由于在靖难之役中立下功劳，王狗儿被朱赐名王彦，并提拔为尚宝监太监。后来，永乐皇帝派遣了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去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
　　　　亦失哈则是海西女直人，多次巡抚东北北部边疆奴儿干地区，按照后世的说法，那便是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东北边疆与中原内地经济与文化的交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由于王彦和亦失哈分别是建州女直和海西女直，让他们牵头建立基本采邑领时更容易与当地土著和平相处——甚至在收拢当地汉籍流民的同时，还能吸纳女直人加入。这样，岂不是加速了民族融合吗？
　　　　当然，辽东的汉籍有邑贵族们并不知道朱棣的心思。他们只知道，由于皇上禁止有邑贵族容留“无户籍”居民，因此合法增加采邑人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两种：一种是自然增殖，可这种方法根本就解不了燃眉之急。另一种则是依据皇上编写的《移民纪要》，令当地土著成为依附于庄园的农奴。
　　　　想要让汉人冒充土著成为依附于庄园的农奴想都不用想——虽然领主并不介意这一点，但辽东的零散汉人分明可以堂堂正正地成为领民，凭什么去充当地位极其低下的农奴？
　　　　同时，隐瞒流民户口这一招也不行！一开始还有一名恩骑尉报着侥幸的心理，以为此地天高皇帝远，便偷偷摸摸私自招揽了几名流民。谁知道没过一个月，便被三等有邑男爵郑公智告发了。这时有邑贵族们才知道，原来郑公智竟然是大儒方孝孺的学生。方孝孺是监察部的重要官员，因此尽管郑公智目前并不担任官职，但有着这么一层关系在，他只用了一纸书信便招来了监察部的官员。
　　　　然后便是按照法律规定对那名违法的有邑恩骑尉处以巨额罚金。此人缴不起罚金，结果本人由有邑贵族沦为服刑囚犯，家产也被没收。基本采邑领这样的不动产不宜分割，因此事后对该基本采邑领进行了拍卖，拍卖所得的一半则归了告发人郑公智以及前来办案的监察部官员。
　　　　有了这种血淋淋的教训后，再也没人敢动藏匿人口的心思了。
　　　　于是，唯一现实的增加采邑中人口数量的办法便是老老实实地让当地土著成为依附于庄园的农奴。
　　　　上次与蒙古部落交易时周武曾经买过三名牧奴。蒙古人放牧，除了战马之外其他的牲畜都是放养的。然而在周武的领地里，牛和马需要为耕种服务，纯粹的放养无法满足其需求。
　　　　因此牧奴还得负责收集牧草饲料，结果劳动量比以前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周武也就根本不曾想过外族奴隶还可以种田。
　　　　不过周武的错误观念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辽东地区有着大量的蒙古人和女直人，而女直人和蒙古人的社会结构中奴隶是合法的，所以除了周武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领主也从蒙古人和女直人手中购买了奴隶。事实证明，蒙古人和女直人种地的水平还不如一个未成丁的半大小子。但，这些奴隶毕竟可以缓解移民屯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压力，因此领主们也没有太挑剔。遗憾的是，移民们此时的购买力还太弱，因此制约了奴隶交易规模的扩大。
　　　　知道奴隶也可以用来种地后，周武自然动过买更多奴隶的心思。可周武既没钱又不懂得期货原理，否则肯定会使用期货工具来套取现金，然后购买奴隶扩大生产。值得庆幸的是，购买并不是获得奴隶的唯一途径……据周武所知，蒙古和女直部落的奴隶主要是敌对部落的战俘！
　　　　如今商仁发出了征召令，这说明很快就会有战斗发生。战斗可以产生战俘，战俘可以转变为奴隶……
　　　　注1：如果说都督类似于大军区司令，那么都指挥大约相当于小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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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出征
　　　　武一共拥有五个基本采邑领，按照封建契约，接到征9）少应该提供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所谓的全副武装，首先必须拥有一匹战马（为了保持行军速度和随时替换在战斗中损失的马匹，一匹战马往往不够）。其次，还必须拥有一整套战斗装备：一套甲具（至于说到底是铁甲、绵甲甚至是纸甲，则以封臣所拥有的基本采邑领数量相关）；一支长兵器，例如长矛、戟、长柄狼牙棒等；一柄近战武器，例如马刀、剑、短斧、单手狼牙棒等；一支弓以及两壶箭（二十四支）。再次，还需要准备帐逢，各种生活用品以及负载这些物资的牲畜等。
