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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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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主编蒋子丹放下了自己醉心的写作，按照韩少功的说法，她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成了一个跑全场的足球运动员。组稿原来是她的强项，现在，排版设计也成了她的强项，还有发行，也成了她的强项。晚上9点以后是长途电话半费优惠时间，她的电话总是从北向南次第拨打，在人们熄灯前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讨。为了增加杂志的发行数量，她一个人面对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的老板，用她的机敏和凌厉与他们讨价还价，催款结算。有时要追回一笔小小的货款，得打上几十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信用，实在让人没有一个好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瓶子里装新酒（5）
出于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编辑人手不足的考虑，杂志社聘请了李陀、南帆两位著名评论家作为特邀编审。
韩少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做一种政治试验来完成。与书本上的理论不同，实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在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民主程序是必须悉心设计的，有时候需要向弱势的一方倾斜。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奸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们往往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些张扬理想旗帜的人，他们在策略上的灵活变通很容易成为一种用来攻击他们的把柄，当成虚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诈的举证。韩少功想必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写道：那些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领导者的行为表率与制度设计一样重要，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厌恶少付出多获取的贪婪行为，耻于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劳动和享受社会的优惠待遇，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亲力亲为，避免给别人增加工作负担，也避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直到后来成为文联主席，他都是最少给部下带来麻烦的领导。有一年因为长时间头痛需要做头部手术，他没有告知什么人，也没有通过关系去找医院，就一个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进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和盥洗室的四铺位病房，因为水龙头开关失灵，流水声二十四小时哗哗不断。他实在睡不好觉，就跟科室医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个病友揣摩半天之后作出判断：你是一个科长。他只是笑笑，询问对方病情如何。手术后的第二天，病友发现来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有科长模样，就给他提了一级，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副处长！临到出院时，该病友又给他提了一级，说：“处长走好！”
旧瓶子里装新酒（6）
在一篇应约给某刊物写的命题作文《一天流水账》中，他记录了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天涯》杂志社社长的生活内容——
早近8点起床，散步菜市场购豆腐、青菜、酱油等，备老婆回来后的炊事。两只油饼一杯热茶算是早点。餐后继续审校《天涯》一篇文学评论的译稿，计改错数十处，删四千多字，似勉强可以出手了。译者的粗疏让人感叹。单正平译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一稿则明天再说。约10时半至退休前任作协主席家谈他的住房问题，或购新房（私人按规定出资一部分），或调换旧房，两种方案任其选择。中午到机场接从湖南度假归来的老婆。我比她早归一周。此次北行最大收获是带孩子冒大雪访当年下放地，见几个好山好水的去处，当年李龙光诸朋友邀我们在那里建房安居。因一武警车在机场“霸道”，车子困在泊车位约40分钟才得返家。车上谈湖南麻将狂潮等社会败相，“赌汉不知亡厂恨”，下岗老同学们的状态堪忧。约14时半拆阅一大堆假期积压的来信和报刊。有《中华读书报》“97风云录”文列“马桥诉讼”两条起因——所谓《马》书“模仿”和为《天涯》做广告——均与诉讼事由无关，可见舆论搅水仍有残余效果。但此类曲解无须逐一辩白。世界之大，即便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误解应属正常比例之内。16时许继续译《惶然录》，得两页。此书稿理应年前交付出版社，眼下看来要拖到三月，奈何？惊羡原作者有如此美丽的思想和文字，可比出自己的肤浅和平庸。晚餐时接海南大学张志扬电话，答应明天下午去听汤一介、乐黛云、赵一凡等人演讲。又与一作家通电话，查清了《天涯》译稿中所引述他的一段原文。晚有孔见来访，听他谈邢家宋朝迁来海南以后的各种故事，其中将盗匪活捉后凌迟下酒时盗匪苦求一死的情节惊心。谈到我近期小说写作的打算，我建议取消“小说”概念而以“叙事”取代，以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裁专制。
入睡前查电子函件，今天没有。
《天涯》改版，聚集了许多殊胜的因缘，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才华。
