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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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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
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
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
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
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
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
兵变，族领汀暗牡艿苄芡ㄉ彼懒蓑幻暗亩樱嵛蛔粤⑽寰鳌Ｐ芡�
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
，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
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
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
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
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
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
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
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
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
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
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
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
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
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
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
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
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
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
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
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
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
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
、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
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
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
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
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
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
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
：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
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
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
，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
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
，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
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
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
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
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
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
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
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
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
，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
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
，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
，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
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
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
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
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
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
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
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
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
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
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
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
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当时楚国相邻的部族，
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部族。化外之民，此
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
，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
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
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楚国崛起
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
片由辽阔湖泊江河与雄峻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广袤地带，只有楚国接受了中原王
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政权形式的邦国。也就是说，这一地带只有楚国有持
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然则，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
灭这些部族，也显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
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做一种整合，一种兼
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协的一面。
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
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
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
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
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
贡（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
氏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
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
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
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
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
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
，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
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
渐视作了王族势力，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
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
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
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
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
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
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
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
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
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等记载，皆为私卒，是为
军事分治；其三，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
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势下。据
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开始，到六代之后的
楚庄王，历时近两百年中，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有十
一任，其中八任都是若敖氏族领担任，分别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
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扬）、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
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蔫族族领蔫吕臣，也同样都是老世族。在
如此权力格局下，楚国的大司马（军权）、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权力也全部被
世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楚国王族与若敖氏部族的权力矛盾日渐尖锐。晋楚城濮之战后
，若敖氏因统帅楚军战败而权力动摇，遂发动兵变，先行攻杀了政敌蔫贾，后又
举兵攻打楚庄王。楚庄王骤然难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
的三位王孙为人质，与若敖氏议和。长期经营楚国上层权力的若敖氏族领斗椒公
然拒绝了议和，与楚庄王刀兵相见。虽然，楚庄王最终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并将
若敖氏除保留一支为象征外全部分散灭之，然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却丝毫没
有改变。若敖氏覆灭之后，楚国直到春秋末期，历九代国王十七任令尹，其中十
二任令尹是王族公子，两任是蔫氏部族（孙叔敖、孙叔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
脉（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叶公子高）。
楚国由大世族执政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虽然减缓了大族争夺权力的残
酷程度，但却没有改变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国在春秋时期多次发生老世族兵变，
楚庄王的若敖氏之乱、楚灵王的三公子之乱、楚平王的白公胜之乱等等，每次都
直接危及到楚王与王族，足见世族分治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
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
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
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
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
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
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
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亓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
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
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
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
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
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
（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二，为楚
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
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
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
：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
谋杀了。
吴起的变法方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们如此畏惧？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
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
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
的军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
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
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
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
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
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
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
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
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
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
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
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
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本卷结束） ……
铁血文明 第十章 偏安亡齐
一、南海不定 焉有一统华夏哉
王翦战报飞抵咸阳之时，王城谯楼刚刚打响三更。
看罢战报，嬴政与尚在值夜的李斯蒙毅会商片刻，当即决断：留下蒙毅会同
丞相王绾处置王书房政务，秦王与李斯赶赴郢寿。鸡鸣时分，王车马队已飞出咸
阳兼程东去了。嬴政之所以紧急赶赴郢寿，是因为王翦在战报之外尚有一卷上书
：请对吴越岭南之百越部族连续进兵，一举平定南中国。依此方略，则牵涉诸多
方面须得一体谋划。秦王固可在咸阳召几位重臣就王翦上书议决回复，然终不若
与王翦当面会商更扎实。另一层原因则是，灭楚之战的完胜，证明了王翦当初的
大局洞察之深彻，接踵而来的诸多军政大计，嬴政都想听听王翦的评判。加之王
翦年事已高，夫人故去，此前似乎已有暗疾迹象，能否经得起再下岭南的劳碌亦
未可知。凡此等等，都使嬴政立下决断，无论咸阳有多少政事亟待解决，都得赶
赴淮南立定根本。
从关中直出函谷关，经河外进入鸿沟堤岸大道，再下淮北淮南，一路平坦异
常。赵高驾驭着王车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平野大道上长途飞驰，分外振作，将高
超的驾车技艺挥洒得淋漓尽致。一辆庞大的六马青铜高车平稳得如同水上行舟，
细碎的车铃声在风中连绵不断如编钟齐奏，整齐划一的二十四只马蹄时疾时徐如
同鼓点拍打，身后三千铁骑隆隆如春雷滚动，直是一曲别有况味的铁马铜车行进
乐章。出得安陵，赵高一回首正想问秦王要否歇息打尖，却见前座秦王已经鼾声
如雷，后座李斯直向他摇手。赵高恍然，手中集束马缰稍一收拢，王车立即变为
平稳常速。
“嘭！”鼾声立止，秦王嬴政脚下一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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