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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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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2）
当时，荒诞派文学思潮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相对主义的观念成为一种时尚，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也被许多人搬出来，作为硫酸使用，消解曾经被绝对化、神圣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卸下心灵不堪承受之重，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舒缓，即所谓“看透”。对于数十年来被乌托邦梦想悬挂起来，被严格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禁锢起来的中国人，这不失为一种解药、泻药，但人们却把解药当成滋补的营养品来服用。他们所谓看透，并非是佛家所说看破红尘，看破个人的世俗利益、物质欲望的出世情怀，而是看破人生的社会价值并实现终极意义的自我拥抱。正像许多社会思潮一般，这种相对主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演成一种怪异的虚无主义——通过解嘲、回避乃至拒绝社会责任，来偷渡、放纵个人私欲，及时行乐。
针对这种现象，韩少功提出：要把“看透”本身也看透。“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经神圣显赫的绝对化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目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加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总之，要看透“看透”这种心态中所包含的意识无意识内容。因为一个所谓看透了的人，可能是圣人，也可能是流氓。“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乃是执迷”（同上注）。从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禅宗心法的参悟。
通过对看透的看透，对怀疑的怀疑，韩少功的心灵在坠落中上升，在空虚中获得了充实。这样，他完成了由社会而人生、由种族而性命、由天理而人心、由外学而内学的基本修习过程，对人生的准备相当充分了。当然，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不止韩某一人，但是不少人由此陷入个人情欲的暗流，在冷漠枯顽的懈怠之中不能自拔，以超脱来拒绝人生和社会的责任。韩仍然企图于空中举实，无中生有，以柔软轻盈之姿游刃于实在事物之中，保持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被命名为悲观进取，尽管知道自己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尽管知道目标实现的希望相当微茫，尽管知道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生出新的问题来，仍然不放弃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地去努力，在过程中而不是到结果里去寻找意义。这有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意思。
1986年8月，韩少功应邀参加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是他第一次出访国外。“国际访问者计划”是美国推广自己国家形象策略的一部分，这次邀请的中国作家除了韩少功，还有剧作家张笑天。前来机场迎接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曾经在湖南医学院当过外教的彼尔先生。他有一个叫“华巍”的中文名字，和从湖南娶来的娇小的中国妻子。这个曾经跳下粪坑为中国朋友捞过手表的高个子算是韩少功的故交，几年前就认识，并且还到韩家一起吃过饭。他接受的任务是每天陪韩少功他们到处参观访问，然后向雇主汇报一天的行程及客人的表现。在他的陪同下，韩少功他们去了交易所、教堂、精神病院、酒吧、贫民窟、越战纪念碑等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所，还到彼尔乡下的家里去体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现代文明程度让韩相当震惊，在一篇讲话里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哇，美国的程控电话、286电脑、飞机、汽车、文明礼貌、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疯人院，觉得比中国的省长住宅还要舒适。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像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那些灰蒙蒙、乱糟糟的城区，只能让人偷偷想到一个词：满目疮痍。他暗暗想，中国要多少年才能够赶上人家啊。当然，他也留意到作为新一代美国人的彼尔的弟弟的迷惘。自由在这个小伙子那里是一种无所适从，他的前方雾气弥漫。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3）
到达爱荷华的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应，当他听说韩少功曾经是红卫兵时，立即露出惊悸的神色，停车招呼自己的同伴：来来，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在很多海外中国人眼里，红卫兵是类似纳粹冲锋队的极端恐怖分子。无论你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他们都无法理解中国的那段历史。红卫兵在西方人那里的知名度是韩想不到的。参加讨论会时，作为作家的韩少功自然要谈到前辈鲁迅、巴金、沈从文，但人们听得一头雾水，脸上皱起一圈圈的疑情，当谈到红卫兵，人们似乎已经了然于心，并对眼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暗生疑惧。
旧金山的一个深夜，和朋友看完电影《长城》出来，在门口碰到一个身体清瘦的金发碧眼的姑娘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分发，传单上是已故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像，和红色经典《白毛女》的剧照：喜儿劈腿一跃高高举起来复枪，落款是黑体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这让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老红卫兵的心里浮想联翩，从流血牺牲的革命想到革命胜利之后的自由与繁荣，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狂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舞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凌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为了争取自由，人类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多少次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多少人头落地，代价可谓惨烈。可有了自由，人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出息呢？有多少人不是在滥用自由，作践自由，廉价地出卖自由？使自由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害无益，追求自由时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性，获得自由之后又坠落成为一种庸俗乃至肮脏下作的东西。于是他想到：“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儿，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的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同上注）于是他想到了赫胥黎老人的危言：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他问自己：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美好的人性吗？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充分自由的社会里，人性的高贵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一条小街斑驳的墙壁上，他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
