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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红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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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厅大楼前的莫斯科河桥上，方磊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令全世界震惊的“8。19”事件。当时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改写苏联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方磊告诉她，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同西方一样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是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卢布大幅度贬值，商品奇缺，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几位老同志，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痛陈利害，宣布接管政权。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随即被软禁在那里。
政权易手。
按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手里握有兵权，还可以指挥国家安全部队，可事情偏偏就没有成。
苏联人民已经不喜欢苏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磊说，我们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广场，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驶过，一打听，原来是国防部长亚佐夫调动军队正在包围叶利钦踞守的议会大楼。诺，就是这座大楼，俄国议会就在这里，老百姓也称这里为“白宫”。这时，广播车里已经播出了叶利钦站在议会大楼前的坦克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议会大楼。我们又往议会大楼跑，路上看见老百姓在包围坦克，不让它前进。有一位军官跳上坦克对群众说：“我们是奉命来维持首都秩序的，绝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红军永远不会向人民开枪！”
老百姓热烈鼓掌。
等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到处都是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干、混凝土块和卡车筑起的街垒。虽然不断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卫议会大楼的队伍里，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包围和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门，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局面。
这是“8。19”当天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叶利钦马上就会完蛋。
然而，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早晨，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赶往议会大楼。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都能碰到这样的大事件，可不能错过。
一上桥，发现事情不对了：大桥已经被电车和混凝土块筑成的街垒堵死，车辆不能通行。而且，街垒前是七辆坦克车，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议会大楼，倒像是在保卫议会大楼。更奇怪的是，坦克车上插着的不是镰刀斧头旗，而是白蓝红三色旗——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旗呢。我们问坦克上的苏军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们已经倒戈，现在在保卫叶利钦。
我们吃了一惊，赶紧过桥来到议会大楼前，看见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律炮口朝外，许多炮口里还插着鲜花。坦克上还坐着一些莫斯科姑娘，她们都是自发来保卫议会大楼的。看来她们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为每个人都披着军大衣。她们和士兵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来香烟和啤酒慰问士兵，他们也来者不拒。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从坦克上跳下来对我们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包围议会大楼的坦克陆续倒戈，现在已经全部与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
汪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阶层的发难。
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
