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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红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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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考察费用单位都实报实销？”汪虹担心这顿饭让院长自己掏腰包儿。
“单位一分钱都不出。我是院长，我不能这样做。影响不好，群众会有意见。我所有的费用都是制药厂出，他们抢着出。何晓洁的收费标准是三万元人民币，有十个药厂要出，我也不能收了这家不收那家，这样容易造成不团结，我就都收了——你们就放心花吧！”
汪虹和吴力面面相觑。
当晚，院长和吴力把汪虹送到旅馆门口。院长说：“汪小姐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和吴先生再出去瞎转转。”
汪虹狐疑地看看吴力。
吴力对她眨眨眼。
深夜12点，吴力回来了，见汪虹窗口还亮着灯，便来摁门铃。汪虹正看comN国际新闻呢，打开门让他进来，问：“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后面的红灯区呗。”吴力笑着说。
“光看了？”
“我是光看了，院长哪儿能光看呢？到底是当兵出身，生猛，真他妈生猛！”吴力赞道。过了一会儿，又感慨地说：“这院长也太滋润了，唉，还是祖国好啊！”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院长游览了海牙和鹿特丹，当晚就住在了鹿特丹市。
第三天，从鹿特丹市乘旅游巴士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率领着一群中国企业家的何晓洁会合。
吴力介绍汪虹给何晓洁，何晓洁很礼貌地和汪虹握手，说感谢你的帮助。院长也在一旁夸，说汪虹翻译得如何如何好，闹得汪虹都不好意思了。何晓洁个子不高，挺漂亮，“关键是干练。”汪虹后来回忆这一段时对我说，“看见国内主持‘开心辞典’那个王小丫了吗？就那样，干练得厉害——要不怎么能左一拨儿右一拨儿地往出带团儿呢？”
院长不愿意和企业家们住在一起，嫌他们俗。何晓洁便把他和汪虹吴力一起安排在她家的一所空着的公寓里，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有一个从安特卫普来的比利时人租了其中一间，还剩下三间正好汪虹他们三个人住。吃饭则安排在何晓洁家自己开的中餐馆里，味道也还不错。
何晓洁果然神通广大，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在布鲁塞尔玩儿了两天，她已经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然后要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去巴黎。汪虹说没有法国签证呀？她说你就不用管了，一早坐汽车走。
原来是租何家房子的那位比利时人开自己的车带他们去。倒不算远，一个小时便到了边境。汪虹正担心三个东方面孔被法国海关截住呢，汽车已经驶入了法兰西。
两个小时以后，汽车进入巴黎市区。
没有三个月时间不够看巴黎，而院长一行仅有一白天的时间。好在有车，这位比利时人也路熟。马不停蹄地看过了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圣心教堂、巴黎圣母院，又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兜了几个来回，就到了回布鲁塞尔的时间。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同院长乘火车去了卢森堡。游览了这个40万人口的奇妙袖珍国后，于当天晚上乘上了开往汉堡的火车。30分钟便进入了德国，天亮时到了汉堡。
在德国，院长于声色犬马中花光了钱，依依不舍地在法兰克福机场与汪虹和吴力惜别，登上了直飞北京的汉莎航班。
第十七章 浪漫是奢侈的
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着她的是李昌盛的账单——他已经去了德国——和瓦哈洛娃的奚落。过了几天，小房子也没有了，她仓皇地来到我们这里，谁料到竟从此生死相依。
1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请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饭——据说她从不请大陆中国人去她家里。不是歧视，是胆儿小：此时大陆黑社会已经在布拉格闹得鸡犬不宁，杀人、绑票、勒索事件层出不穷，而瓦哈洛娃刚刚从中国人身上赚了些钱，当然心存忐忑了。
我准时前往。瓦哈洛娃已经包好了饺子，做好了凉盘，斟好了红酒。这是我第一次见瓦哈洛娃的丈夫吴和以及他们美丽的女儿丽丽。吴和很亲切，一身的书卷气。他一年多以前作为捷克政府代表团的翻译去过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国得到的名片，问我其中哪些人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说依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位——我抽出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名片，补充说：“这位先生已经是中国的副总理，不久前还兼任了中国的央行行长。这是一个有着铁腕的经济学家，他就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一出，大陆的美元黑市价格应声而落。”
吴和笑着说：“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他又和我谈起在大陆的见闻，说有的大商店服务态度还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现在的捷克驻中国大使是我的同学，他说我的汉语江泽民能听懂，李鹏能听懂，可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听不懂。”
我们都笑了。
吃过饭，他请我到他的书房坐下，告诉我他正在翻译《诗经》。他打开余冠英先生注的《诗经》，指着两行诗给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他说：“我不明白这样的诗有什么好？怎么能流传两千年？”
