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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舞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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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小时候,她在学校里常唱这首歌。那时候除了唱《国际歌》,还要唱毛主席语录歌。除了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跳“忠”字舞。对孩子来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凯瑞采访的那家公司副经理,就是中国的“老三届”知青。他来到巴黎已经15年了,与凯瑞谈起“文革”,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如今的“文革”研究者,海外学者比国内多。国内的知识分子,有着某种局限性和自身的懦弱。因此,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纳粹暴行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没有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及原苏联境内其他民族人民,对70年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而中国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深入到大部分国民的骨髓里。所以,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过去了的伤痕和耻辱,勇敢地追问历史,不做一个历史的局外人,是21世纪中国人的责任。
  凯瑞的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她觉得不仅是因为新结识了一个在巴黎的中国知青,更重要的是他让她懂得了作为中国人,除了对中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还要有对中国历史的追问与反思。这天凯瑞回到家,第一次与阿芒探讨了有关“文革”的余毒。那余毒让当代中国大部分人,都缺乏忏悔与反省意识。
  阿芒谈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故事。
  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士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换手。于是,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索尔仁尼琴当时感到自豪地说:“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判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承受了很多苦难,从苦难中反省自己当年的这一行径是可耻的。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谁又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1993年,他在回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阿芒说到这里,凯瑞觉得与阿芒又在灵魂上走近了一些。他们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后的不少中国人,他们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质利益”。只有少数人,仍在精神世界里坚守着。凯瑞觉得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在没有来巴黎前,她便是个对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每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时候凯瑞在漫想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凯瑞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凯瑞白天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的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所以,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8(2)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凯瑞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一个精神富翁的境界,是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的。凯瑞想,做一个精神富翁是她的理想。