第六章 大姑一家
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乳房……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里转转。中午了，她用大姑给的零钱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为什么？她流泪了。
瓦哈洛娃是个不泯亲情的人。
好多华人一到国外就忘了家乡故旧，但她不。她了解国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穷亲戚——虽然那时她也不富裕。汪虹对我说过，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家里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从布拉格寄来的奶油饼干。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帮助汪虹一家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国内亲戚只要愿意出来，她都会积极去办。在办出汪虹之前，她已经办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办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并且都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了奥地利。办出汪虹以后，又办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对我讲过她们家这支远征军的战况，让你从心里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对儿厚道人。
先说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个医生，小姑夫却是个工人。这段姻缘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属于改造对象。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动，她就嫁了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跟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睡觉一样安全？——小姑这样认为。
可是这位工人阶级和银幕上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样子——整个儿一好吃懒做长年泡病号的主儿。什么苦都吃不了，丁点儿罪都不能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条好：思想活泛。刚刚打倒四人帮，他就动了出国的念头，绝对是领风气之先。一家三口——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着，连妹夫的香烟都得姐姐去买。说实在，那时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发财是后来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吴和是个厚道人呢？别说外国了，就咱们中国，有亲戚全家搬你那儿一住一年的吗？
好容易疏通关系送到了奥地利，工作也给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还能干啥呀？那是奥地利，没地儿派你去当工宣队员，也没人承认你和你那阶级能领导一切，奥地利政府缺不缺领导人还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轮不到你——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呀！
但他就是不明白。
干了一个月，死活不干了，要回国。
小姑劝他再坚持一下，他梗着脖子说不。
小姑提醒他：“回去咱可挣不来钱啊？”
他倒明白：“回去是挣不来钱，可咱还不受累呢！”
没辙儿了，一家三口儿飞回北京。
“没出息劲儿大发了。”汪虹这样评价她的小姑夫。
“现在后悔吗？”我问。
“肠子悔青好几回了！”汪虹说。“那时中国人出来的特少，70年代末嘛。办身份相对要容易得多，入籍也不难。奥地利是高福利国家，只要你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失业在家钱也够花。他们回去没几年，出国潮就开始了。又想出来，这回我大姑是说什么也不给发邀请了，一次折腾怕了。头几年小姑夫肾坏了，在北京换的肾，二十多万，正赶上改革公费医疗，公家给报了不少，自己也掏了许多。要是在欧洲，国家全包了，一分也不用自己掏。”
汪虹的表哥两口子倒是坚持了下来。
表哥叫汪卫，原先在徐州工作。有一年他偕太太来布拉格玩儿，我见过一次。那时汪卫已经拿到了奥地利永久居留，享受奥地利人可以享受的一切福利。他和太太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汪卫做厨房，太太跑堂。维也纳的中餐馆太多，生意也不好，竞争非常激烈。一没客人老板娘就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汪太太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有点没心没肺。再说了，打工的管不着老板生意好坏，没客人更清闲——无非小费拿不上呗。经常一边擦桌子一边唱歌，也怪了，她既不唱邓丽君也不唱李谷一，什么歌曲革命她唱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简直就是给老板娘上眼药，老板娘听烦了，就喊：“喂喂喂拜托你啦，有没有搞错呀？社会主义那么好怎么跑到资本主义来了？”
她做个鬼脸儿，没事儿一样。
老板娘也笑了。
汪卫就苦多了。厨房在地下室，宿舍也在地下室。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下班就睡觉，睁眼就上班，从来见不到太阳。天长日久，养成了一种毛病——对太阳过敏，一见太阳就头晕。
