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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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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蜀这番话确实是伤害了项茹梅，至少是短时期内伤害了项茹梅。项茹梅听完这番话，没有吱声，甚至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就自己茫然地搁下电话。
项茹梅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她知道王思蜀说得对，她跟倪和平没法比，跟欧阳健也没法比。欧阳健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的，而自己如果不是推荐上了工农兵，恐怕这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的门。这就是差别，不承认不行，不服不行。再说欧阳健是男的，是男的四十多岁就是正当年，是女的四十多岁就是老女人了。这个社会一天到晚强调男女平等，甚至还专门为女人准备一个节日。其实越是强调男女平等就越是说明男女不平等，如果已经平等了，还要强调什么？联合国是最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每次开会都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看，把女人跟小孩都归到一类了，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有平等吗？再说联合国下面有差不多两百个主权国家，“平等”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有几个国家是女人当总统了？现在不是一天到晚说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实事上求是？
项茹梅在这样发愣的时候，女儿放学回来。女儿喊妈妈好，项茹梅一把搂过女儿，说妈妈不好。女儿问妈妈怎么不好？项茹梅说妈妈不该把你生成女儿，应该把你生成儿子。女儿听了也糊涂了。
项茹梅想到了回去，项茹梅的关系还在重庆，现在要回去还来得及，但是她有脸回去吗？一说跟老公来深圳，在同事的眼里不亚于出国，一个个羡慕的不得了，连领导都立马露出一副巴结像，仿佛项茹梅不是去深圳，而是调到上级主管部门主管组织工作。那个天天声称自己老公很有钱的女人，在项茹梅面前自觉地矮了三分，见到项茹梅比见到领导都笑的灿烂。项茹梅现在能回去吗？再说欧阳健和女儿在深圳，她能回重庆吗？
项茹梅整整当了两天的贤妻良母，每天把老公和女儿的饭做好，等欧阳健和女儿吃完饭之后，既不跟欧阳健猜拳看谁洗碗，也不用女儿动手，自己就把碗收拾洗干净，一句怨言都没有了。前些天欧阳健都被她唠叨怕了，现在突然一点都不唠叨了，欧阳健一下子适应不了。那天欧阳健问她怎么了。她非常平静地反问欧阳健：什么怎么了？欧阳健没话说了。
第三天，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告诉她：我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王思蜀问。
“既然我肯定回不去了，就必须学会在深圳生存下去。”项茹梅说。
“这就对了！”王思蜀说，“你连野狼坡都敢闯，难道还怕找工作？”
第三章 永恒的瞬间
12
找工作比只身夜闯野狼坡难。
项茹梅先是在家里看报纸，主要是看招聘广告。这也是王思蜀告诉她的。项茹梅在重庆的时候天天看报纸，来了深圳以后却从来都没有看过报纸。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是公家的，在重庆她是国家干部，读书看报是国家干部的本分。到了深圳之后项茹梅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也就没有报纸看。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从来就没有什么招聘广告，或许有，但是很少，少到项茹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深圳项茹梅要自己买报纸看，而买报纸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看广告，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看招聘广告。
买报纸其实也很方便，也就是早上买菜回来的路上花一块钱买一张《深圳特区报》。买回来之后，赶紧坐到窗户面前，认认真真地看。项茹梅没有想到深圳的报纸上面有那么多的广告，并且是分类的，比如招聘广告，就专门有一版。
项茹梅常常是绕开社论和新闻，直接往后面翻，直接翻到招聘栏，认真查看，感觉这个招聘内容与自己可能有点关系的，比如五金厂找技术员，项茹梅马上就照着报纸上的电话打过去。项茹梅感觉把握蛮大，因为招聘的是技术员，而项茹梅此时的技术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小马拉大车不行，大马拉小车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半个月下来，电话费花去不少，没发现一家合适的。首先对方所说的话她大多数都听不懂，其次是对方问她多大年龄，第三是问她什么专业，三关全过的一家没有。于是项茹梅开始改变策略，想着不一定要使劲抱着自己的专业不放，像自己这种年龄和经历，做管理其实也是行的。于是，再打电话的时候，项茹梅就留了一个心眼。首先是不管对口不对口的，只要是招聘管理岗位的，都打电话试试，其次是打过去之后，重点不是介绍自己的专业，而是介绍自己的经历，并且把自己的经历做适当的艺术夸张，比如说自己曾经是大队书记，然后上大学的，想着公社宣传队副队长跟大队书记也就差半截，这样的夸张并不离谱，所以夸张起来倒也理直气壮。可惜当时深圳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的单位大多数都是香港企业，香港老板不识货，并不知道大队书记曾经是个非常显赫的职位，所以项茹梅的这一合理夸张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项茹梅有点失望了，或者说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项茹梅又给王思蜀打电话。王思蜀说：你老是打电话不行，干脆直接去人才市场，直接去跟人家面对面地谈。