我想了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未见得有多好，但因写了黄昏，便别有意境。黄昏思远人，悲之至也。这是写黄昏心境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描写黄昏的诗词佳句不胜枚举，但都以此为滥觞。像白居易的《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暖绿鬓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日昏黄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像韩偓的《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的《清平乐》说得更好——‘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真让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缓缓地说：“我也没几个黄昏了。”
我说：“怎么会，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偏偏要当商人呢？”
“没干过的就想试试，”我说，“做商人会有许多不同体味的，你们的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
我们的集装箱陆续到了。
所有中国人的集装箱都陆续到了。
1993年底——1994年底，几十万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广州各个港口启运，里面装满了拖鞋、凉鞋、旅游鞋、球鞋、连裤袜、丝袜、线袜、牛仔裤、健美裤、沙滩裤、内裤、丝绸衬衣、法兰绒衬衣、镂花水洗丝女衬衣、水洗布男衬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图案的文化衫、120克重以下薄如轻纱的白色文化衫、廉价的童装、手帕、胸罩、领带、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坏的旅行箱、手提包、长毛绒玩具、掏耳勺、打火机、清凉油、过期的方便面、据说可以壮阳的蜂王浆……经汉堡、不来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小小的欧洲内陆国捷克。
捷克人经营的纺织品商店纷纷关门，捷克最大的纺织厂也宣布倒闭。在廉价的中国鞋进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欧洲重要的鞋类出口国。如今，鞋厂接二连三地破产。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员曾经喜不自禁地对我说。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经上街游行，抗议不知疲倦的中国浙江农民日以继夜大地工作使他们的工厂倒闭；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俄国小贩们曾因16名中国倒爷儿在当地兜售便宜的纺织品而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佬滚回去！”
以冷静、理性、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物——短暂的欢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绑匪开出五万美金的价码，并限定了日期——过期即撕票。
这可不是唬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们不是没钱，有五万美金在银行存着，可那是以王明的名义存的，席倩倩取不出来。绑匪又不敢押着王明去银行，怕王明一喊让警察逮住。没辙儿了，席倩倩飞回中国，磕头祷告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一百一千地凑起来，再换成美金。硬凑了五万美金，在绑匪规定的时限内飞回布拉格，赎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壮举的。不就是一个傍肩儿吗？能有情有义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俩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练摊儿生涯。
后来，席倩倩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赌博，有钱就往卡西诺跑，不输光了不回来。不去练摊儿，也不做饭。王明都认了，一个人去练摊儿，回来还要做饭。他只是不再给席倩倩钱——你要去租录像带吗？好，我陪你一块儿去。不用我陪？也好，那给你租十盘儿带的钱，两百克郎。
席倩倩还有办法，她去借高利贷。到日子还不了，抱着王明哭。王明替她还完债，一声不吭又去练摊儿了。有练摊儿的朋友劝他，快扔了席倩倩吧。他笑了，说：“哪儿能呢！”一边儿支摊儿一边儿唱京戏：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成为布拉格华人社会的一段佳话。
汪虹跟我商量，“我看王英武不错，给侯玉花介绍介绍？”
我笑了，“瞧你们侯玉花那样儿，不是糟践我们王英武吗？”
王英武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懂英语，长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鲁塞尔留学，他也去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那边儿办不了身份，便只身来到布拉格。
他在一个市场里练摊儿，我们看他是个老实书生，经常以极低的价格供给他货。可他实在是笨头笨脑，生意总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绝活儿——中医按摩。练摊儿挣不来钱，他就多次向我提议在我们住的HOUSE里开一个地下诊所——在捷克领取行医执照极为困难——专门按摩。还许诺说凡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都由我来按摩，我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干了这一行，而且还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