在美国的日子，他还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同学梁恒，他正在主编一本名叫《知识分子》的杂志，并主持着一个基金会的工作。他告诉韩，他已经与“###”闹翻并脱离了这个组织，在他新写的书《噩梦之后》里，充满着对中国改革的赞许和希望。自称已经是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梁恒，在金碧辉煌的饭店里请韩少功吃饭，两位老同学好不容易坐到一起，但在谈笑风生之余却有些惶然，不知说什么才是。
1987年6月，韩少功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以林业局副局长的身份体验生活。作家到基层社会挂职体验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安排。作家柳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挂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在乡下与农民一起生活劳动。1985年11月，韩少功也曾经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团委挂过副书记职务。这种挂职扩大了作家的经验范围，为他们了解某个社会层面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挂职体验与全职工作有所不同，有相当充裕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利用这些时间，作家照样从事写作。
这一年韩少功主要的文字工作是和二姐韩刚共同翻译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年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昆德拉把政治生活与人的生存体验、哲学与小说结合起来，并采用一种夹叙夹议的方式自由书写，中间甚至还夹有一些名词解释，让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的关于存在的轻重问题，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别的启发性，因为，刚从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想象中走过来的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摆脱生命存在之重，他们缺少轻的体验，也很少有人想到轻的一头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但两姐弟精良的译笔还是给本书增色不少。该书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后，在三个译本中脱颖而出，被视为最佳译本，一直热销至今。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1）
1987年底，中央政府决定把海南岛改制为一个特区省，把这个曾经是穷途末路的热带海岛当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船，推到了许许多多幻想家的面前。一时间，数以万计的人怀着发财发迹发达，挣脱原旧背景关系的愿望，奔赴这块低纬度的土地，使它像诺亚方舟一样拥挤和沉重。他们当中有怀才不遇者和不甘寂寞者，离婚者和无法离婚者，离职者和无法离职者，无职业者和流浪窃贼，逃案犯和刑满释放犯，当然还有出身高贵者和腰缠万贯者。他们像一支杂牌混成旅在秀英码头陆续登陆，带着有限的本钱和无限的情愿。一对对闪闪发亮的眼睛，扫视着椰子树的土地和天空。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洁的天空和轻柔的浮云。在众多攒动的人头中，韩少功是引人注目的，他和叶蔚林等一帮湖南作家一起南迁，人未到名字就在岛上叫响，成为一种号召。
1987年4月，韩少功参加由《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被这里白天的清新爽朗和夜晚的深邃浩瀚所吸引：“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1988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南方的自由》，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回去不久，听说这里要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便鼓动叶蔚林等作家一起前来创业。1988年春节的这一天，他将房子留给性格爽朗、笑声嘹亮的保姆游阿姨，和妻子女儿带着自家的全部积蓄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动身时口袋里揣着他的辞职报告，他太太的工作关系（尚未找到接收单位），女儿的转学证明，还有被褥脸盆热水瓶等家常用品，于大年初三坐船抵达海口秀英港。这一去他决计破釜沉舟，不打算吃回头草。
韩少功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他一直在寻找当年那只飞过蓝天的鸽子降落的地址。这次南迁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一个最完善的社会细胞，在一个有限的部落里，克除地球上现存各种制度的流弊，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自由、人权、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类理想的安全着陆。这是自少年起一直萦绕心怀的未圆之梦，这个梦曾经在汨罗江边磨损过，现在他想完成它，了却一个未遂之愿。当然，这是经过现代主义改造的红卫兵理想，不完全是旧梦的重温。作为一个接受过深重教训的醒觉者，韩少功明白，完成可能就是破灭，但他不在乎结局如何，只在乎过程的美好，他也想睁大眼睛看这个在心头萦绕多年的美梦是如何破碎的，以此探测社会与人性的秘密。这是一道有趣的社会改造习题，也是生活经验的扩大再生产。由于他是一个作家，很容易被理解为文学素材匮乏之后的重新炮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少功经常往返于北京，与李陀、戴晴、苏炜、黄子平、陈建功等有些交往，但崇尚“知行合一”的他，不太习惯京城文学界里飘浮的沙龙气息，希望什么事说了就要去践行，把自己的关怀和抱负施展出来，不能光说不练，老在十几厘米的半径里打转，宁愿磨破嘴皮也不愿磨破脚皮。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估计中国市场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起心要到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去探一下水的深浅。为此，他开始结交一些个体户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习经济之道和理财之术，做好下海游泳的准备。
来到海南，韩少功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便着手开始谋划起事情来。首先，他想到的是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的杂志。根据他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可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杂志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行动相继展开，包括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农场，等等，也已经在谋划之中。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霸气书库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2）