  现在,凯瑞打开采访时副经理送给她的摄影图片册《石头》。一幅幅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石头图片,是一个石头的艺术世界。那些自然的嶙峋怪石是文人的雅玩。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大画家米元章都有石癖。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对石头以美名曰“玉贝叶”、“红蜀锦”。
  其实,石头也是有灵性的。“三生石”能说禅,“补天石”能通神,“望夫石”可言情,“雨花石”可审美,“太湖石”可造景……林语堂说:“山峰的静默、伟大和永久性,可说是中国人喜欢石头的原因。”凯瑞想对石头的嗜好,也就是对艺术的热爱。石头之于女性,应该是一种高贵的阳刚之气的滋养。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1)
整整一个上午,阿芒都有些忧郁、苦闷和迷惘。他拖着因血压有些偏高而引起头晕的躯体,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已经倦于在这个风光旖旎的异国城市。但塞纳河畔召唤着他的幻想。他在巴黎一眨眼,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岁月如梭,他的心却是依然年轻。
  六月的巴黎是个节日。是阿芒喜欢的节日。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在英国伦敦组织法国抵抗运动发表“618号召书”的纪念节日。阿芒喜欢戴高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精神。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伤,差一点儿死在战场上。他被俘过,被囚过,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闪击战,遭到了担任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戴高乐的有力狙击。戴高乐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进行殊死战斗,以挽回法兰西的荣誉。
  阿芒在收录机里,听到过戴高乐雄狮般的吼声。也知道戴高乐在法国最困难时期,宣布法国不孤立。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因为,戴高乐相信法国能够把战争继续下去,并且取得胜利。如果说巴黎拥有荣誉和辉煌的历史,那么戴高乐就是这种荣誉和历史,最具代表的一位伟大缔造者。戴高乐在想象和现实、丰富的智慧和历史的选择之上,建立了法兰西式的权威。权威不是权力,不是武力、不是教条。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都在或希望、或时运、或星宿之迷惘中告别历史,戴高乐则是在权威和权力、武力之间的彷徨中,一度失掉了法兰西。然而,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
  阿芒对法国的历史、文学、艺术都十分感兴趣,小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今他对这个在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已了如指掌。他不至一次地对凯瑞说:“在莫洛温王朝的时代,西岱岛上已经有了一座小教堂。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路易七世,他们共同为这座教堂奠基,但直到1345年才算建成。以后又经过多次战火的焚烧和修复,这座八百多年前的庄严巍峨的建筑才保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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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芒与凯瑞很少一起游巴黎。最多在古老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上走走。香榭丽舍田园大街,西北东南走向,它宽阔、壮观、豪华、典雅,是巴黎引以为荣的风景线。两旁各十余米宽的人行道,中间日夜涌流不息的车道,能并排行驶十辆汽车。然而拥挤、噪音、污染、车祸,已成为威胁人们生活的公害。法国著名建筑师贝尔纳—戴斐斯说:“巴黎正在形成一个地狱……”其实不仅仅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这种现象。
  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的西端,有拿破仑一世为远征莫斯科于1806年2月12日颁布命令开始建造,于1836年7月29日落成的凯旋门。凯旋门高五十米,宽四十五米,比意大利罗马著名的君士坦丁门还要宏伟壮观。东西两侧是描写战争与和平的庄严而神圣的巨大浮雕,最负盛名的是描绘1792年威武的义勇军高唱《马赛曲》出征的场面。拱门内壁镌刻着一百二十个有名的战役和六百三十八位将军的姓名,拱门下面安放了无名战士的墓碑。一盏长明火炬燃烧着英雄的精神。鲜花组成的国旗,表达了人民对为法兰西民族而战死的无名英雄的追念。
  阿芒与凯瑞沿着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由西而东,穿过人群走到它尽头的协和广场。广场建于1757年,六年后取名路易十五广场,中心有路易十五的巨大铜质骑马像。1793年,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中,觉醒了的法国人民,愤怒地推倒了路易十五的骑马塑像,搭起断头台,处死了封建暴君路易十六。1795年广场改称为: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曾经是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用信仰和沙袋筑成街垒,抗击凡尔赛匪徒进攻的地方。它的四角有八座雕像,分别代表马赛、里昂等八大城市,象征着民主。所以,漫步在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不仅能目睹世界一流的时装,还能恍惚间走进法兰西历史,仿佛在《马赛曲》中听到游行者的呐喊、强盗的枪响……
