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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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此外，进入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处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随着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流派，如意识流、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塞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这些缺乏同质经验和情感支持，只是形式上相仿佛的似是而非的写作流派，被评论家黄子平称为“伪现代派”。在1986年发表于《湖南文学》的《东方的寻找与重造》一文中，韩少功回顾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到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还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在创作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随风摇摆。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气质上的意境和美感。这意味着作家们还没有进入专业意义上的创作。就拿《西望茅草地》来说，“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等，都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缺欠。他和当时许多中国作家一样，接受时代精神和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获得诸多高尚的荣誉，但现在看起来还像是习作。
1985：文学的根（2）
在创作中，如何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找准自己说话的语感，而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潜意识的深处贮藏着古老的密码，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与这些密码对接上，并将其激活，催醒沉睡的意象记忆，才能将囚禁在潜意识中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个诗人朋友到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他：“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里，曾给屈原大夫以灵感，并在《离骚》、《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围还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机会，他多次到湘西一带去调查采风，企图从中找到作为一个楚国遗民的心灵感觉和意象表达。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传说，也记下了许多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词短句。这种习惯为他后来的写作，特别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霸气书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百从而在杭州组成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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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周介人先生根据个人记录整理发表的《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转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韩少功的回忆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也有个别事实由于年代已远的原因记忆有些出入。同是与会者的蔡翔认为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在“‘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蔡翔在《关于“杭州会议”的前后》中承认：“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同上注）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5：文学的根（4）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变故的1985年之前召开的，这种变故是遵循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并已经在众多作家的心里谋划着。按照一般历史叙事的模式，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来加以表述，于是杭州会议作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性质，预示着新文###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着的，不仅是“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甚至还有其他未成为流派的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穷途末路的当代文学突出重围的两支奇兵，不构成两条相互斗争的思想路线，而这两支奇兵的突围一下就拓展了中国文学驰骋的疆场。作家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经验的多种说话方式，拥有了作为专业作家应该具备的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开始走向成熟。文学的门槛垫高了两个砖头，80年代前期，一个作家凭借一两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举成名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返回长沙之后，韩少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命名为《文学的根》发表在1985年的《作家》杂志上，对寻根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一个作家理念上的觉醒，也显示出一个小说家别具的理论学养。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作者，对心智的启迪胜于对情绪的感动。
　　《文学的根》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但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寻根是一种人文地理的重新发现，属于文化堪舆的范畴，找到确定新的庙堂建筑的风水，挖掘民族文化矿产资源，承接潜伏的地气和龙脉，获得灵感的源泉。因此，寻根意味着要走进乡土，因为“乡土是民族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凝结着民族深刻的记忆，再现被新近的现实力量强压入集体无意识里的意象，解开其中缠绕不清的情结，获得理解社会和人生的悟性，从而也转移人们对现实粗浅的观念。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现实理解为一个空间范畴，一个当前存在而没有时间纵深的领域，把历史当成大脑里随时可以终止的一种回忆，甚至企图切断它与过去的所有联系，殊不知现实只是历史的一个截面，一个剖开的部分，历史却是现实的纵深。要充分、深入地把握正在进行中的生活，就必须埋入黄土的记忆。“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江浙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清、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文化的东西进行批评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
　　在强调文化寻根的重要性的同时，韩少功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撞了南墙撞北墙的简单摇摆，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就在“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少功却躲进了武汉大学英文系，在樱花大道旁的学生宿舍里大啃英文，除了写家信，几乎不与中文打交道。居住武汉市的文友们都不知道他猫在这里，以致就“寻根”话题前来采访他的《文艺报》记者潘凯雄打听了好久，才在学生食堂里找到他。同室学友们也到这时才知道，这小子是个作家啊。
　　《文学的根》发表之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对这一主张作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引发了文学界和思想界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寻根的理念受到了来自老新、左右两股力量的夹击，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