　　　　封臣如果躲避、拒绝出征或派人代己出征，或者骑士装备不全都属于违反封建契约，宗主可之处以罚金甚至是直接剥夺封臣的采邑。不过，由于移民的头三年属于优惠期，因此对骑士装备方面并不严格限制——只要有信心能够空手打倒敌人，封臣哪怕是手无寸铁地上战场也是允许的。
　　　　打战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武装得越好自然越安全，如果不是因为没钱购买装备，周武绝对会按照契约所规定的那样装备自己。
　　　　周武准备了两匹马给自己轮换着骑——无论是追捕战俘还是逃跑，充足的马力显然是关键因素。
　　　　战斗装备嘛，甲具是不用想的，但厚厚的棉衣多少也有些防御力。长兵器是一只长柄狼牙棒。狼牙棒制作起来很方便，棍棒上加装铁钉铁签等物体只花了孙大寿半个时辰的功夫。近战武器是周武路过北平时购买的一柄马刀。弓箭周武却没有配备。孙大寿在京城服役时认识一个弓匠，知道制作一个好弓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若只是需要能够弹射出箭支的弓，孙大寿也能很快做一个出来，但那种射程只有二三十步远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除了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外，周武还有义务提供十五名扈从。至少目前为止扈从只是好听的说法，与其说是扈从，还不如说是辅兵——嗯，连辅兵这样的称呼都显得过于褒扬了，因为那些农夫使用武器只是倒缚在杆柄上的镰刀、锄头、钉耙等农具。目前看来，所谓的扈从顶多只能用来搬运辎重。
　　　　虽然不受老爷子待见，但周武还是有几名心腹的。问题是，周武一共拥有五处距离超过二十里的基本采邑领。根据周家与佃民的斗争经验，在分成地租下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地主必须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并且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如果不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佃户们就会“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一些”、“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胆子更大一些的佃户甚至敢串联其他佃户，用一个晚上把地里大部分麦子都偷偷收到家里去。
　　　　周武采用的是定额地租，但身为领主，他有权收取领民收入不超过两成的赋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赋税的收取与分成地租颇为类似。所以，周武只得往每个基本采邑领都派遣一名信得过的人去充当庄头，以便掌握该移民屯的收入情况。
　　　　周武的五个基本采邑领中，他本人亲自坐镇一个，管家以及两名长随管理另外三个。剩下的一个移民屯，周武甚至只能派那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小书童去充当庄头。
　　　　如此一来，当周武收到征召令时身边却连一名心腹都没有。因此，周武只能从移民之中打扈从的主意。于是周武一面派人通知另外四个移民屯，一面吩咐灶娘办了一桌酒饭，请往日里相熟的小猴子、章老二、钱十三前来。
　　　　就性质而言这种扈从更象是雇佣兵。不仅有钱可拿。而且还有权分得战利品。因此。小猴子等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周武地要求。
　　　　太阳落山之前。另外四个移民屯地人也来了。第二天。周武便带着这群乱哄哄地农民兵离开了自己地领地。
　　　　两天过后。周武抵达了目地地。令周武比较诧异地是。他地那个异姓结拜兄弟赵武居然带来了三十多个精壮地汉子——要知道。周武身为有邑云骑尉却也只带来了二十多个人。而赵武只是个有邑恩骑尉！
　　　　追问之下才知道。赵武地家乡离河南嵩山不远。那一带习武风气非常浓厚。甚至连长工、佃户之中也有不少人会几招庄稼把势。移民辽东时。长兄心疼这个幼弟。因此选择长工、佃户时。优先选择那些身强力壮并且会武术地。此外。赵武地长兄还派了两名武师与赵武同行。以便时刻保护他。当然。赵武地长兄为此给出了不菲地安家费。
　　　　总之。赵武本人生性好斗。他地领民也全都不是什么安分地主。听说打仗有钱可拿。而且还可以获得战利品。恰好现在又正是农闲阶段。结果呼拉拉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参加了他地队伍。