按照单正平的说法，《天涯》的编辑把每一期杂志都当成创刊号来对待。韩少功和他的同事们为刊物生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天涯》在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第二年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1998年5月，作为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选评的全国四种文学期刊之一，杂志主编蒋子丹应邀在该节目中介绍《天涯》；同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当时读书界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在短短的时间内，杂志就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荷兰汉学家雷马克，美国汉学家朱迪？###，日本学者山口禾子先后到《天涯》访问。有的还与杂志社的编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法国国立图书馆，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柏克莱、斯坦福，日本早稻田，德国海德堡等六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机构，都成为《天涯》的长期订户。而在海南岛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也和三亚的岈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由于杂志特殊的定位，它的社会效应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效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涯》还谈不上什么成功，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被韩少功过高估计。在《我与〈天涯〉》一文中，他写道：“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20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十年之后，在纪念《天涯》改版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又这样说：“《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我傻故我在，我们傻故我们在。”这些话显露了他机巧背后潜藏着的某种笨重的东西，世俗智慧背后某种愚不可及的倔强。玩味辩证法颇有心得的他，总是喜欢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区域，让自己的心活络起来，不至于被一些观念绑架。
马桥事件（1）
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的，还有韩少功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尽管随笔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在韩少功的文学活动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小说的写作。他认为小说仍然是一个作家综合能力的表现，只是他已经读不下那些把事情写得有头有尾、有滋有味，却不能提供多少情感冲撞和心智开启的小说了。对于熟悉传统小说套路的人，技术因素已经不起作用，许多故事一开头就很容易知道结果。他试图尝试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将许多非小说的因素引渡到小说中来，譬如把小说写得像散文那样，或者像随笔乃至诗歌那样。因为故事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对他的发散性的思维已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制约，他不想为了维护故事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类型，牺牲文字的自由和思想的灵变，稀释掉作品灵性和知性上的内涵。实际上，在现代文学中，企图突破小说形式以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度的作家不乏其人，韩少功曾经翻译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小说中引进了哲学的玄议，插入了词典的小样。对形式的探索有时候是出于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有时候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内心的东西能够畅快地流淌出来。
在下乡汨罗的时候，他就发现当地的方言里有许多特殊的词汇，有的发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代，有的含义却源自某个村落的典故，因此，外来人要进入当地的语境之后才能听明白其中的所指。不过，他对语词的自觉捕捉是从80年代前期才真正开始。那时候，对湘楚文化的兴趣使他不断寻找机会到湘西去进行田野调查，随身携带的本子不仅记下了一些民歌民谣，也记下了一些别有意思的语词和短句。直到90年代初，参加过海南省作协一些###的人都能够看到，韩少功总带着小本子，有时不知在记些什么。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习者。就像有的论者所说的，他对语言的兴趣暗合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的本体问题被转换为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又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语言成了意义生成和转换的“家”。这种不期而遇的暗合，赋予他语词兴趣以某种现代性，原本是一种文学预备活动的语词玩味变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事情。
大约在1994年年初，一部词典体长篇小说的构思就在他的脑子里渐渐明晰，让他大脑兴奋起来并进入了状态。这一年，朋友圈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他在鼓捣一本词典小说。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他特地买了一个寻呼机，号码仅告诉少数亲近的朋友，电话则一概不接。他选择自己曾经下放过的、在中国方言版图中最为破碎的地区之一的湖南汨罗，作为小说的基本情景。因为对这里的语言生态、历史文化和生活风貌比较了解，又有过一些记录和思考的积累，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在1995年秋就完成了初稿。