“不管怎么说你是大城市来的，”王思蜀鼓励说，“不比那些乡下来的有见识？不管怎么说你是进过大学的，不比那些初中生强？不管怎么说你是党员，不比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靠？不管怎么说你是当过领导的，不比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会处理事情？只要当面一说，肯定行。”
王思蜀到底是做思想工作出身的，几个“不管怎么说”一下子就把项茹梅的闯劲又鼓动起来了。项茹梅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就好了。当然，王思蜀并不是用人单位的老板，项茹梅要想找工作还得靠自己。于是到街上好好做了一个头，穿上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带上毕业证和交党费的小红本子，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人才市场。
项茹梅的这身打扮和心态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她无论走到哪个摊位面前，招聘单位的人都会主动站起来与她打招呼。刚开始她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人家把她当成人才市场的管理人员了。最后她只好向人家解释，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态度才有所转变，甚至是马上就变了，那脸仿佛变成了她上山下乡的大巴山区生长的一种含羞草，本来是热情奔放的，只要人手往上一碰，马上就耷拉下来。个别生命力旺盛的脸庞收拢不回去，假心假意地给她一张表格填写，并让她回去等通知，但那通知仿佛是王母娘娘的诏书，向来都是有去无回的。
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项茹梅的脸皮变得厚了一点。再走到招聘摊位面前，如果别人主动跟她打招呼，把她当作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她也就将错就错，主动以管理人员的姿态帮着他们做点事情，比如帮着他们收表格，甚至对应聘人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先套熟悉了再说，人只要套熟悉了，就不好意思马上把自己的脸当作含羞草。她发现这一招果然有效，某些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居然非常尊重她的意见，有时候她自己都被自己搞糊涂了，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了。尽管工作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心情已经好多了。
在这阶段，项茹梅对深圳的这些企业招聘人才的奥秘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了解。当时港资企业比较多，香港老板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往往偏向于会说广东话的，在某些香港老板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广东人，另一种是北方人。还有的老板更直接，干脆将全世界的人归结为“说普通话的”和“说白话的”。项茹梅当然就属于那些“说普通话”的“北方人”，自然不在青睐之列。台湾的老板对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倒不是很在意，但是在招聘女职员的时候，往往要求对方年轻，台湾老板对年纪大的女人不感兴趣。项茹梅无疑是属于年纪大的，说不定还是特大的，因为这里是人才市场，来的都是“人才”，什么是人才？根据项茹梅的实际观察，在这里，所谓的“人才”对男人来说就是要有高学历，对女人来说就是年轻漂亮。“女人才”首先要年轻，要是连年轻都谈不上，后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连看都不用看了。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深圳的老板都挑剔，更不能由此断定老板们好色，说到底，这也是有人才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深圳，必然导致深圳的人才相对过剩，因此用人单位当然就要挑剔。以前在重庆的时候，项茹梅以为重庆的女人最漂亮，到了深圳以后，她才发现深圳的女人比重庆的女人漂亮。不是漂亮一点，而是漂亮许多。首先，重庆的女人是漂亮，但是并不是都漂亮，重庆的女人有漂亮的，也有非常一般的，甚至还有比较丑的，并且歪鼻子斜眼神经有问题的并不少见，但是深圳没有，至少来深圳人才市场的女人没有丑的，全部都是漂亮的。这样，对项茹梅就非常不利。项茹梅走在重庆的大街上，虽然不敢自称是漂亮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说她丑，但是在深圳不一样，在深圳，准确地说在深圳人才市场，基本上可以说项茹梅是长的最不漂亮的。“最不漂亮的”是不是就是最丑的？不知道，自己想吧。其次，重庆的女人虽然漂亮，但是不能说重庆的女人年轻，事实上，重庆的女人既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甚至还有老的不成样子的，但是深圳没有，至少说深圳的人才市场绝对没有，到深圳人才市场来的女人全部都是年轻的。这个现状对项茹梅更是不利。在重庆的大街上，在别人的眼里项茹梅或许并不年轻，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她老，但是在深圳，尤其是在深圳的人才市场，项茹梅夹在一大批女孩当中，确实非常出众，出众到用人单位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作是应聘者。
两个月下来，项茹梅已经不是失望了，而是绝望了。这个时候，她经常无缘无辜跟欧阳健发火，耍脾气。仿佛她今天的一切不开心都是欧阳健造成的。面对她多次的无端挑衅，欧阳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与她计较的，有时候实在过分了，欧阳健会跟她讲道理，问她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项茹梅讲不出任何道理，是她自己坚决要求来深圳的，她怪不得欧阳健，她也不愿意对欧阳健说她在人才市场所遭受的那些屈辱。项茹梅是个要强的人，她不会让别人来同情她，甚至不愿意接受别人哪怕确实是善意的帮助。但是深圳太现实了，或者说市场经济太现实了。说实话，这个时候项茹梅甚至想到了死。但是就是死她也不愿意这样窝囊地死。