这时候的海南岛，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从大陆鱼贯而入的“人才”很多，而机会十分有限。韩少功一家最初住在叫213号院的部队营房里，“旧营房没有天花板，亚热带的阳光和雨露从青瓦的缝隙里漏进来，一些老鼠在屋梁上跑，扫下成分不明的灰屑。……韩少功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集体营房里，接待过各地前来海口闯荡的文学爱好者。有时候，流水席从中午开到晚上，电饭煲的电线煮得发烫，买一桶花生油，两三天就吃得一滴不剩。最后，韩先生终于招架不住，只好在门口贴出一张启事，内容简单明了，一共三条：不谈生意，不言招聘，不管食宿”（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部由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一凡等组成，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以什么体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最初是有过激烈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市场社会最为普遍的老板制，由极少数核心人物为雇主，其他人为聘用的雇员。老板制在当时被看做是克服大锅饭的体制改革，实行这种体制，显然有利于韩少功所属的领导层，而不利于一般成员，但韩少功仍然坚决反对。他声称平生痛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主张作一种制度上的尝试，建立一种人与人相对平等的劳动股份制。这种制度以劳动付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以资本投入的多少为分配的依据。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它的内容条例，是较有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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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条例组织起来的集体，是一个新型的“公社”，是1825年欧文在三万英亩美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体，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蒂克，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尽管这二十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试验有多大的价值，只是被首创者的热忱感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作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公社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份公约后兴奋不已，非常慎重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有意投资这家杂志的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物属于高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货币资本投入反会掩盖利润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以吃红利，不劳而获，这种东西是违反人性的。他设计了一种没有货币资本和资本家，以劳力支付为分配依据的劳动股份制。公社成员每个人都是杂志社的股东，他们不以资本入股而以劳动入股，参与劳务工资奖金和利润的共同分配。成员之间分配的差距小于1∶3，而执行的结果是不到1∶2。成员退出公社劳动，其工资奖金也停发，但股份仍然持续，并以每年二分之一的比例递减。
原始启动资金是以借欠的形式凑集起来的，大家拿出自己的一些私钱，省文联借了五千元。韩拿出自己数千元存款（是杂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数），把作家协会发的二百多元工资也交给公社，全身全意投入杂志社的运作。他觉得这是一件比写作更有意思的事情，办好了小说完全可以不写。因为正如王樽所说：“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签约之后，大家热情高涨，思维十分活跃。作家张新奇和曾经做过摄影记者的林刚对《海南纪实》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该设想对于《海南纪实》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企图把《海南纪实》办成一个图文并茂，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刊物。杂志编辑的阵容相当可观，都是能写能编的好手，《芙蓉》编辑出身的女作家蒋子丹更是组稿方面又快又狠的枪手。杂志在刊号还没批下来时，就已经被闹得沸沸扬扬，并有书商闻风而来要包销刊物，因此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发行的问题。书商的参与，也带来了许多特别的招数——让零售刊物的每一个书报摊，都张贴《海南纪实》封面的大幅宣传画，这在当时的期刊经销中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举措。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3）
1988年10月，就在《海南纪实》人员尚未聚齐的时候，第一期就出版了，而且创下了发行六十万册的纪录。它以鲜活的版式风格和特别选题以及不易获得的图片材料，吸引了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发行量直线飙升，很快就突破百万册。有时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杂志除了一些“揭秘”、“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和文化解析，经济调控、台湾变局、思想解放、五七年“反右”、“大跃进”、知青运动，等等，都成为专题研讨的题材，一开始就展示出“守正出奇”的大气象，与“拳头加枕头”的其他地摊杂志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诸多文学界与摄影界名家的参与，更促进了刊物在市场上的轰动，差不多在期刊出版领域里是一枝独秀。在杂志出版的同时，杂志社所属的函授学院也开始招生，有两千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整个事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
身为主编的韩少功始终工作在第一线，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为新一期杂志赶写时效性较强的稿件，甚至跑印刷厂校对清样。主编的敬业和劳动股份制以及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旁人看到公社成员如此卖命，以为是给自己干的个体户，听说是为公家干的，都大惑不解。为了保证成员的身体健康，公社不得不强制命令：不准加班，必须吃好睡好。周末还组织郊游活动，到海里去游泳戏浪，到海边的树林里去野餐，让大家的身心得到必要的放松。
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公社开始时的艰苦生活很快改观。成员们的月收入由最初的二百元成倍翻升，并且还享受电话、新宅、高额保险等集体福利。甚至于，午餐也是通过电话订购的方式由餐馆送来，防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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