汪虹说：“当然得给侯玉花介绍好的了，是我们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绍了王英武的情况。侯玉花表示满意，但说要悄悄看一看，光听介绍不行。
汪虹说：“我告诉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欢死你。可是有一条，别真爱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杀了我。”
晚上，侯玉花来了，说：“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极了，根本不会做生意。”
PASS了。
过了几天，她领着一个又小又瘦、其貌极其不扬的男人来了。汪虹悄悄对她说：“侯姐，这人恶心死了！”
侯玉花笑着说：“可是货卖得好。咱不是挑男人来了，咱是赚钱来了——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刘，上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童男子。两片黑黑的嘴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人们都叫他“神经刘”。
从此，侯玉花和“神经刘”住在了一起，费用分担，利润共享。也买了一辆加长斯柯达二手车，两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
第十八章 阿莲
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跑来找我，对我说：“田力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在布拉格开了一家妓院！”
我笑了，说：“是吗？正常正常，生意不好做，只能捞偏门了。”
布拉格已经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生意好得不得了。也该开一家正式妓院了，让老外知道咱么啥都能干，而且比他们干得还好。
“听说有位头牌，漂亮极了，岁数已经不小了，可硬是红透了半边天！咱们不去见识见识？”
“是中国人？”我问。
“当然，谁稀罕去看大洋马？”朋友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要是去逛捷克妓院，那我赞成。历史上哪个国家的人没欺负过咱们的姐妹？八国联军那时候……”
“八国联军没捷克吧？”一个朋友打断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向我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奥匈帝国，捷克就在里面。再说了，没准儿那些当年在德国打工的捷克人就当了兵呢。”我批驳他，继续说：“所以，出于替姐妹们报仇这样一个目的去逛捷克妓院，我从理论上是赞成的。可你们现在要去逛中国妓院，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年林彪副统帅在被老婆孩子拥上叛逃飞机时扔下一句话——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句话代表了我此刻的感受。”
“你就好好跩吧。”大伙说。
“什么人开的？”我问。
前几年北京黑社会开了一家妓院，那时没有中国妓女，他们便从曼谷弄来几个泰国妓女。谁愿意和黑社会打交道呀？生意萧条得很，没几天就关门了。
“一个温州小伙子。”朋友说。
“温州出能人呀，卡西诺也是他们温州人开的。”另一个朋友说。
“在什么地方？”我问。
“喏，自己看。”朋友塞给我一张广告。
一个裸体女人的全身像，旁边是英、捷、中三国文字：美丽的中国小姐，优雅的东方美人以神奇的按摩术让您领略意想不到的享受。然后是地址，电话。怕人找不到，还绘了一张草图，地铁站，巴士站都标得清清楚楚。
“从哪儿弄来的广告？语言都不通。”我说。
“布拉格每一个电话亭里都有。”朋友说。
“这是一家按摩院，单纯的Massage嘛。”我说。
“你也信？”
我笑了，想起一个捷克朋友的故事来。这位朋友懂一点中文，曾经和我谈起东方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观念。他去过一次中国，晚上寂寞，想去找一个妓女——他听说中国有。但他找不到，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回来之后他气愤地对我说，还是欧洲好，用你们的话说叫实事求是。是妓院就写明了是妓院，为什么要说是洗脚呢？我开始还很奇怪，满街都是洗脚屋，中国真是讲卫生。可我不懂为什么要到街上去洗脚呢？后来才知道那里可能就是妓院。但我又不明白了，难道中国人把性交看成和洗脚一样吗？我笑着批评他，我说你不懂中国文化，因此也不懂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不像你们欧洲人那样厚颜无耻，像你们的天体浴场，男男女女都脱得一丝不挂，中国人绝对不会这样。中国人认为性是需要遮掩的。换句话说，经过遮掩的性才美。你不是很喜欢我们的旗袍吗？旗袍的美首先就是要把全身都遮住，但却要专门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显示臀部和胸部的丰满，更重要的是，纵然遮蔽全身，可开衩处却永远有大腿在时隐时现。嗨，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简单说吧，我们中国男人没你们欧洲男人的脸皮厚，推开妓院的门就进。我们不，我们只是去美容美发最多去洗脚。
小子愣了半天，说懂了，你们中国男人都是伪君子。
“爱是什么是什么，就这样。”我说。
“这是在欧洲，算合法经营，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妓院的牌子？”我问。
“还是嫌难听吧，再说了，中国Massage，也够打老外的眼了。欧洲人活一辈子，有钱也罢，没钱也罢，哪有过这种享受呀！”朋友说。
这话倒也是，欧洲人只懂得旅游，登山，游泳，只知道欣赏大自然的美，其它的享受实在不多。在欧洲各国的理发店理发，都是理好了就走人，哪儿有头部按摩一说。在捷克和德国交界的边境小城利波雷茨，我曾去过一个越南女子开的理发店，她只是在给顾客洗头的时候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好家伙，德国人竟趋之若鹜，价格也顶了天：25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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