欧阳健是个不求人的人，但是为了项茹梅工作的事情，他还是求人了。准确地说他私下求了两个人，一个是他们的校长，另一个就是倪和平。求校长的时候直接一些，就是说希望校长为他老婆的工作问题想想办法。求倪和平的时候含蓄一些，电话里面说最近项茹梅因为工作的事情不是很开心。倪和平说：我放在心上。
这边校长和倪和平还没有佳音，那边项茹梅却意外地有了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并且是对方老板上赶子求着项茹梅去上班，具体地说是担任公司的财务经理。这就叫做天无绝人之路。
那天项茹梅从菜市场买菜回来，路过书报亭，正在犹豫还要不要买一份报纸。买吧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项茹梅已经死心了，当了两个月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居然一无所获，难道还敢指望一份小小的报纸发生奇迹？不买吧似乎有点不甘心，想着万一呢？说不定呢？正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从她身旁擦身而过，但是过去之后，马上又在路边停了下来，并且摇下车窗，从里面伸出一个脑袋，回头盯着项茹梅看了半天，一直看到项茹梅走到了轿车边上，那个人才喊：“项茹梅！”
项茹梅差点把西瓜掉到地上，定神一看，是车上的人喊的，等她看清楚车上的人是谁的时候，牛德望已经下了车，站在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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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当项茹梅看清楚是曾经热烈地追求过自己的牛德望的时候，一下子哭起来。项茹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起来，而且哭的那么伤心，那么控制不住，那么震撼人心。后来据牛德望跟倪和平说，那一刻，牛德望感到了一种空前的责任，感到自己对项茹梅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后来坚决要求项茹梅去他的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并且说项茹梅是最合适的财务经理，因为项茹梅可靠，因为项茹梅当初在他们班数学最好。
项茹梅自己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号啕大哭，事实上，在项茹梅的记忆中，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哭过，在夜闯野狼坡的时候没有，在这两个月遭受绝望和屈辱的时候没有，大约女人命里面注定就要哭的，如果前半生不哭，那么后半生就一定要哭，而且是大哭，要把以前的眼泪补回来。但是项茹梅为什么早不哭晚不哭，而恰好是在见到牛德望的时候大哭，谁也解释不清楚。但那天她确实是大哭，要不是牛德望及时把她引上了车，开走，就足以引起过路人的围观。其实即使那样项茹梅也无所谓，项茹梅是个敢做敢为的人，敢做敢为的人当然也敢哭。
牛德望后来对倪和平说，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不是上大学，不是挣到第一桶金，不是洞房花烛夜，也不是完全拥有项茹梅的那一刻，而是那天他看到项茹梅在他面前号啕大哭的那个瞬间。那是一个永恒的瞬间。那个瞬间改变了项茹梅的命运，改变了牛德望的命运，改变了欧阳健的命运，还改变了其他一些人的命运。
第三章 牛德望
13
项茹梅和牛德望是同班同学，他们俩都是从大巴山区的延安人民公社推荐到重庆钢铁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并且同学们还知道他们俩以前就是搭档，一个是宣传队的队长，一个是副队长，而且牛德望还是项茹梅的入党介绍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班上同学还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时间长了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确实不是这么回事。自打项茹梅因为欧阳健的事而打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的时候，牛德望就已经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了。尽管他舅舅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把他们俩同时推荐上大学会有利于他们的感情发展，但是牛德望已经不做这个努力了，或者说是牛德望已经被项茹梅对欧阳健真挚的感情所感动，再也不打算充当感情上的“第三者”了。在那个年代，“第三者”还是个新名词，并且是个非常不好的新名词。
牛德望后来跟他们班一个广东的女孩子好上了。那个广东女孩子是广东潮州人，叫于爱琴，听起来好像很喜欢某种乐器，比如小提琴，其实不是。于爱琴并不漂亮，黑，而且个子不高，腰细，屁股翘，两个颧骨突出，额头隆起，这样就显得眼睛很凹，看上去有点像越南电影《畛姑娘的深林》里面的那个越南姑娘，眼光有神，待人总是一张笑脸，因此蛮讨人喜欢的。
牛德望跟于爱琴两个的事好像还是女方主动的。首先是因为她听说牛德望是“延安人民公社”来的，因此就非常羡慕，觉得延安来的应当非常了不起。于爱琴比他们小一轮，没有赶上大串联，听说过延安，主要是在歌里面听过，知道“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但是没有去过，她有一次问同学，怎么延安是在四川呀？一时间被班上同学传为笑话。但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于爱琴，反而还觉得她蛮好玩的。其实女人一旦犯傻气都让人觉得蛮好玩的。中国古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话虽然偏激，但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像这样犯傻气的女人至少让人放心，让人觉得她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甚至觉得她蛮善良，女人一旦善良了，能不可爱吗。其次是于爱琴非常崇拜牛德望，觉得牛德望既当过解放军，又在农村当那么多年的基层领导，真了不起。在这种好奇与崇拜的双重作用下，女孩就主动与牛德望接近，比如谈心，要求进步，比如给饭票，说自己反正也吃不了，再后来干脆两个人饭票合起来吃，理由是她喜欢吃瘦肉，而牛德望喜欢吃肥肉，两个人合起来吃不浪费。等到他们俩合起来吃饭的时候，想不好都不行了。