　　　　不过。更吸引周武注意力地却是那名寡妇。按封建契约地规定。当宗主发布征召令后。封臣必须亲自出征。否则将按照规定征收巨额地盾牌税。寡妇地儿子仅仅只有八岁。自然不可能亲自出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允许代领主代为出征。可偏偏代领主却是他地母亲——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地。不仅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其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而且还允许汉籍有邑贵族由女性担
　　　　领主自然也可以由女性担任。结果，身为代领主的）3出征了。
　　　　营地里有一位女性可谓是一道调味剂。在等待出征的日子里，凡是单身的领主们全都象是蜜蜂见到鲜花一样围着寡妇打转。这位外表秀气文弱的寡妇，既没有表现得特别害羞，也没有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但她对所有前来献殷勤的有邑贵族都淡淡的，看不出对谁更有好感。
　　　　等了两天，整个辽东的汉籍有邑贵族都聚集在这里了。除了汉籍有邑贵族之外，竟然还有一名女直有邑贵族也率众加入了这支部队。
　　　　女直人不象蒙古人。蒙古人分裂为鞑靼、瓦刺以及兀良哈三大部分，但总得来说各个蒙古部落都有着效忠的大小可汗。而女直人这时候却尚未统一。
　　　　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之后，各卫所入朝入贡时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不受奴儿干都司统属。
　　　　在这个历史时空里，朱棣提前在建文四年就派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要求女直人自行选其酋长授以有邑贵族等爵位，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便完成对大明帝国的军事以及经济义务——总归一条，不同的女直人部落之间并不相互统属，因此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女直有邑贵族全都属于皇帝的直属封臣。
　　　　不知道郑公智是怎么想的，居然花钱雇佣了这些女直人。雇佣女直人的价钱倒也便宜，每个女直士兵每天只不过支付一斗米。但是说心里话，周武并不喜欢女直人做同伴。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很野蛮，大多数女直人看人时眼光都显得很凶残，再配上脑后那一小撮奇怪的辫子，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女直战士全都穿着各种动物皮毛制成的外衣，但由于制作水平太差，因此外衣的外形糟糕不说，还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简直令人作呕。
　　　　到了晚上，这些女直人顶多只是在地上铺上一层潮湿的稻草，更多则直接睡在地上，因为他们没有行军帐篷。
　　　　在睡觉之前，女直人喜欢蹲在燃烧着的木柴堆前面，有些人会敲击着马胫骨或者别的什么骨头发出一种奇异的不和谐的卡嗒卡嗒声，一面用鼻子哼着不知名的山歌；有些人则敲着小鼓或者拉着绷紧的弓弦；还有一些人则吃着刚刚从火堆中抓出来的带血的、冒着热气的一片片的肉。偶尔有汉人走近时，这些女直人会故意张开嘴巴露出尖利的犬齿吓唬对方。若是目标没心理准备被吓着了，他们便会哈哈大笑。
　　　　总之，若说蒙古人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半野蛮半开化的阶段，那么女直人则是纯粹的野蛮人。
　　　　女直人的人数比周武想象得要多。那名女直有邑贵族只不过是云骑尉而已，却一共带来了将近两百名战士。汉籍有邑贵族麾下的人口总数是对方的十倍以上，但兵力加起来也只不过刚刚超过五百而已。
　　　　鼠有鼠路，蛇有蛇道。以前商仁是一名商人，与很多在辽东做生意的商人都有着联系。根据商仁所掌握的情报，鞑靼人近来不时侵犯边境，而且近期有可能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进攻。
　　　　商仁绝对不敢与鞑靼人硬撼，但是将队伍拉到辽东都司的所在地之后情况却不同。朝廷的军队自然会和鞑靼人正面战斗，这时，有邑贵族的军队便可以从侧面攻击，或者待战斗胜利后痛打落水狗。