  那天阿芒与凯瑞回到家里,凯瑞接到阿芒母亲的电话。阿芒母亲说,阿芒父亲心脏病犯了,住医院了。
  凯瑞把电话筒转给阿芒,阿芒知道父亲的病一旦复发,总是来势凶猛。那晚阿芒父亲坐在驶往医院的出租汽车里,仰着的身体紧靠神情黯然的老伴。天空中飘着倾盆大雨,汽车挡风玻璃前形成一道冒着白汽的雨幕。阿芒父亲自己感觉这次复发不很严重。他似乎相信自己的心脏不至于衰竭。于是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车窗外刷刷的雨滴和交会而过的汽车。
  夜晚的街道是冷清的,没有白天高密度的人流。阿芒父亲靠在老伴身上,感到从没有过的亲切和安详。此时此刻,他是完全忘记了蕴藏在他心里几十年的红了。几十年来,红不过是个虚无的女人。是他心灵隐秘的一个想象、一份眷念。而老伴是实实在在,在他身边守候和照顾他的女人。他忽然感到愧疚,感到对老伴的一份深深的歉意。
  出租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后,停在一座洁白围墙前。阿芒父亲由老伴搀扶着走进医院,医院里的酒精、阿摩尼亚、福尔马林混合而成的刺鼻气味,让阿芒父亲刚才的自信与好情绪,一下糟糕了起来。尤其看到冷酷无情的医生,和愁眉苦脸的病人。阿芒父亲的双腿,便直打哆嗦。说实在,他焦虑的心情,并不寄希望于药物和护理。只是在内心深处恳求生命本身的机制,再次献出它的不为人知的秘密。让一个生命以它原来的方式,继续存在。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2)
医生让阿芒的父亲住院治疗。阿芒父亲吃了药、打过针,在老伴的陪伴之下,缓慢地沉入了睡眠之中。他的呼吸平稳,面带疲倦之色,灰白的头发在枕巾上松松的散开。窗外还在继续下雨,漆黑的夜可以听见枝叶被风雨抽打的声音。老伴蜷缩在他的脚边,老伴是累了,躺下没几分钟,就打起呼噜来。
  阿芒搁下母亲的电话,忽然第一次意识到对父亲的依恋之情。他对自己的恻隐之心,大吃一惊。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孽子。除了即时的意愿,在体内没有残存一丝一毫的悲恸之心。任何日积月累的感情因素,都会被不断袭来的一时冲动所捣毁。外部世界的细微声响,亲切地唤起了他的内心需要。他常常毫无保留地,听从于外界的引导。比如,令人怦然心动的电话铃声,一封不期而至的信件,一道乐曲让人心驰神往的休止,书籍的动人片断,人行道旁的邂逅,风景勾起的弥漫回忆,还有对事业成功的期待,与恋人淋漓尽致的欢爱。
  阿芒坐在书桌前,若有所思。此刻,在他面前游移不定的尽是些丑恶的事物。平庸的日子连绵不绝,但岁月会将它们压缩成金属般的碎片。阿芒忽然想起了他的前妻李薇。他认为他与李薇的离异是合情合理的。这么些年来,他只在路上见到过一次李薇,发现她的脸庞上比原来笼罩着一层成熟的光辉。他想起李薇便看看凯瑞,有时候他会觉得女人都是一样的。但有时候又不一样。
  凯瑞做完家务,为阿芒沏了一壶龙井茶。那壶是她从家乡一直带到巴黎来的,是她祖母留下来的古董——紫砂壶。其实凯瑞与阿芒,都不属于真正品茶的人。真正品茶的人是很讲究的。茶在古时候就立在开门七件事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客来敬茶是中国传统礼节。于是古人对品茶就有了“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的说法。细想想这些说法也有道理。工作闲下来捧上一把紫砂壶,或静思或听音乐,或邀两三知己慢慢品茗,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10(1)
像多数周末之夜一样,阿芒与邻居美国女孩麦琪,坐在大学校门边的一个小酒吧里。自从麦琪做了阿芒的学生,这便是他们每个周末的功课。这会儿忧郁的萨克斯乐曲,让阿芒一口一口吞着威士忌时,感到格外有气氛。威士忌的颜色以及它的味道,让阿芒有许多不着边际的联想。首先他觉得,这种味道是代表着西方城市的某些品质、昂贵却苦涩,浓烈里潜伏着深深的忧郁。
  阿芒抿一口威士忌,目光从酒吧老板的身上掠到麦琪诱人的嘴唇上。这个金发女郎,蓝眼睛里充斥着血丝,像是几天几夜没睡觉似的。
  “你要少喝些。”她这样关照他。
  阿芒却耸耸肩膀说:“人生难得几回醉,一个人能有多少敞开心扉喝酒的日子。”麦琪想想也是。于是,她把目光游移到阿芒身后的油画上。其实他们在酒吧这样的地方,幽暗的灯光与忧郁的音乐,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置身在画中的。他们是一幅油画中的油画。只不过他们是动态的,有语言、有呼吸还有心跳的感觉。而阿芒身后的油画,是一幅静物。如果麦琪没有看错,她便认为那就是达利1941年的作品《面包》。《面包》是达利在创作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幅画。它灰褐色的背景,衬托一张占有整个画面四分之一的桌子,画中央的桌角上,一个盛装瓣开半片面包的藤蓝。它精致细腻、玲珑的画面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静态之美。不容置疑,达利的艺术始终遵循他自己的创作个性。
  麦琪兴致盎然地欣赏这幅名画。阿芒不满地拍拍她的肩膀,提醒她让她的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她猜想他又要与她讲述一些中国民间的故事。可以说她对中国民间的认识,全来自阿芒的叙述。她知道阿芒并非等闲之辈。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法国,这不是社会精英又是什么呢?