但是在毕业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进来的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他们那时候是中国当时最耀眼的人，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凯歌声中踏进大学的，他们不但上大学，而且还要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尤其是教育战线，变化最明显，一个“考”字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高考制度的恢复，振奋了全国人民，涉及到千家万户，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效果最明显的举动，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后来的“包”字。事实上，项茹梅、牛德望、于爱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毕业，欧阳健他们这批通过高考的新一代大学生已经踏进校门。各个学校发生新老学生闹矛盾甚至打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在当时重庆钢铁学院的学生食堂，排队的时候有学生插队，于是新同学就写出一个类似大字报的东西贴在食堂里面，说他们来了之后看见了一个与高等学府极不相称的现象云云，老学员一看，不愿意了，马上就写出另外一个东西，说在这些吃饭不排队的人当中，居然发现不少陌生而肮脏的面孔，等等。好在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扩大，因为老同学很快就毕业离校了。
老学员在毕业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这批学员进来的时候说好是“社来社去”的，但是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社来社去”已经是一个需要纠正甚至遭受批判的东西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到底往哪里分配呢？说实话，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当时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政策。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于是，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种方式认为这批工农兵学员是当年毛主席搞的，既然是毛主席搞的，能不动最好就不要动，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照过去方针办”，甚至还有一些领导公开说他对“红卫兵”和“工农兵”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在一些地方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招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另一方面工农兵学员仍然还要社来社去。学员本人当然不愿意社来社去，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集体请愿的事件。最后，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比较妥协的方法，就是改“社来社去”为“哪来哪去”，并且对这个“哪”字做适当地延伸。以项茹梅和牛德望为例，他们都来自大巴山区的延安人民公社，按说他们都应当回到大巴山区，但是只要将“哪”再往前面延伸一点点，回大巴山区的只能是牛德望，而项茹梅在来大巴山区之前是从重庆“来”的，所以这时候就应当再“回到”重庆。
牛德望们震怒了。据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大骂社会，大骂学校，大骂项茹梅他们这些原本就是来自城市的同学，说这些同学利用了农村的同学，当他们自己能够留在城市之后，马上就抛弃了这些农村的同学。就像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前面的人一旦自己已经挤上去了，马上就回过头来踩后面的人。
对于牛德望来说，现实更加残酷，因为按照这个分配方案，他必须回到大巴山区，而于爱琴则要回到广东潮州。所以，牛德望是怀着怨恨离开钢院的，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班同学联系，包括项茹梅。
项茹梅后来还跟王思蜀打听过牛德望，据王思蜀说，牛德望大学毕业以后是回到了延安人民公社，并且还带回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长的像越南人，但是心眼特别好，为了牛德望，居然放弃回广东，跟着牛德望来到大巴山区。再后来，王思蜀自己也顶父亲的职回到了重庆，对牛德望的事情也就不清楚了，但是她仍然跟原来的延安公社也就是后来的大弯人民公社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她知道牛德望最后跟着那个女的去了广东。
那个女的当然就是于爱琴。于爱琴现在是牛德望的老婆。于爱琴身材矮小，但是生育能力不弱，本来在四川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到了广东潮州以后，一个孩子实在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于是抓紧时间又连续生了两胎。三个小孩在项茹梅他们看起来已经够吓人的了，但是据说在当地还算是相对落后的，于爱琴的哥哥有六个孩子，妹妹也有四个，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她应当再生两个才行。
在于爱琴大量生育的同时，牛德望在拼命赚钱。这也是被逼的，牛德望跟着于爱琴来到广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拼命赚钱才能获得安全感，只有赚很多钱才能心理平衡。牛德望毕竟上过大学，毕竟当过兵，毕竟当过领导，毕竟见多识广，所以，在赚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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