书写得顺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词典的形式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从主体故事结构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小说的结构一下就开放起来，有了许多可以自由进出的口子，作者也从一个接受严格纪律和绝对命令的士兵，变成了一个徜徉在水光山色中览胜的游人，兴起则行，兴尽则止，遇上绝妙的景观即可尽情抒发，否则也可以匆匆走过。在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随笔中，人们可以留意到他的思维并非遵循单一的逻辑路线，而是带有中国古典绘画中那种普遍使用的散点透视的格局。他没有始终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和立场上来观察事物，而是不断地挪动位置，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场角度来观照庐山，企图从中获得一种融会于心的贯通，而不是一种定见或成见。这种迷踪的思维给他的批评者带来困惑和困难，于是，他们有时候会把他当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来对待。在散点透视式的观察和叙述中，各个事物都以现象的身份获得平等的地位，它们都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并以中心的地位与其他中心交会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卷。
在《马桥词典》中，这些分散然而又交融到一起的中心，不是人物和事件，而是一个个语词，它们成为小说的主角，人物和故事只是语词获得意义的因缘聚合，而语词一旦获得意义就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灵性，反过来改写人和事物的关系。在小说的跋里，韩少功表达了他对语词活生生的感受：“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些词。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作者对语词的感觉，近似于农民对禾苗、庄稼的感觉。因此就有了这本关于语词身世的传奇之书。它的使命可以说是对语词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的某种救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霸气书库
马桥事件（2）
表面看来，语词在当代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宠幸，用语词编织起来的媒体和书籍堆满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生活场所，使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的逻辑来寻找意义。然而，就像家族专制时代的妃子，一旦在君王那里受宠，就会反身过来干预朝政，语词作为人与人群交流的工具正日益深入地干预着人们的生活，使我们远离原始的经验和感受。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着的今天，为了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势力范围，扩大流通领地，语词不断剔出自身特有的原始的感性内涵，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抽象、单薄和乏味。就像都市间呼啸奔驶的公共交通，它们给你带来快捷的方便，但总不能抵达你家的小院。除了有机内涵的减少所导致的空洞化之外，语词的不幸和悲哀还集中表现在它对自己出身的遗忘，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进城之后忘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和母亲。语词的这种不孝把自己置于无源之水的境地，其内在生命的枯竭也就在所难免。今天，语词听起来都是没有自身生长过程的共时性存在，是从生存经验之外强加或施舍的一种既成的符号系统。《马桥词典》的写作是逆语言发展的历史的一种努力，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抗拒汹涌澎湃的普通化进程带来的歼灭性暴力，揭示语词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从中来领悟它们被再三剔减的内蕴。而这些被轻易剔出的内蕴包含着的人们对事物至为珍贵的初始领悟。
《马桥词典》展示了语词发生和使用的传奇过程，让我们看到的语词的出生并不是某些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在暗室里构造杜撰的结果，它们的背后隐蔽着许多生动的脸孔、蹊跷的往事、神秘的意境。它们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夹带着怒火和泪水、欢悦和忧思、挚爱和仇怨的生活流。每一个词都有人的命运起伏和心灵悸动。回溯语词自然生成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从语词概念的现成定义退回到尚未构成之前的经验中去，领悟存在难以言说的真实。这也就是从有名返回无名的状态，勘探无中生有的命名过程，其中卷入了种种因缘的聚散。可以说，韩少功所做的工作属于词源学的范畴，《马桥词典》也可以称为《马桥词源》。它通过对马桥地方一个个语词隐秘身世的侦探和解密，了解意义是如何被赋予和剥夺的，以及语言与真实之间复杂有趣的关系。显然，这种努力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有着承接关系，是一种意义的寻源。寻根更多是寻找一种具有民族气质和风度的表现方式，寻到语言为止，而寻源却是要寻找语言背后的隐蔽的东西，让哑巴说话给聋子听，去解读人性和命运的谜团，拓展悟性的空间。《马桥词典》不乏感性的表达，但它给阅读者更多的是心智的启迪。
《马桥词典》是一部相当人性化的词典，总共收入马桥人生活中的一百一十五个关键词，马桥人生活史上的典故被编入其中，成为词义的注解。通过对众多语词个案的考据，我们发现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于是，一部《马桥词典》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故事的集锦，而它叙中夹议的写法看起来又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读者不难联想到中国古典的笔记小品。因此，在新颖的着装之下，包含着十分传统的里料。所以作家王蒙这样说：“书里的精彩的故事如此众多如此沁人心脾或感人肺腑，使我感到与其说是韩书舍弃了故事不如说是集锦了故事，亦即把单线条的故事变成了多线条的故事”，“韩书的结构令我想到《儒林外史》。它把许多各自独立却又味道一致的故事编到一起。他的这种小说结构艺术，战略上是藐视传统的——战术上又是重视传统的，因为他的许多词条都写得极富故事性，趣味盎然，富有人间性，烟火气，不回避食色性也，乃至带几分刺激和悬念。他的小说的形式虽然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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