　　　　大多数有邑贵族都赞同商仁这个混水摸鱼的计划。在半年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地主或商人。身份的改变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因此这些人还来不及产生与贵族身份相匹配的勇气。西方骑士崇尚英勇壮烈的战斗，但这些人的梦想则是不参加正面战斗，最好是在追击战中浑水摸鱼抓获几个战俘。
　　　　当商仁提出他的“作战计划”时，有部分更为“谨慎”的有邑贵族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在三年的优惠期内有邑贵族无离开领地（包括宗主的领地）参加战斗的义务，因此商仁不能使用强硬手段。
　　　　对于这些人，商仁则拿出大明帝国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进行说服。
　　　　大明帝国的有禄贵族是纯粹的减等继承。有邑贵族虽然是根据采邑规模而确定爵位，但继承爵位时却要向大明帝国缴纳一笔“继承权利金”。这笔“继承权利金”的数额等于该采邑上一年度所缴纳赋税的两倍，其效果也类似于减等继承。但，如果有邑贵族本人或者继承人能够立下了军功，那么继承爵位时就能够减免这笔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有邑贵族参加了这次浑水摸鱼的战斗，混得些许军功，那么将来后裔继承爵位时就能省下好大一笔钱！
　　　　在**裸的利益诱惑下，所有的有邑贵族终于统一了思想，朝着辽东都指挥使坐镇的广宁城出发了。
　　　　……
　　　　愿望很美好，但事实却很残酷。
　　　　有邑贵族的军队抵达辽东都司所在地广宁城后，便在城外立下了寨子，与城池形成犄角之势。
　　　　之后，事实验证了商仁的情报和分析都很正确：
　　　　果然大举进犯辽东，直逼广宁。
　　　　一开始有邑贵族们都没怎么担心。因为营寨立在广宁城的侧后方，鞑靼人没理由冒着被夹击的风险去攻击有邑贵族的营寨。
　　　　鞑靼人也确实没做这种无聊的事。但问题是，辽东都指挥使沈永却龟缩在广宁城里，根本不敢派兵出战。结果，鞑靼人便只留下少数监视部队，其他人都绕过广宁城向辽东深处出发。
　　　　商仁通过深入鞑靼人势力范围的商人得到情报，然后正确地判断出鞑靼人即将向辽东发动规模较大的侵扰。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那种“猜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的错误：没想到，辽东都指挥使沈永不但不敢迎战。甚至当鞑靼人绕过广宁城攻击后方时，沈永也不顾守土之责，竟然就那么坐视鞑靼人离开。
　　　　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令商仁方寸大乱。因为，鞑靼人主力部队离开的方向正是他们这些有邑贵族的领地！为了300％的利润，商仁敢于虎口拔牙，但是当战场形势的变化出乎了意料之后，他却并不具备一个合格将领所应有的应变本领。
　　　　当商仁慌慌张张准备下令撤回去保卫领地时，却被一个人拦住了。
　　　　这人是地位仅次于商仁的三等有邑男爵郑公智带去的。一开始此人自称是郑公智的谋主，可商仁心急火燎之下根本不打算听他说话，结果他不得不报出真正的身份：原山东道监察御史王度王子中。如果仅仅是一个已经辞职的监察御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说的话商仁根本不会重视。然而当王度说出了他的经历后，商仁却被打动了。
　　　　靖难之役中燕王倒也品尝过败仗的滋味，其中最惨的莫过于东昌之役。此战之后，盛庸军声大振，建文帝亲自为之享庙告捷。而这次东昌之捷，却是王度向盛庸所谋划的。只可惜后来李景隆还朝，建文帝不仅赦其罪而不诛，反而予以重用。李景隆为忌功而谗间盛庸，王度亦因而见疏，终至事不可为。
　　　　虽然商仁之前身为一介商人，并不知道这些朝廷的辛秘，但王度不再伪装成郑公智的清客后，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气度。所以，尽管对王度之前隐藏身份的举动颇存疑窦，但商仁仍旧相信了王度的判断，因此没有下令撤军。
　　　　然而光是商仁不下令撤军并没有什么用。
　　　　这些有邑贵族不象西方的骑士那么精通武艺，但他们在纪律性方面却与西方的同行们有得一拼。在商仁的强行压制下，这支部队在广宁城下勉强又待了一天。之后，有邑贵族们纷纷强烈地表示拒绝继续待在营地里不动——要么就去攻击那些留下来监视的鞑靼人，要么就回去保卫自己的领地——当然，前者的声音要小得多。
　　　　在绝大多数领主的反对之下，商仁再次动摇了。
　　　　事实上，他也确实无法坚持下去了。
　　　　因为，就连他的直属封臣也强烈表示不满。商仁的直属封臣胁迫说：领主有义务保护附庸的生活、声誉、家庭及财产等。如今鞑靼人正在朝他们的领地而去，如果商仁坚持待在这里不动，而接下来封臣们的领地如果受到了攻击，那么封臣们将联合起来提出中止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