  阿芒讲述江南运河边上的一则小故事时,麦琪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阿芒身后的那幅油画上。达利的怪诞、荒唐和不可理喻的独特绘画表现方法,对当代的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建筑等文化艺术影响是深远的。麦琪这么想的时候,阿芒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然后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麦琪觉得阿芒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眼角里有泪水溢出来。那则故事,确实太凄伤了。麦琪觉得阿芒的泪水,仿佛像晶莹的玉珠,透过厚厚的窗帘,与塞纳河畔的黄昏融合在一起。
  阿芒是麦琪惟一的中国老师。麦琪喜欢听阿芒讲述的故事,但由于她自己身体内部的一些原因,她常常无法使自己精力集中。这时候他们的话题就像驯鹿一样跳跃。阿芒当然不太满意这种谈话方式。他开始沉默。这令他从某种角度看来,像个智者。于是他们在音乐中遐想,他们的遐想象空气一样在酒吧里流淌。这时候,一个中年白人朝他们走来。他的身姿在萨克斯音乐的流水里,像一块格格不入的杂物。阿芒有些警惕,可麦琪热情地招呼他。原来他就是麦琪的美国老乡。为了让他们老乡见老乡,快乐地聚在一起,阿芒知趣地借故上洗手间,暂时离开了酒吧。初秋的巴黎,覆盖着一层层阳光。阿芒走在学校一片葱绿的小径上,它的尽头就是图书馆。阿芒无数次坐在那里,有时并不阅读,只是感觉和呼吸,或者做他几乎百做不厌的功课——浮想联翩。
  身在异国,对祖国的浮想联翩,就是他的幸福之事。现在他一个人坐在小径边的石凳上,与他同坐的是一盆文竹。它的主人为什么把它遗弃在这里?遗弃和失踪,似乎有点儿关系。天渐渐黑了下来,天空没有云影,倒是有几颗星星,像鬼火一样地眨巴着。他静静地观赏,想起小时候观星时看到的斗转星移的壮丽风景。
  现在晚风在黑暗中逡巡,晚风让夜有了生气,同时也让黑暗有了更深邃的神秘。阿芒想象风鼓满了天宇,与黑暗一起潮涨潮落。一切都变得轻飘起来,自我就像一张薄薄的纸,随时都有可能随风起舞。阿芒为晚风而感动。阿芒重新回到酒吧时,发现麦琪与中年白人已都不在酒吧,他便一个人回家了。
  半夜之后,麦琪给阿芒打来电话。阿芒那一刻正在洗手间,午夜的铃声是那么的刺耳,阿芒本想湿淋淋地,裸身奔出来扑向电话机。然而他听见凯瑞已经接过电话,凯瑞疑惑地问:“麦琪,你找阿芒有事吗?”
  麦琪说:“我老乡的中国妻子失踪了。”
  凯瑞说:“那么应该报警。”
  麦琪说:“老早就报过警了。”
  凯瑞把电话筒给正从卫生间裹着浴巾出来的阿芒,阿芒这才明白,麦琪那个老乡的中国妻子原来就是他们学校经济系的学生。麦琪认识她,与她最后分别的那个午后,她们还在校园西门的那片大草坪上晒太阳。她当时穿着黑色紧身裤,两条修长的腿,线条十分美丽。她们晒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太阳,告别时麦琪借给她两百美元。这以后就再没见过她,若不是在酒吧遇见她丈夫,麦琪还真不知道她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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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琪说她那天没有注意她的情绪。麦琪听她一个劲儿地讲着一个失踪女人的故事。她说有一天她与朋友们驱车去一个公园,看见一群人正在搜索一个失踪的女人。那个年轻帅气的白人警察叫他们别下车,而学生报的一个记者,拉住她的胳臂要她回答一些问题。她没有回答,那个白人警察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要么就参加搜索,要么就滚开。”于是学生报的记者耸耸肩膀,收起本子,一声不响地上了他们的汽车。他坐在她身边,她并没有讨厌他。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10(2)
她就是那个时候认识记者的。汽车在翻山时,马达声格外隆隆地响。他们几乎没有听到警察让他们到卡林顿集合。树林和山岩使他们下了车。他们艰难地走在一片灌木丛档路的林子里,记者与她闲聊着。她没有与麦琪讲,她与记者的关系。她只告诉麦琪,后来他们到卡林顿已是黄昏了,年轻的白人警官一脸严肃地给他们发了一张复印地图,要求他们包干地图上画着圈儿的几块地方。他们搜索了一阵,当然是毫无所获。她说他们又不认识那个失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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