可人家坚持下来了，如今在维也纳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正儿巴经地做起了老板。
汪虹来了一年多，大姑又把她姐夫李昌盛给办出来了。
这李昌盛在国内是学计算机的，听说国外好，也要跑出来开眼赚钱，就给大姑写来了信。大姑二话没说，把邀请发到国内。那时候签证相对容易一些，再加上是瓦哈洛娃的邀请，大使是她的同学，领事是她的学生，没有签不了的。那时吴和赋闲在家，正在编一本捷汉词典以消磨时光。他需要一些中文软件，欧洲买不到，便托李昌盛带来。李昌盛是个颇会来事儿的人，不仅带来了各式中文软件——当然都是盗版的——而且还给他这洋姑夫带来了一台旧计算机。
吴和喜笑颜开。
那时汪虹已经不在瓦哈洛娃家住了。
瓦哈洛娃在布拉格四区给她找了个小房子，一室一厅，浴室厨房都齐全。地理位置特好：距超市、地铁站、巴士站、医院、邮局都不超过一百米。而且租金便宜，一个月才六千克郎。姐夫来了就住在这儿，他睡卧室汪虹睡客厅，两人说好了分担全部费用。
瓦哈洛娃先给李昌盛在捷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找了个工作，但工资太低，挣不到钱。便又送他去德国碰运气——并不是随便一个中国人都能得到德国签证的，实际情况是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的门卫就根本不准许中国人进门。
又是瓦哈洛娃出了大力。
去德国之前，吴和邀请李昌盛和汪虹在一个周末同他们一起去乡间别墅度假。他俩儿正没事儿，便欣然前往。所谓乡间别墅其实也就是山沟里密林深处的一幢木头房子，是吴和的父亲留下来的，吴和又进行了修缮。空气清新，风景绝美。瓦哈洛娃说希特勒占领捷克期间，德国鬼子都没有发现这所房子。
吴和在使用李昌盛带来的中文软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弄不明白，想趁这个机会请教。可李昌盛只是在花园里闲逛，对跟在后面不断提出问题的吴和是顾左右而言他。汪虹很不高兴，但李昌盛悄悄地用纯粹的天津方言对她说：
“你知道嘛？介都不明白？该拿一把就得拿一把。”
李昌盛去了德国以后果然碰到了好运气：瓦哈洛娃在汉堡有一个开餐馆的中国朋友，她让李昌盛去找他帮助找工作，还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安排李昌盛的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都没问题，就是工作不好找。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头绪。
正在这时，从柏林来了国内一个公派团组，经朋友介绍到餐馆老板这里。这是南京来的一个团，团长姓田，是南京一个区计委的头头，怀揣大笔美金要来德国创业的，考察了一溜够儿，结论是正经行业都无从置喙。正没方向呢，在这里遇见了李昌盛。
李昌盛敏锐地认识到机会来了——蒙住一个公派公司等于把钱柜搬家里了。他开始向老田介绍在布拉格发展的种种好处，特别是他大姑在当地是如何有势力，如何神通广大，有多少部长议员是朋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一顿胡侃，把老田当场拿下。
其实，老田也不想就此回国——回去怎么蒙国家的钱呢？可是如果不回去，必须要有一个过硬的理由。这些日子他苦思冥想天天犯愁就为这个理由。如今这个理由找到了——
瓦哈洛娃！
还有比这更过硬的理由吗？
老田用生花妙笔向国内报告了他欧洲之行的重大收获，介绍了瓦哈洛娃女士在捷克共和国的重要地位，描绘了以捷克为根据地，逐渐向西欧发展的美好前景。
国内毫不犹豫地指示他迅速前往布拉格注册公司，并为即将问世的公司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大捷公司。
李昌盛心下欢喜，又问：“那要不要先在布拉格租个房子？那边不比这边，房子可难租了。需要的话，我马上打电话让我大姑帮你租。”
老田花的是共产党的钱，痛快极了，说这事儿还用问？快租。
李昌盛上街绕了一圈儿，回来说刚跟大姑通了电话，房子解决了。
原来就是汪虹和李昌盛住的那间公寓，就此由老田交房租了。
本来老田说还要在汉堡呆上一段日子的——红灯区和卡西诺都还没有去够。可不知抽着了哪根筋，突然就决定前往布拉格。
李昌盛慌了，急忙给汪虹打电话，让她立即搬出那间屋子——如果让老田发现这里原来有人住就坏了，他怎么会替别人掏房钱？
那时汪虹刚从荷比卢德法回来，气儿还没喘匀呢，拎着细软仓惶而去。
瓦哈洛娃跟我们在一起时非常随便，大家嘻嘻哈哈也不分长幼尊卑。她太多地领教了她这位侄女婿的小气，经常当着他的面和我取笑他，说她给他起了两个“爱称”，一个叫“铁公鸡”，一毛不拔，吝啬极了；一个叫“小算盘”，工于心计，太能计算了。瓦哈洛娃还举证说，所有认识李昌盛的人她都问过，他没请过任何一个朋友哪怕喝一杯咖啡呢。那李昌盛也不恼，嘻嘻笑着，而且也不反驳不争辩，就跟不是说他似的。
我对瓦哈洛娃说：“您别恼，哪天他再跟您算计，我打得他满地捡算盘珠子！”
瓦哈洛娃拍手大笑。
老田很快来到了布拉格，他的“大捷公司”也由瓦哈洛娃一手操办注册成功，李昌盛便成了他的专职司机。大捷公司的第一桩生意便是由瓦哈洛娃牵线买下了位于布拉格四区的一片土地，买地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均由瓦哈洛娃负责办理，其结果之一是瓦哈洛娃和李昌盛每人从地价款上赚了一万美元。
当初说这块地可以盖楼，后来又说不可以了，折腾了几年，老田也懒得管了。所有的生意都赔得一塌糊涂，还在乎一块土地？老田也懒得管了，任它荒着。天天出了妓院就进赌场，寻花问柳，夜夜笙歌。
到后来国内派来了纪检人员，要老田卖了地回国。老田无奈，请上翻译去了有关部门。人家查了几遍土地买卖文件，说你们要卖什么地？根本没有你们的地呀？
纪检人员眼睛像刀子一样扎向老田，他浑身冒汗，语无伦次地说，怎么没有？我付的钱嘛！就在四区那个医院对面嘛，是瓦哈洛娃来办的手续嘛。
翻译说了地方又说了瓦哈洛娃的名字，人家又查了一遍，说有，但不是你的，地主是瓦哈洛娃。价格也弄清了，老田多付了两万美元。
纪检人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又是一头汗，说我怎么知道，买地的发票你们也看过了，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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